八三严打之前的治安，到底有多混乱？

1983年6月16日，八名不满20岁的青年，醉酒之后，血洗内蒙红旗沟农场，24小时内连杀27人，连75岁的老人和不满2岁的婴儿都不放过。

臭名昭著的“唐山菜刀队”，调戏妇女、拦路抢劫，打砸、偷盗无恶不作，甚至还砍杀军人。

就连开国上将杨得志的女儿杨秋华也曾遭到混混骚扰，杨秋华的丈夫不幸死于非命。

在为期三年的“严打”之中，共计逮捕170余万人，判刑174.7万人、其中2.4万人被判处死刑，社会治安明显得到改善，劳动教养32.1万人。

此次“严打”真正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朱老总的孙子朱国华被判处死刑。

与朱国华一起被枪毙的，还有天津警备区政委的儿子。

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的儿子胡晓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的儿子陈晓蒙、陈冰郎均被依法判处死刑。

“现在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但社会治安情况很不好。城市里女工晚上不敢上班，好人怕人，这样下去不得了！这件事情，只有下决心才行。”

1983年，中顾委委员江渭清建议道：“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还有的押送边疆改造。犯罪分子最怕杀头，还有怕吊销户口发配边疆！”

当时的治安环境，可谓极度混乱。妇女不敢单独上夜班、父母不敢让小孩出门。

大批青年拉帮结派，组成了大小团伙，其中最知名的有唐山菜刀帮、湖南斧头帮等团伙，在街上抢劫、调戏妇女。

以唐山“菜刀队”为例，他们跟北戴河的当地人火拼，拿出了大刀、锄头、长矛、石头，甚至出现非法枪枝。

此一战，菜刀队重伤11人，死亡5人。北戴河有21人重伤，3人死亡。

有老人回忆：“那时候，不管大人、小孩，根本都不敢单独出门。”

之所以会出现“菜刀队”，是因为市场上最好卖的东西是菜刀，不仅是菜刀队的成员需要，一般民众日常生活也要用来防身。

在江苏常州，以鲁洪明和周洪根为首的两个团伙，专门在夜晚守在城乡结合部、纺织厂附近等地，对下班女工动手。

广东省由于靠近香港澳门，当地团伙喜欢模仿港澳黑社会取名，有“青龙帮”、“红花会”、“精武门”、“小刀会”等等。

大部分团伙“大法不犯，小法常犯，气倒公安，难倒法院”。

广东省的广汕、广湛等主要公路，常有犯罪团伙夜晚爬车盗窃、哄抢生猪、布料等货车物资。车站、码头、渡口等地也是小偷横行。

寻常百姓，根本就不敢出远门。货车司机，也是跑一趟，赔一趟。辛苦赚得运费，都交了“买路钱”。

当时，在各大城市，都发生过性质极为恶劣的典型事件。

比如“沈阳二王”王宗昉、王宗玮兄弟，公然跑到空军医院行窃，被发现后，当场打死四人。逃亡过程中，在火车上打伤乘警；跑到湖南衡阳，又打死一人，打伤三人，在武汉、江阴等地，大肆抢劫、杀人，最终被警方击毙。

北京某拖拉机厂工人王志刚，因为失恋，竟然自制炸弹，在火车站引爆，9人死亡，81人受伤。

至于点燃“八三严打”的导火索，应当是“六一六案”。

内蒙牙克石红旗沟农场的于洪杰，纠集同伙，酒后滋事，残忍杀死了27名无辜者，其中包括75岁的老人和2岁的幼儿，并有多名女青年被欺辱。

这起极为罕见的凶杀案，闹得谣言四起，人心惶惶。

紧接着，又一外国女记者，在北戴河遭到了凌辱。

1983年7月19日，领导人在北戴河作出指示：“对于当前的各种严重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判决和执行，要从重，从快！”

8月25日，中央颁布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明确指出：“三年内组织三个战役，依法将刑事犯罪分子逮捕一大批，判刑一大批，劳教一大批，注销城市户口一大批，并且杀掉一批有严重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犯罪分子。”

“八三严打”正式拉开帷幕。

在持续三年五个月的“严打”三大战役中，有2.4万人被判处死刑，32.1万人劳动教养。

抓的犯人太多，又有主动投案的，很多地方的看守所、监狱根本就不够用。

参加过“严打”的西安老民警张斌生回忆：“当时西安市被抓的嫌疑人，多得连看守所都装不下，不得不腾出几个防空洞来关人。实在没地方关了，就开始分散转场，分别送往宝鸡、渭南，咸阳等地。”

与其让犯人都挤在监狱里，不如让这些人用行动偿还自己的罪孽，为祖国的边疆建设作点贡献。

西部大开发尚未开始，西北地区还较为落后，因此许多重刑犯都被遣送到了大西北劳动改造。

重刑犯发配西北，既解决了监舍紧张的问题，又有利于西北发展，还能让犯罪分子洗心革面，可谓一举三得。

广袤的大西北，随处都是给犯罪分子准备好的“天然监狱”，大批犯人，被送往新疆、青海、西藏、甘肃等地。

全国第一次向新疆押送犯人的任务，落在了北京市清河农场的广大干警身上。

曾参与过押送任务的毛空军回忆，接到北京市劳改局命令，清河农场首批需要向新疆输送720名囚犯，当时的农场极为忙碌，逐个挑选符合调走条件的犯人，并向上审批。

大家开始忙忙碌碌地腾房子、搬运铺板、加固不结实的门窗,犯人们凭着灵敏的嗅觉已经意识到要集中走人了。

打行李,搜身前，干部让犯人主动把剪子、刀子之类的东西交出来统一保管,他们都遵照着做了。

有些“刺头”对于发配新疆十分抵触，几个人商量着要在押运途中，挣脱手铐、脚镣，劫持干警，抢夺枪支，发起暴动。

尽管不情愿，但这是大势所趋，谁也阻拦不了。

押犯齐和民表示：“我是进过8次公安局的入(拘留、收审)，为什么没改造好，主要是自己不重视改造，满不在乎,连家里都不愿要我。现在调我去新疆，我的思想通了，知识分子、科学家都去开发大西北,我为什么不能去呢？”

一个叫戈新的犯人说：“我是人民的罪人,我父亲死了,我母亲改嫁了，入监后家中未接见过，自己感到刑满后没处投奔。把我调新疆改造，我很激动，领导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不管在这还是在路中，一定服从管教，不惹事。”

所有参加押运的干警，都打起了百分百的精神。

10月24日，719名囚犯准时准点的抵达了乌鲁木齐火车站，被送往各个农场改造。

“在通往大西北的铁路上，每隔一段时间就有装满犯人的专列驶过。”毛空军回忆道。

大西北的监狱，并不是通常意义上那种高墙林立，戒备森严的囚牢，而是划定一大片土地，让犯人们在此开荒、种庄稼、放牧。

比如新疆新安监狱，它隶属兵团第八师142团，监狱是个正方形，建在戈壁上，位置在石河子西北方向。

1983年白宝山被处以11年徒刑后，就被发送到了这里。

每天早上点完名后，犯人们开始吃早饭。

接着，武警押送他们到外面干活。

每个人干活的地方，四个角都插上了小旗子。就跟孙悟空给唐僧画个圈一样，不许出这个圈。到了中午有人过来给他们送饭，吃完饭以后下午接着干活，等到晚上天一黑，再由武警给他们押回监狱吃完饭睡觉。

刑期过半后，就可以成为“外宿犯”。还是以白宝山为例，他当外宿犯时过得还不错。

白天就在山坡上放牛、放羊，晚上可以睡在牛棚边上。

当时西北的绝大多数劳改监狱，都跟新安监狱的情况差不多。

青海省都兰县，人称“监狱城”，专门劳改囚犯的诺木洪农场，就设在这里。

诺木洪农场位于柴达木腹地，周围杳无人烟，连个村子都没有，除了荒漠戈壁，就是高山沟壑。

由于十分贫瘠，犯人们连桌椅板凳都没有，每天都是蹲在地上吃饭。吃的也很简单，无非是煮洋芋、炒洋芋、炖包菜。

在犯人们的垦荒下，诺木洪农场粮食产量，连年提高，现在还是著名的“枸杞基地”。

越狱的情况虽然少，也是有的。

1984年，新疆某改造单位，一犯人趁着看管不严，随即逃跑。

一路上做几天临时工，有了钱就乘火车，没有钱再干临时工，行程半个多月，才逃回到北京。

最后，被派出所的民警人了出来，无路可逃,束手就擒。这名犯人在1984年9月份,又被押运到新疆。

再来说说犯人们刑满释放后的命运，他们有不少人就留在了改造单位继续干活，不仅稳定，还可以拿工作。有不少人，还因此成了农场的正式工人。

当然，绝大多数人还是选择返回原籍。

他们的户口虽然被注销了，但是当警方确定其已经改造良好，不会再犯案后，也会帮其恢复。

这些人有的干点小买卖娶妻生子，有的则打零工维持生计。

不过，还有人因为种种原因再次犯案，白宝山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参考文献：

胡玥.记忆中的一九八三年严打[J].档案春秋,2011,(02):63-64.

刘傅海.改革开放之初的广东那场严打[J].源流,2008,(11):66-75.

西行的囚车 毛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