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特务机关——“羽山公馆”（下）

靳书科

1936年11月傅作义军收复百灵庙的军事行动在绝密中进行，及至24日午后，收复百灵庙的捷报才传到归绥市。报发出号外后，日本关东军来电质问羽山喜郎，他才知道这一情况。羽山非常懊悔，自己骂自己是“巴嘎牙路”，并恼怒地说：“这还了得！这还了得！我将怎么交代？我该怎么办？”

最后无法可想，只好请来李英夫一起商量办法。羽山狼狈地对李英夫说：“傅主席太不讲面子，太不够意思，太无人情啦！我诚心诚意地帮助他，想让他摆脱阎锡山的控制，独创一个局面，我如此实心实意地帮助傅主席，而他这次攻打百灵庙事前连个信都不告诉我，让我栽了一个大筋斗，没有办法向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交待，傅主席太不够朋友了！”。

接着又对李英夫说：“连你这位李先生也太不够朋友了吧！”李英夫对他说：“此事我同你一样，事前一点也不知道。傅主席做事一向是‘不说硬话，不做软事’。他向来是做了才说，甚至有时做了也不说。这次战役是傅主席亲自指挥的，连正式作战命令都没有下达（下的口述命令）。又因我经常和你来往，傅主席怕我向你泄露了消息，怎么能让我事先知道呢？”

羽山听后，又自己打自己嘴巴说：“我马鹿！”“我马鹿！”（“马鹿”即日语混蛋的意思）。

我军在百灵庙大捷之后，又相继收复了大庙子。在傅军进攻百灵庙时，驻防大庙子一带的伪军（王英军队一部，金宪章及石玉工两部），曾接到日军指挥官的命令，着该两部前往百灵庙增援。而金、石两部故意迟缓，按兵不动，使日寇指挥官大为震怒，拟派伪蒙古军将该两部解决。

金、石两人察知，遂于12月8、9两日，先后将派在该两部的日本指导官小滨大佐等20余人，全部处死，又将残退到大庙子的穆克登宝部全部解决。并于12月10日，通电反正（起义），傅军于当日收复大庙子。

傅军收复大庙子后，日寇为向小滨大佐等20余人的家属交代，又指示羽山喜郎到绥远省政府气势汹汹地向傅作义索要小滨大佐等20多名日本人的尸骨。

傅说：“此事曾有所闻，但金宪章、石玉山两部，不是我们的部队，与我们无一点关系。这两个部队是由你们日本人亲自组织训练出来的，又是由你们日本人自行指挥的部队干出来的事情，这是金、石两部反正归来以前之事，你们应该去找你们日本的指挥官要人，与我们无关。”羽山理屈词穷而去。

事隔多日，日本特务机关长羽山喜郎，接到日本关东军来电，命令羽山一定要设法将死者的骨灰索回。

羽山喜郎无奈，只好又找傅作义的日文秘书苑乃安向傅作义说：“我们要求寻找死者的尸骨，主要是为了交代死者的家属，并无别的问题，更不会借这些尸骨给你们找麻烦，请你们放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找不到原尸骨，就是找一些其它骨头给我们，只要能交代下去就行”等语。

经傅作义同意，给羽山找了些死者骨，装了20多个小匣子送回日本，这件事才结束。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这时驻在归绥市的日本特务机关长羽山喜郎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呼声中，不能象以前那样再呆下去了，遂向代行主席职权的绥远省民政厅厅长兼绥远省国民兵司令袁庆曾请求回国。

袁庆曾电请傅作义。傅回电：“平绥线战斗激烈，火车不通，可派汽车绕草地送他出境。”送羽山的汽车，行至北草地，司机故意将汽车弄坏，无法行驶。羽山这个作恶多端的日本鬼子，只好改乘骆驼被逐出境。

羽山喜郎驱被逐出境后，随即又到被日军侵占的百灵庙同日本陆军特务机关会合。

1937年10月2日，国民党守军，绥远省国民兵副司令李大超指挥的国民兵团，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指挥的挺进军，撤退到包头后，日本侵略军即开着装甲车和坦克车，打着日本膏药旗，耀武扬威地进入归绥城内，汉奸们以维持会的名义，打着膏药旗子到旧城南门外，把日本鬼子欢迎进归绥市内，让各家挨门挨户悬挂“欢迎大日本皇军”等字样的日本旗，谁家不挂就要受到迫害。

日本侵略军进城不到几天，就到老百姓家中要吃、要喝，并肆无忌惮地到处找“花姑娘”糟害妇女。

此时被躯逐出境的日本特务机关长羽山喜郎，又以胜利者的姿态，卷土重来，并在新城元贞永街（现建设东街），公然挂出日本特务机关的牌子，进行罪恶的特务活动。

羽山首先对他的忠实走狗、被我处死的卖国汉奸黄泉山的家属进行慰问和安抚。其次立即收罗原来的汉奸走狗们为他的特务机关服务。

这时羽山公馆归属日本华北军司令部特务机关领导。内部装置有大型电台一部，一个绘图室情报部内设汉族事务处和蒙族事务两个处，并领导武川特务工作队和百灵庙的特务机关。

另外设有乌兰花采贸办事处、农会调查室、西北回教联合会、西北维吾尔族同乡会、西北贸易商会等外围组织。其活动特点是收买各民族的上层反动分子，封建会道门的反动头子，及一些地痞、流氓、奸商等，以各种伪装派遣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边防地带及宁夏、甘肃、新疆等地，搜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情报。

同时搜集有关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和国民党方面的情报，其中以军事情报为主。另一特点是，每个外围组织内，均派一至三个日本特务分子充当顾问，直接指挥活动。抓捕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和国民党爱国人士。

1940年二，三月间，归绥市抗日救国会的活动，被日寇特务机关发觉，会员及会内负责人段敬斋、刘洪雄、吴杰臣、郑化国、李玉山、贾恭、张克敏、王悌、郝大中等多人被捕。同年

四、五月间，在归绥市东郊白塔一带，将我抗日救国军800多名战士包围，我军死伤数百人。

七月间，又将巴盟师范学校教师白国华、学生武恒军和武恒娴等十多人和实业中学的武恒璋、祁大山、黄媚梅等三人逮捕。

日本特务机关及日宪兵队，将大批的爱国人士称之为政治犯，对这些人进行严刑拷打。

也有在日寇特务人员审讯时，由于几句话回答的不对，就被用皮鞭或棍棒劈头盖脸地乱打一气，最可恨的是有些特务凶手将刚吃过饭菜的人进行毒打，以至吃下去的饭食又很快吐出来。

有些年老体弱的如段敬斋，不到几天就被打死。抗日救国会会员贾恭、刘洪雄、王悌等人都是被捕不到几天就被残害而死。还有一些爱国志士，被关押多年，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被释放出来。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从包头日本特务机关的材料中，得知归绥市的日军和特务工作人员，在傅作义部队未进入归绥市之前，即先撤往大同，并将特务机关在归绥所迫害的革命人员及爱国志士的档案材料全部焚毁。

包头特务机关迫害革命人员及爱国人士的档案材料，据情报主任交代，也在傅军未进城之前焚毁。

傅军除接受包头日本特务机关大型无线电台两部，及一些特工通讯器材外，日本特务机关的活动，从此绝迹。

（责任编辑 云晓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