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洎，字思道，湖北江陵人。早年曾辅佐南方割据势力萧铣，归唐后任南康州（今江西赣州一带）长史。贞观七年（633年）因政绩卓越被拔㩴入朝，先后担任给事中、治书侍御史、尚书右丞、门下省侍中等要职。与宰相房玄龄，及长孙无忌、高士廉、唐俭、岑文本、杨师道、马周、褚遂良共同组成了贞观中晚期的辅政班子。

刘洎是魏徵忠实拥趸，喜好直言进谏。魏徵病故，他更是以劝谏为己任，屡次指出太宗过失，得到太宗褒奖。

太宗曾在贞观十八年（644年）的一次朝会中，逐一点评长孙无忌等七人行事风格。说到刘洎时，认为他的性格最为刚直，能够权衡利弊，然而过于看重承诺，容易私于朋友。

太宗的话有些委婉，直白点就是说话不会拐弯又太讲哥儿们义气。

贞观十九年（645年）年初，太宗亲征高句丽。临行前，把老成持重的房玄龄留在长安处理国政，让太子李治在定州（河北保定定州）监国，并安排高士廉、刘洎、马周、张行成、高季辅等人辅佐。

太宗向刘洎交代说：“我将远征，你留下辅佐太子，这是国家安危所系，你一定要了解我的心意。”

照理说刘洎只需应上一句“请领导放心，我一定尽心去办”就可以了，但刘洎却脱口而出：“陛下不要担忧，有谁胆敢不听话，臣就请旨杀了他。”

刘洎这句话可能并没其他寓意，只是传达他的赤诚护主之情。然而生杀大权历来由君王掌握，刘洎这么说自然让太宗很不满意，郑重告诫他：“你性格太直，又虑事不周，容易得罪人。如果不加改正，定会因此落败，你要切记。”自此，太宗对刘洎有了看法。

同年年底，太宗班师回到定州。因征途劳累，加之战局不太顺利，以致心力交瘁患病卧床。刘洎与侍臣前来探望，出来后神色忧伤的对旁人说：“皇上病得如此沉重，健康状况实在令人担忧！”

这句话本来没有毛病，但让人传到太宗耳里却成了：“皇上身体不好，国家大事不足为虑。我们只须辅佐年幼太子，仿照伊尹、霍光做法，杀掉怀有异心的臣子，天下自然就可安定。”

本就对刘洎有看法的太宗轻易相信了谗言，下诏说：“刘洎妄议朝政，觊觎权力。还企图夺控朝政，尽杀大臣。应赐其自尽。”于是，刘洎就这样不明不白的丢掉了性命！

我们先不论这件事的是与非，去看看同样担负留守任务的宰相房玄龄。

太宗离开长安前往洛阳，曾交代房玄龄可便宜从事，不必请示报告，这等于把生杀大权交给了他。

但当房玄龄遇到有人告其谋反时，却并未擅做主张，而是将此人押往东都交给太宗。太宗虽下诏斥责房玄龄有负皇帝信任，但貌似严厉的言辞中却包涵着对房玄龄的放心与满意。

房玄龄跟随太宗二十三年，虽因工作原因常被贬黜，但一待太宗气消马上重新起用。一次太宗提拔司农卿李纬为户部尚书，派人询问房玄龄意见，房玄龄只淡淡说了句：“他胡须长得很美。”太宗便立即撤销了李纬户部尚书的命令，改任为洛州刺史。房玄龄病故前，太宗亲临房府与他握手诀别，悲痛之情不可抑制。

拿这两人相比较，即可看出差距在哪里！

太宗为人大度，但绝非是脾气好的人。他常年征战，养成了杀伐果决的气质。你可以当众指责他的过失，甚至与他就某个具体问题强硬辩驳，他不但不会怪你，反会因此褒奖你的忠直，甚至提拔重用。

但他有自己的底线，这个底线就是皇权！

一旦让他认定你的言行危及皇权，不管你是有心还是无意，他都绝对不会手软！

太宗晚年时，只因听到民间有“三代以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说法，就立即处死了小名叫“五娘”的左武卫将军武连县公武安人李君羡，原因是他的官称、封邑都带有“武”字，根本没给他任何解释机会。亏得太史令李淳风以术数劝阻，否则大唐与“武”沾边的人恐怕都免不了要遭遇劫难。

刘洎身处大唐权力中心，本因谨小慎微。而他却在对太宗的劝谏中产生了误区，认为太宗是可以无话不说的哥们和朋友。这种认识上的偏差与性格上的缺陷相混杂，最终使他沦为政治斗争祭坛上的牺牲。

与领导相处即便领导再信任，都要与之保持适度距离和绝对尊重，即便领导再欣赏也不能把他当成朋友来处。

领导可以和你开玩笑，你却千万不能与领导逗闷子，更不可把领导的宽容与信任当做放任的理由，否则遇有“黑锅”，一定由你来背。

越是手中有权，越需小心谨慎，越要向领导及时请示汇报，而不是把领导赋予的权力当作自己本就该有的“一亩三分地”。

刘洎的死是个冤案，但万事均有因果。所谓“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在官场中打拼，与能够左右你命运的人相处，怎可不如履薄冰、慎之又慎！

除非你能抛却名利心，归复田园里。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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