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1日，新华社播发了由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所写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就在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这两篇文章犹如定时炸弹一般震动全国，一场波及全国的动乱从此开始。

虽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章不是由陈伯达直接起草的，但却经过他的修改和审定，而且，文章的大意也基本上是按照陈伯达的授意写的，这篇文章发表后，陈伯达在达到人生顶峰的同时，实际上，他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

后来陈伯达在法庭上接受审判，当法庭出示陈伯达亲笔修改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初稿和清样时，陈伯达不得不主动认罪，他说道：“就凭这篇文章，也可以判我死罪。”

说起陈伯达，人们都知道他才情很高，会写文章，是一个天生的理论家，当然这一切与他的家庭有很大关系，要知道，陈伯达的曾祖父可是进士出身，祖父也考中过举人，他的父亲至少也是一个秀才，这样的家庭让陈伯达从小就接受了系统的教育，国学基础非常扎实，要不然，他也不会去研究诸子百家了。

当然，如果陈伯达生在清朝，可能会中个举人，如果生在现在，或许会成为一名学者，很难达到他后来的成就高度，也就是说，陈伯达的文章需要一定的政治环境，需要服务于政治，才有用，如若不然，他就只是一个文人。

据说，陈伯达有一句口头禅：“我是小小老百姓”，即便是后来他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国级），又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见到一般的警卫战士仍然张口就说：“我是小小老百姓。”

陈伯达这个口头禅让一些人不太满意，比如说康生，还有江青。

有一次，康生在会议上批评陈伯达，说：“你到处自称‘小小老百姓’，其实是哗众取宠。古代智者说过这样的话‘谦，美德也，过谦者多怀诈；默，懿行也，过默者或藏奸。’”

鉴于陈伯达同样也是一个不太喜欢讲话的人，也就是说，在康生的眼里，陈伯达这个常常自称“小小老百姓”的人，成了奸诈之人。

江青也不太喜欢陈伯达这个口头禅，有一次，江青当面数落陈伯达：“你张口‘小小老百姓’，闭口‘小小老百姓’，你是什么‘小小老百姓’，你是政治局常委，你自称‘小小老百姓’，不是谦虚，是推脱责任。”

确实如此，“好推脱责任”就是陈伯达的软肋。

比如说1967年，为了庆祝解放军建军40周年，《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社论，这篇社论中，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提出的口号“揪军内一小撮”再次被提了出来，这使得人民军队受到极大冲击，局势逐渐失控，当毛主席看到这个口号后，生气地说：“还我长城！”

随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即被隔离审查，陈伯达却称自己没看到那篇社论，要知道，陈伯达可是《红旗》杂志的总编辑，为纪念建军节而发表的文章，如果陈不审阅，不签字，怎么可能会发表呢？

当然，对于这一切，毛主席是心如明镜的，因为陈伯达的覆灭已经不远了。

通常人在死前会有回光返照，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这次会议上，陈伯达依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列在毛主席、林彪与周总理之后，成为党内的第四号人物。令人没想到的是，仅过了一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因支持“天才论”，提出设立国家主席，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

这次批评实际上宣布了陈伯达政治生涯的终结，随后，党内的第四号人物陈伯达便莫名地消失了，他被软禁起来，当他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时，头上多了几顶帽子，比如说“反党分子”、“托派”等等。

1980年，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陈伯达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按照陈伯达从1970年被关押算起，他还有8年的刑期，但鉴于陈伯达曾为革命作出一定的贡献，再结合毛主席后期对待陈伯达的态度，组织给予极大的宽容，准许其保外就医，并给陈伯达安排了一套三居室。

考虑到陈伯达确实是非常罕见的有才之人，陈伯达出狱后，当时中共领导人胡耀邦有意安排陈伯达做一些研究工作，对这个安排，陈伯达非常乐意，要知道，做研究、写文章才是他的特长。

1989年，陈伯达因心肌梗塞病逝于北京，随后以“陈健相”的名字被送到八宝山火化，遗体告别仪式上没有讣告，也没有悼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