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生宛如棋局，邵逸夫的每一步落子都计算精准。1月7日清晨，107岁的邵逸夫在香港家中安详离世。在这盘下了一个多世纪的棋局中，他几乎没有浪费片刻时光。
他生在中国最早做电影生意的家族中。父亲邵玉轩本来经营染坊“锦泰昌”，是清末民初上海滩的商界名流，还曾支持过孙中山的革命活动。邵玉轩膝下有五男三女，1907年出生的邵逸夫是第六个孩子，日后便有了“六叔”之称。不过在邵逸夫成为叱咤风云的“六叔”之前，他还是过了不少苦日子的。
1920年邵玉轩病逝上海，他的孩子们却没继承父业，长子邵醉翁买下了“笑舞台”剧院，与当时的另一位著名影人张石川合作经营。不久，张石川离开“笑舞台”，与郑正秋联手创办明星影片公司，拍摄了《孤儿救祖记》（1923）、《火烧红莲寺》（1928）等片，引发轰动。邵醉翁发现，电影这个新事物，比剧院更像一门好生意。
1924年，邵醉翁创办了天一影片公司，这是个地道的家族企业：老大邵醉翁是制片人兼导演，老二邵邨人做编剧，老三邵仁枚负责发行——老六呢？年纪尚小的邵逸夫跑腿打杂，在天一公司推出的第一部影片《立地成佛》里，他担当摄影。
四年后，21岁的邵逸夫和兄长邵仁枚携手闯荡南洋，他很快显露了精明过人的商业头脑，和必不可少的奋斗精神。很多年后他还记得，兄弟俩带着破旧的无声放映机，在东南亚的小城镇里走街串巷，找空地搭帐篷放电影，渐渐打开局面。大约是从这段艰苦时日开始，邵逸夫养成了节俭甚至“抠门”的做派。
1931年明星公司拍摄了中国第一部蜡盘发音的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反响甚佳。邵逸夫见不得对手抢占先机，马上前往美国采购有声电影器材。他乘坐的轮船在美国西海岸附近触礁，邵逸夫落水，抱着一块木板在海上漂了一天才获救。2014年1月7日，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节目谈起邵逸夫当年大难不死的往事，嘉宾许子东说：“他好像那个Pi啊。”
Pi是李安导演电影《少年Pi的奇幻漂流》的主人公，一个经历风浪的幸存者。邵逸夫的好运可能更多些：他从好莱坞买回的器材，帮助邵氏兄弟在香港拍摄了第一部有声粤语片《白金龙》（1932）。该片在内地和东南亚连映数月，场场爆满。在泰国，有观众硬要把留声机砸开，看是不是“有人藏在里面说话”。导致之后邵氏放电影，要安排专人保护设备。《白金龙》成为当年最卖座的粤语片，仅在广州一地的票房收入，就是拍摄成本的60倍。
邵氏出品 必属佳片
天一公司的名字取自“天一生水”，寓意很好，却没能保得平安。1936年，天一香港分公司发生两起火灾，烧毁了大部分胶片。邵氏老大邵醉翁心灰意冷，退出影业隐居上海。接班的邵邨人把公司改名“南洋影片公司”，主业转向收购影院和地产生意。
邵逸夫对二哥的经营思路并不看好。进入五十年代，香港影坛形成了三大势力，邵氏是其中之一，其二是左派的长城和凤凰公司，而实力最强的则是电懋（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
电懋的老板陆运涛出身豪门，其父陆佑是当时的新马首富。传闻陆运涛曾经放话给邵逸夫，只要肯开价，陆家可以立刻收购邵氏在东南亚的所有机构和资产。电懋财大气粗，旗下也是群星璀璨，当时香港影坛的一线明星林黛、尤敏、林翠等人，还有大导演岳枫、陶秦、王天林，著名编剧张爱玲、秦羽、姚克，都签约在电懋。
邵氏在香港的生意每况愈下，为了救急，1957年，已经在南洋风生水起的邵逸夫来到香港。这一年，他50岁。
为了对抗电懋，赢得香港影坛的“话事权”，邵逸夫祭出了“三板斧”。第一斧“重金挖角”，砍向电懋的核心竞争力：人才。
导演李翰祥回忆，刚到香港的邵逸夫很没面子，他请几位大明星到自家别墅吃饭，结果“大牌没到，连二牌三牌也请不齐”。因为当时电懋旗下的签约艺人都被严格控制，不许和其他影业公司接触。不过邵逸夫费尽心机，还是约到了电懋的头牌女星林黛，用两倍的高片酬把她挖了过来。同样被招至邵氏麾下的人才，还有日后成为邵逸夫左膀右臂的邹文怀，他当时是电台主持人，邵逸夫请他主管邵氏的宣传部门。
他的第二板斧，是用创新的影片题材和风格，打破电懋占据优势的粤语片市场。1957年，邵逸夫大胆起用台湾导演李翰祥，为林黛量身打造了一部黄梅调电影《貂蝉》。当年5月公映，《貂蝉》创下了票房纪录，引发香港观众轰动。
关于这部《貂蝉》有两件事要说：一是黄梅调，从此风靡全港，亦成为邵氏电影早期的主打王牌。电懋本以现代都市片著称，但在邵氏制作精良、服饰华美的古装片面前相形见绌，被讥为“烂衫戏”。二是李翰祥，这位三十出头的新人导演一鸣惊人，成为众多电影公司追逐的名导。不过邵逸夫已经和李翰祥签下了长达八年的合约。
邵逸夫的第三板斧，是大手笔兴建“邵氏影城”，打造电影产业流水线。邵逸夫花32万元买下清水湾220号地段，约80万平方英尺的一块地皮，从1957年开始动工建造片厂，耗时七年方才竣工。这就是有“东方荷里活”之称的邵氏影城，内建12个摄影棚，还有配音间、冲印间、餐厅和员工宿舍。除了胶片要外出采购，其他一切制作电影所需工序，和五百多名常驻员工的生活起居，都不用迈出影城半步。
有人，有戏，有产业，邵逸夫便可成事。1960年，香港年度十大卖座影片里，邵氏独占六部，电懋只有三部。香港人记住了邵氏兄弟的“SB”厂标，以及那句深入人心的口号：“邵氏出品，必属佳片。”
邵氏明星，多如天上星
人算不如天算，邵逸夫彻底击败电懋，登上香港影业王座，却是因一场意外事故。1964年6月20日，国民党军官曾晹和王正义劫持一架民航班机飞往大陆，在机上发生枪战，导致飞机失事，坠毁在台中神冈乡，机上乘客52人和机组人员5人全部遇难——陆运涛正在这架飞机上，和他同行的还有电懋的大部分高管。
1964年是邵逸夫的多事之秋：这一年，空难沉重打击了他最大的竞争对手电懋，邵氏从此独霸香港影坛。这一年，他手里最红的明星林黛自杀身亡，死于爱情。这一年，他的儿子邵维铭遭遇绑架，花了三百万赎金消灾。这一年，清水湾邵氏影城竣工，邵逸夫的别墅就在影城的山头上，这里完全属于他，是他的电影帝国。
从1958年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成立，到1987年邵氏宣布停产电影，这三十年，一千多部影片，就是邵逸夫一手开启的新时代。他对香港电影的强大助推力，几乎波及产业的每个细枝末节。
1961年，南国实验剧团成立，郑佩佩、胡燕妮、何莉莉等一大批明星，都出自这所明星学校。及至多年后TVB时代的无线艺员训练班，梁朝伟、周星驰、刘德华等当今一线大咖皆出身邵氏门下。“邵氏明星，多如天上星。”这一切都贯彻着邵逸夫的人才战略：批量制造明星，捧红他们，同时控制他们。
在南国实验剧团，学员每月只有50元津贴，毕业后须经考核通过，签下长达八年的演艺合约，薪水是每月200港元（不会说国语的只有150港元）。尽管如此苛刻，报考者仍络绎不绝。
导演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再大牌的导演，只要在邵氏门下，都得忍受微薄的薪水和高强度的工作。更让很多员工郁闷的是，邵逸夫过人的商业智慧，冲淡了这位老板的人情味。在邵氏要想站得住，业绩是唯一的标准。演员田丰说：“导演拍的戏一卖钱，马上电话就来了，今天到六爷家吃饭；三天以后不卖钱了，看见你，转头装看不见。”邵逸夫自己说过：“我有两千多员工，我讲感情不讲死了吗？”
邵逸夫是举世闻名的慈善家，但在香港娱乐圈，他又以极端吝啬著称。1969年，邵逸夫的红颜知己方逸华小姐加入邵氏，初期负责管理财务，对员工提交的各项预算申请“永远cut半”。有个段子流传甚广：某位副导演完成工作后，按约定应领取一千元酬劳，邵逸夫令会计部和这位副导演商量，能否打点折扣。副导演大怒，当场撕掉支票，撂下一句话：“邵老板多这一千元也富不了多少，我少这一千元也穷不到哪儿去！”
邵逸夫从根本上改变了香港电影的业态，手段便是流水线作业，把电影从很多人观念里的“艺术品”，变成了可以快速批量生产的“商品”。导演楚原擅长拍摄古龙武侠片，曾创下八部电影同时开拍的纪录。
告别电影，转战TVB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邵氏招牌的黄梅调电影逐渐式微，邵逸夫起用胡金铨、张彻等人拍摄武侠片，前者的《大醉侠》和后者的《独臂刀》均成影史经典。某种意义上说，邵逸夫并不缺乏创新意识，又掌握着行业话语权，理当基业长青。
然而凡事并非绝对，邵逸夫的强大控制力，也在邵氏内部埋下隐患，并终在某个契机下引爆。1970年，为邵氏崛起立下汗马功劳的邹文怀离职，组建嘉禾公司，摇身变成邵氏劲敌。邹文怀不仅从邵氏内部带走了自己的亲信班底，还挖走了邵氏当红的武打小生王羽（《独臂刀》主演），并招揽了从美国归来、本想和邵氏合作的另一位巨星——李小龙。
李小龙以每部7500美元的片酬签约嘉禾，拍摄了《唐山大兄》和《精武门》两部轰动大片，帮助邹文怀赢取了对抗昔日老板的资本。1973年李小龙猝死，但嘉禾又有了许冠文的喜剧片《鬼马双星》，这也是曾被邵逸夫拒拍的戏——许冠文曾向邵逸夫提出平分影片利润，这种分成模式如今已成业内通行规则，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显然触及了邵老板的底线。
《鬼马双星》最终在嘉禾旗下收获了625万元票房，邹文怀灵活用人的头脑和机制，把邵逸夫拉下了香港电影的王座。1976年香港十大卖座电影里，邵氏仅剩两部，这种颓势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香港新浪潮电影的繁荣期，严浩、许鞍华、徐克、谭家明等新锐导演，掀开了香港电影本土化的新篇章。
电影业的这些变化，邵逸夫已经无力、也无意应对了，他找到了新的战场：1980年，邵逸夫接替去世的合伙人利孝和，出任TVB董事局主席，开始全力进军电视媒体。1987年，邵氏电影公司正式宣布停产。邵逸夫的电影传奇，至此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