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这是一个改革浪潮风起云涌的时代。然而，轰轰烈烈的改革，也伴随产生了许多问题，其中最典型的一个问题就是——“红二代”是否应禁止进入决策层？

对于此问题，邓公的态度非常明确，他曾说：想要继续改革下去，就应当考虑禁止干部子弟，尤其是“红二代”进入决策层，或者直接让他们退出……

邓公此言犹如千斤巨石，顿时便激起了会场的千层浪，有人当即便提出了反对意见：自家孩子，怎么着也比外人可靠！

在他们看来，“红二代”因为从小就深受父辈的影响，所以他们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度自然也是非常高的，毕竟父辈打下的江山，他们有责任来保卫，不会给父辈脸上抹黑。

然而对此，邓公却有着更深层次的考量。

事实上，“红二代”只是一个时代的符号而已，但一直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很多人普遍对“红二代”的印象都不怎么好，甚至还给他们贴上了“特权阶级”、“既得利益者”等一系列标签。

当然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红二代”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害群之马，从而拉低了“红二代”的整体形象，比如朱德之孙朱国华、开国上将陈再道之子陈东平、原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之子胡晓阳、原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其五之子陈小蒙等，他们都是“红二代”中典型的反面教材。

比如就拿陈东平来说，他的父亲陈再道是功勋卓著的开国上将，但他却没能继承父亲身上的优秀品质，反而利用自己“红二代”的身份胡作非为，竟奸污、猥亵妇女近50人之多，最终被判处死刑。

但话说回来，“红二代”中也有积极进取、德才兼备者，而他们也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进入到党政军高层，成为受人敬仰的优秀领导干部，比如原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之子李铁映、毛岸青之子毛新宇、贺龙元帅之子贺鹏飞、刘少奇之子刘源等等。

所以，无论是“红二代”也好，还是普通人也罢，都有好与坏之分，只不过由于他们的“特殊”身份，使他们从一出生开始就被受外界关注，但这也是无法避免的。

其实，人们对于老一辈革命家都是非常崇敬的，而政府给予他们及其子女一些特殊的待遇，大多数人也是表示理解的，但如果这种待遇一直传承下去，那人们就很难接受了。

倘若权力过度集中，那么势必会导致阶级固化，而阶级固化则会加剧社会矛盾，如此一来，就谈不上什么改革发展了，哪怕是基本的公平正义也将无从谈起。而这也正是邓公所担心的。

或许有人会说：“红二代”毕竟身份特殊，即便他们不仗着自己的身份胡作非为，但在一些事情上，比如“拿批文”、“拿项目”、“接触高层领导”等，他们就是比普通人容易得多。

这样的情况确实存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总能听到某某项目、某某公司有谁谁的背景。从本质上来说，这其实就是用人制度和监督机制的不完善。

把公权力引入到官场和市场，就能进行“权钱交易”，但如果从制度上就扼杀掉这种可能性，一切都照章办事、不徇私情，无论是干部子弟也好，还是平民百姓也罢，都靠真本事上台，按规矩下台，那么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或许有人会觉得在这样的“人情社会”中根本无法办到，但我们仍要持有信心，更何况这些所谓的“红二代”中，害群之马毕竟只占极少数，大多数人都是好的。

说到这里，到底是否应该禁止“红二代”进入领导高层，其答案已渐渐明了，那就是——不应该禁止。因为无论是“红二代”，还是平民子弟，只要是德才兼备者，就有机会进入领导高层。

最后，为了平衡各方意见，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干部提出了一条更为切实的建议：禁止干部子弟从事商业活动，以免他们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社会关系谋取暴利，从而引起群众的不满及损坏党的威信。

这一建议得到了中央和邓公的高度认可。1985年6月23日，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

总的来说，“红二代”搞特殊化是不对的，而歧视“红二代”自然也是不对的。

对此，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只有如此，我们才不会被一些观点所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