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长河，总会在不经意间泛起涟漪。

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那些青春热血的画面，至今仍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十八岁，我背起行囊，告别家乡，踏上了北平求学的路。

民国大学，成了我接触新思想的启蒙地。

校园里，除了朗朗书声，还弥漫着一股暗流涌动的思潮。

墙上“打倒刮民党”的标语，那个“刮”字用得格外传神，仿佛在无声地控诉着什么。

这让我开始思考，开始质疑，开始对这个社会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两个河南同学。

他们和我很谈得来，经常会偷偷塞给我一些进步书籍和小册子。

那些讲述井冈山红军故事的文字，像一颗颗火种，点燃了我心中的希望。

我开始敬佩共产党，敬佩那些为了理想和信仰而奋斗的人们。

卢沟桥的枪声，打破了往日的宁静，也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家乡河北安平，处于日寇铁蹄的威胁之下，我再也无法安心待在象牙塔里。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决定组织义勇军，保家卫国。

我们东拼西凑，才搞到几条枪，但这丝毫没有动摇我们的决心。

打出“青年抗日义勇团”的旗号后，一些习武的青年农民率先加入我们。

后来，几个热血青年学生也来了。

队伍慢慢壮大，但我们面临的困难远比想象中要多。

当时的农村，消息闭塞，许多人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甚至还抱着“顺民思想”。

为了唤醒民众的抗日意识，我们开始走村串巷，进行宣传。

我至今仍记得同伴张国法声泪俱下的演讲，他的真情流露感染了很多人，也让我更加坚定了抗日的决心。

队伍的发展，触动了当地一些地主的利益。

他们担心引来日本人，于是联合起来给我们施压，想把我们赶到山里去。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进退两难，只能巧妙周旋。

后来，一些溃散的国民党士兵和不愿南逃的保安队员加入了我们，还带来了一些武器，这让我们士气大振。

我们开始主动出击，伏击日军车队，埋设地雷，尽可能地打击敌人。

我还记得，我们招募了一个技术员，在他的帮助下，我们造出了地雷、手榴弹，虽然简陋，但在实战中却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1938年，八路军来到河北的消息传来，这无疑给我们打了一剂强心针。

我和陈元龙立刻动身前往南宫县，与八路军接洽。

宋任穷的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让我们倍感亲切。

我们表达了加入八路军的意愿，得到了总部的批准。

加入八路军后，我见到了邓小平、徐向前等首长。

他们的平易近人和关怀，让我深受感动。

我至今仍记得他们关于人民群众是“靠山”、军队与人民是“鱼水情”的教诲。

在八路军的日子里，我学到了很多。

李聚奎政委经常给我讲革命故事，还让我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这些都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后来，我们奉命前往河南作战。

在豫北的战斗中，我患上了眼疾，不得不返回南宫县治疗。

在师部养病期间，徐向前副师长对我关怀备至。

眼病痊愈后，我本应返回部队，却因为一些个人原因，做出了一个让我至今都后悔不已的决定。

几个一起组织义勇军的老朋友，因为在部队整编中失去了工作，对我颇有微词。

他们劝我离开八路军，去冀东发展。

当时的我，思想斗争非常激烈，最终还是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我已垂垂老矣。

回首往事，感慨万千。

离开八路军，是我心中永远的遗憾。

这段经历也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带领人民走向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