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第六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众，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

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必须遵守的原则之一，只有掌握了完整的证据链条，将案件经过还原清楚时，法院才可以根据案情对嫌疑人作出恰当合理的判决。对嫌疑人的判决是一个完整且系统化的过程，而这就要求对案件的审判要从实际出发，在査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依规处理。

在1999年10月，北京西站附近的一处大厦尚未完工，地下二层的仓库也处于封闭的状态，而对于这个被封闭后的仓库，当时只有在那里工作的工人都很少会出入这里。而这处大厦距离西站地下车库的距离也只有短短的几百米，而一名19岁的少女却在走过了这几百米后便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郭某玥是出生在北京一个富裕家庭的女孩，7日晚，当时只有19岁的她为了去公司准备一些资料，便独自开车来到了西站的地下停车场。而她的家人在当天未看到郭某玥回来，便外出寻找，无果后向警方报案，而在调查中，最后一个见到郭某玥的便是停车场的保安，他说当时看到过郭某玥停车后离开。

那么郭某玥在停车后去了哪里？这个疑团一直困扰着办案民警。直到2006年的一天，大厦仓库管理员王某准备去打扫地下二层那间密封已久的仓库时，在仓库的风机室内发现了郭某玥。

警方赶到现场后立即对已经风干了的尸体进行排查，确认死者的身份，由于地处风机室，由于身上的水分由于流失，尸体已经呈现出风干状。经过法医检验以及对装尸体的牛皮袋中的调查后确认，死者死于7年前，在牛皮袋中还有一张1999年10月6日的一份北京晚报，以及死者的衣物。

在经过死者家属的确认以及对DNA进行比对后，确认死者的身份正是7年前失踪的郭某玥。法医对尸体进行检验后发现，死者的死因系钝器多次击打致颅脑损伤，案发地点存在大量的血迹，可以认定为是第一现场，同时，死者生前存在被侵犯的经历，但由于时间过久，无法从中提取到有价值的线索和证据。

而在调查中，民警认为事发地点极为隐蔽，而当时此地又处于密封中，知道这个地点并且能出入的应该是对附近环境很熟悉，而这最有可能的便是当时的施工方。而参与施工的人员来自五湖四海，在工程结束后也都各自离去，排查起来难度极大。

民警在调来当时的施工人员名单后，先后走访了十几个省，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询问调查，最终从当时的门卫大爷口中找到了关键线索。据门卫大爷回忆，一天晚上有三个工人在看完黄色录像带后外出，早上回来时神色慌张，也不知道他们干什么去了。

根据大爷提供的线索，警方找到了杨某华、赵某强、王某明三人，当找到杨某华进行询问调查时，对方却说：“那件事跟我没关系！”。杨某华的这句话立刻引起警方的怀疑，在对其进行审讯期间，他便承认了自己伙同赵某强、王某明二人，将郭某玥侵犯并杀害的事实。随后，警方将赵某强、王某明二人抓捕归案，二人在审讯中也交代了自己当晚的行为。

10月7日晚十时许，郭某玥下车后向大厦方向走去，期间便遇上了三人，双方在发生了口角争执后，三人便将她挟持至案发地点。对其进行侵犯后，为防止事情败露便利用铁管猛击其头面部，随后离开现场。

2007年，王某明因患脑梗身亡，法院对其做出终止审理的决定。而另外两人的精神状态也都不好。而对另外两人的审理中，杨某华、赵某强在供词中翻供，不承认自己有作案经过，两人所讲述的作案过程也有偏差，而在对案发现场进行指认时也因时间太久，周围的环境发生了变化，无法识别具体作案的地点。

在审理过程中，罪行的认定除了需要嫌疑人的口供外，还需要客观物证进行佐证，在审判时才可以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对嫌疑人进行审判量刑。而本案由于时间过去太久，缺乏足够的物证进行支持，而两名嫌疑人前后交代的事实混乱，对现场的指认也存在偏差，无法形成客观、完整的证据链。

最终，法院审理后认为，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杨某华、赵某强作了无罪宣判。

随着刑侦技术的越来越完善和发达，很多往年的重大疑难案件的侦破获得了进展，在案件侦破上的进度也越来越快。在希望有朝一日郭某玥案件可以尘埃落定的同时，也要看到社会法治的进步，希望此类案件不会再次发生。

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是一种理想化的追求，而在案件审理中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案件侦破的过程中合法地获取完整、客观的证据链条，坐实嫌疑人的犯罪行为，让嫌疑人在面对这些证据时哑口无言。案件的真相大白于天下时，也让嫌疑人得到应有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