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是两汉时期盛行的一种文学形式，它从楚辞中发展而来，经历骚体赋、汉大赋、抒情小赋三个阶段的演变，可以说汉赋在两汉时期盛行了四百余年，虽然其内容、情感多有改变，但在汉代文学界上始终处于重要地位。汉代士人的军事观、汉代军事训练为汉赋创作提供宝贵的题材内容与思想内容，这也是兵家文化对汉赋的一种影响。兵学与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有着相互影响的作用，并非单纯的割裂。而在汉赋中军事成分较重的当属京都赋与校猎赋。

京都赋，以城市首都为创作对象，最先来源于都城选址的讨论，尤其为汉代的汉赋家，不仅描述城市的建筑面貌和建筑风格，也在描述的过程中多有以兵家理论分析自身定都理论的作用与影响。他们从兵家角度上剖析地形、物产、风土人情等影响都城选址的重要因素，因此他们在创作京都赋的过程中蕴含着兵家观念，这也是将京都赋列为兵事赋的重要标准。

1、京都赋的地理书写

京都赋作为汉赋的一种体裁，对地理学的研究与运用最为深入，其中的地理学自然被运用于文学创作中。同时作为军事的考虑，这种地理学也融合了军事的因素，所以在进行地理概述的时候，京都赋自然而然渗透着军事观念的书写。

关中地区发达的农业，汉赋家在一些京都赋作品中就常有提及此地利因素对于王朝的重要性，汉赋家认为王朝兴盛最重要的就是《西京赋》中“处沃土则逸，处瘠土则劳，此系乎地者也”的观点。

他们认为关中地区的肥沃土地能极大提高百姓的粮食生产量，其生产量足以使得百姓不忧饥饿，可以安心地进行劳动生产。百姓基本物质需求的稳定，也间接为王朝提供了大量的粮食税收，极大增强了王朝的实力。

此外，“守国之利器”也是《论都赋》对于关中地区天然防御能力的评语。张衡在《西京赋》对关中地形有过一段这样的评价：“见于左有崤函重险、桃林之塞，缀以二华，巨灵赑屃，高掌远跖，以流河曲，厥迹犹存。右有陇坻之隘，隔阂华戎，岐梁汧雍，陈宝鸣鸡在焉”。这是张衡在描述关中地区的险峻，述说关中地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优良地形防御系统。

基于关中险峻的地形，历代关中地区的统治者不仅在仅有的几条能进入关中的道路上设置了关隘，还不断完善关隘的防守基建，以此阻挡外敌的入侵。加上关中地区周边的地形也极为险峻，避免了关中地区不像中原地区那般容易陷入四面皆敌、无险可守的尴尬局面。

正因为关中长安独特的地理防御优势，《西都赋》写下了“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防御之阻，则天地之隩区焉。”的评语，班固认为关中地区的山河带来了强有力的保障，这对一个王朝而言，国都的存在无疑是王朝延续的重要因素。

2、京都赋的王道论述

“王道”思想不仅在王朝统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在军事领域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春秋战国这般充满尔虞我诈的权谋时代，道义被排斥在外，以致有“春秋无义战”的说法，然而这并不代表道义在战场上的无用，相反在双方军事实力旗鼓相当的时候，道义往往就是左右战局胜负的关键。

如果说“霸道”是强国强军的重要手段，那么“王道”思想在众多军事家眼中，就是镇国、镇军的中心思想，是凝结国家实力，三军实力的重要手段。两汉京都赋在对于洛阳选址上也是从王道角度进行论述。

京都赋的主要论述点是长安和洛阳哪座城市更为适合作为都城选址，关中长安被作为都城的根据是因为有山川险阻和肥沃土地作为后盾；而洛阳之所以被作为都城，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洛阳位于天下的“中心”：道义上的集合处。这也是京都赋王道思想中的一个兵家观：居中镇国。

“居中镇国”在某种意义上是指依靠仁政学说来统治朝野百姓的兵家观念，也就通过天下万民所向的“道”来维护统治地位。虽然山川险阻有利于军事攻防，但这并不代表处于有利地形就能高枕无忧。若王朝行德政，以仁治国，那么洛阳在四方威胁的局面则能转化为四方拱卫的优势，如此不仅便于王朝巡视天下，也利于地方在贡赋运输方面的便利。

二、校猎赋中有关军事的书写

校猎赋，是以校猎活动为创作对象的赋。校猎赋之所以作为汉赋军事书写的另一种代表性题材，原因在于作品中狩猎活动的主体是汉代军士或者已经有过从军经验的汉士人，这些狩猎主体在狩猎过程中体现了他们高深的军事素养和军事技巧，因此校猎赋的军事色彩更为浓厚、更为纯粹。

两汉军队的兵种配置多元化且分配有序，以车骑作为冲锋，武器以弓弩作为远程打击，再以骑射进行游击。汉代的校猎活动就多次运用了这种多样化的战术，对猎物进行猎杀，借此来进行军队的战术训练和战术技巧的提升，这也在校猎赋中就有过多次述说和描写。

1、骑兵的骑射战术

汉代骑射在校猎的考核分为“骑”和“射”两种。“骑”在汉代的骑兵战术中多数是通过正面突击和侧面奔袭来实现战术目标，骑兵若是正面突击，则需要骑兵部队进退有序且整齐划一，主要讲究一个“稳”字；而侧面奔袭则需要骑兵在速度和灵活性两方面掌握主动权，讲究“快”。

在汉代赋家就对这两种战术所呈现的战术效果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如机动灵活中风驰电掣的速度：“轶赤电，遗光辉。追怪物，出宇宙。弯蕃弱，满白羽。射游枭，栎蜚遽”；也有车、骑兵射猎的威力和泰山压顶般的行军：“车骑雷起，股天动地。先后陆离，离散别追。淫淫商快慢结合”。

“射”是汉代的弓箭射击之术，是两汉军队的重要考核科目之一。汉代军队对于士兵的射术技巧极为重视，也对射猎进行了系统化的分类：戈射和远射，戈射是射杀天空的鸟禽，远射则是射杀陆地的野兽。

这两种射法在校猎活动中经常出现，因此校猎赋也出现了大量关于射猎和戈猎的描写，这些汉赋家在其作品中对于士卒精湛的射击技巧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称赞，如《子虚赋》云；“掩翡翠，射着驭。微赠出，纤缴施。弋白鹄，连驾鹅。双鸽下，玄鹤加。”

2、步兵的格杀技巧

两汉军队的步兵格杀技术是继骑射技术外的另一件战争杀器。与匈奴等游牧民族相比，中原地区的汉族人主要以农耕为生，所以大部分汉人不擅长骑马，但就于步军作战，两汉时期的步兵单兵能力可以说是世界顶级水平，汉代将领陈汤就曾评价汉军有着“一汉抵五胡”的能力。

汉军强大的步战能力不仅有着中国古代军队长期步战生涯的历史沉淀，也有历代军事家对步兵训练改进的思想成果。而关于两汉步军的步兵格杀技术在汉代的汉赋中有所描述，可以从当时步军对猎物的猎杀方式中看到两汉步军的格杀技巧，其大概可以分为围杀、刃杀、追杀这三种。

围杀。汉代的军队编制继承了秦朝军制，分为伍、什、队、官、曲、部的军队编制，其中“伍”是以五人为单位的作战体系，围杀也是在这个作战体系常运用的步兵作战技巧。到了两汉的校猎活动，步兵的围杀技巧变成了通过对猎物进行包围来捕捉，也是一种常用的猎杀手段。

刃杀。刃杀主要是指步兵以兵器来进行搏杀的技巧，这种格斗技巧的高明之处在于兵器的优良，步兵的武器装备越是精良，其作战能力越是强悍。两汉时期的冶铁、锻铁技术飞快发展，就连百炼钢也有所普及，所以当时汉王朝军队的武器装备包括铠甲和武器基本换成了铁制品。

追杀。汉步兵的追杀并非单纯地对敌人斩尽杀绝，因为对人不留情面地杀戮很大可能会导致狗急跳墙的不可控局面，所以中国兵法中有着“穷寇莫追”的理念。然而穷寇莫追则无法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仍会对己方造成巨大的军事威胁。

而汉步兵展现了其先进的追杀艺术：欲擒故纵。欲擒故纵的追杀是一种心理上的追杀技巧，在这种追杀技巧下，不仅能消耗敌军的体力和战斗力，也能极大打击敌军的士气，大大抵消敌军以命相博的心理。

3、车兵的车阵战法

中国古代车兵是流行于先秦时期的一个兵种，也是当时各兵种中的主力。春秋时期，对于国家军事强弱的评判是以国家拥有的战车数量来决定，一些军事强国会被称作为“千乘之国”，其中的“乘”就是战车的数量单位。车兵之所以会被当做强国的标准评判，与其自身存在的强大破坏力和防御力有关。

在两汉的校猎活动中，汉车兵驾驶战车形成战车阵，组成可攻可守的阵法，这过程中的驾驶技艺更可以称赞为神乎其技。在形成守势车阵之时，车兵会将各战车汇聚形成巨大的战车阵，同时保持着缓慢而同步的推进，扬雄的《羽猎赋》云：“徽车轻武，鸿絧緁猎，殷殷轸轸，被陵缘阪，穷敻极远者，相与列乎高原之上。”

车兵驾驶的战车在行驶中并排而行，各战车间既保持着距离，又相互连接，庞大的战车阵缓缓行驶，形成泰山压顶之势，使敌人无从进攻，昔日西汉名将卫青就凭借过此阵抵御并重创了匈奴军，这便是是车阵的厉害之处。

从汉赋中有关京都、校猎的描写，可以看出汉赋家对汉王朝周边的军事坏境、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有着深刻的认识，如京都赋中对长安和洛阳进行都城选址的议论、校猎赋中对汉军狩猎的描写，都在反映两汉士人本身的军事观念和军事经历。

汉赋家在汉赋中对军事领域进行书写不仅仅是一种自身军事认识的表达，他们更多的是借此体现汉王朝强大无比的军事力量，反映自身对王朝强大的自豪、皇帝对自身见解认同的渴望，也借此再现泱泱华夏的文化和武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