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0月18日这一天，阳光虽明媚，却照不进重庆市农资公司的大门，新任党委书记钟文泽同志，被一群情绪激昂的职工硬生生地拦在了门槛之外。

那是一幅令人瞠目的画面：几十名职工，犹如一道坚不可摧的人墙，他们的身后，是杂乱无章地摆放着的垃圾桶，仿佛是无声的抗议，又似是对即将到来的变革的嘲弄。“我们不需要党委书记！”他们的呼喊声，如同秋日里的惊雷，出人意外，久久回荡。

钟文泽同志，这位肩负重任的新任党委书记，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阵仗，显然有些措手不及。他试图与职工们沟通，试图解释，但那些愤怒的声音如同潮水般将他淹没。职工们的情绪越发激动，开始围攻这位无辜的书记。钟文泽与其他领导同志面面相觑，无奈之下，只得选择暂时退却，以免事态进一步恶化。

当他们转身离去的背影渐渐消失在人群的视线中时，那些职工们的脸上，竟然浮现出了胜利者的笑容，他们开始鼓掌，欢呼，仿佛是在庆祝一场战斗的胜利。

市委书记贺国强听闻此事，怒不可遏，一拍桌子，站起身来，那眼神中既有愤怒，也有失望：“共产党的企业，竟然连党委书记都派不进去？这还了得！”

10月22日，市委迅速行动，派出了审计团队对农资公司进行彻底的审计。紧接着，一个由重庆市审计局、市检察院、市供销社纪检监察处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正式成立，他们如同猎人一般，开始在这家农资公司里搜寻着猎物留下的痕迹。

经过一番深入的调查，真相渐渐浮出水面。原来，这场闹剧的导演，竟是农资公司的总经理胡启能。

胡启能，一个初中生，却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手腕，从一名普通的业务员，一步步爬上了总经理的宝座。他的能力，确实不容小觑。然而，随着他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他的贪婪与专制也愈发显露无遗。

在公司里，他俨然成了一位土皇帝，一切都要按照他的意志来行事。他的工作餐，要专人专做，送到他的办公室；他生病住院，也要住进高干病房。一次，仅仅因为一名职工“偷看”了他在办公室用餐的情景，就被他无情地调离了工作岗位。

1993年，胡启能成功地将“全国劳模”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两张证书收入囊中，这一方面说明了他出色的“工作能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出色的“活动能力”，总而言之其人能力还是很强的。

他排挤异己，将那些看不惯他作风的领导一一挤走，将整个公司打造得如同他的私人领地，无人敢对他说不。

1997年，他被选为重庆市第一届人大代表后，更是不可一世，生活奢侈腐化。他的公文包价值上万，办公室内建有单独的卫生间和豪华浴池，奢华程度令人咋舌。

1999年10月18日，农资公司的党委书记因年龄原因退休，胡启能开始感到恐慌。他已经54岁了，担心下一个轮到自己。于是，他精心策划了一场闹剧，让手下写了一篇《我们的好经理不能走》的文章，并要求职工们签字，以此来为自己造势。他甚至不惜挪用公款87万元，来支付职工的签字费。

然而，他的如意算盘并未打响，上级还是派来了钟文泽来担任新的党委书记。于是，也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场闹剧。

胡启能落马后，面对审讯表现出了极高的反侦察能力。他先是要求自己写笔录，在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后，他只谈自己的“光荣史”，对其他事情一概以“年纪大了、记不清了”为借口搪塞。他甚至会在审讯员面前故意表演，凡有部下来看望他，他就大声叮嘱部下要坚持党性原则，企图以此来迷惑专案组。

调查人员也不是吃素的，精心设计了一些问题，让胡启能露出了破绽。但胡启能一旦说漏嘴就绝不认账，在看审讯笔录时会翻来覆去地斟酌每个字，生怕留下漏洞。

在审讯中，胡启能表现得十分“坚强”，什么都不说，审讯陷入僵局。

他的老婆和女儿也如同他一般顽固，拒绝透露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然而，他的儿子却成了“坑爹”主。他在新加坡留学期间秘密回国，调查人员获悉情况下将他带走协助调查，他很快交代出了重大线索。

2001年11月16日，胡启能被带进法庭接受审判。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提供的起诉书长达几十页，最终查实他的犯罪事实有7项26笔之多。当庭宣判时，审判长用了整整一个小时才宣读完毕。然而，在确凿的证据面前，胡启能仍然表示“不知道”或矢口否认。

最终，胡启能因受贿罪、贪污罪，在“零口供”的情况下，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2003年10月29日，胡启能被执行注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