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0年7月秦二世皇帝接过秦始皇的权力棒，秦朝就立刻踏上了灭亡路，到公元前207年11月，无比强大的秦朝仅仅存世14年就轰然倒塌。这与秦朝之于中华民族众多的开创性贡献极不相符，与后世历代王朝苟延残喘、将死不死的那个漫长衰亡期更是不可相比。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巨大史学黑洞，是一个谜一样的特例。

秦朝为什么会骤然灭亡？两千多年来，人们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领导个性、战略战术、民生细则、指导思想等多个方面给出了众多的原因。按照产生这些原因的源头进行分类，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胡亥赵高的昏奸组合导演了一系列天怒人怨的暴政，把秦王朝送上了不归路。

这类观点的正确性是毋庸置疑的，是秦朝由盛而衰直接原因，但不能解释秦朝为什么瞬间而亡。后世王朝的昏奸组合多得是，它们那种苟延残喘、将死不死的漫长衰亡期少则几十年，多则上百年。如东汉末年桓灵二帝与宦官组合造成了党锢之祸和宦官弄权，进而导致黄巾大起义，但从黄巾起义算起也经历了桓、灵、少、献四帝84年才灭亡。西晋惠帝与妖后贾南风组合酿成了八王之乱、进而导致永嘉之乱，但也经历了惠、怀、愍三帝26年才灭亡，其残余势力更是东迁建康组建东晋王朝，又经历103年才最终灭亡。隋朝的衰亡算是快的，但也经历了炀、恭二帝15年才灭亡，比起秦王朝3年走完灭亡路还是长的不是一个数量级。唐朝玄宗与奸相李林甫、杨国忠的组合鼓噪出了安史之乱，但唐朝在安史之乱后又持续152年才最终灭亡。后期的宋元明清四朝也都是如此……

难道是胡亥赵高的昏奸组合有什么能够导致王朝骤然灭亡的特殊性吗？史书对整个秦朝历史的记载虽有缺憾，但关于胡亥赵高组合的破坏性却从不惜笔墨。胡亥赵高的恶劣手段在本质上与后世历代昏奸组合所用手段是相同的，践踏法治和原则、屠戮宗族和大臣、吸血民力与社稷、重用小人与酷吏等等。胡亥赵高使用过手段后世昏奸组合也都必用，没有什么特殊性。再说我们也不能过分高估昏奸组合的“创造力”，而低估一个政权结构本身的复杂性和稳固性。昏奸组合只是王朝灭亡的一个动因，而不能成为王朝灭亡如此迅速的全部理由。

第二类：始皇帝重大决策有误，过分透支力国力。

所谓始皇帝决策有误也有三个方面：

（一）大军常年征伐在外，北却匈奴，南征百越，而地方武备不足。这个观点认同的人还不少，但缺少必要的正向因果连接依据，没有什么能证明这场战争与秦朝的灭亡有直接因果关系，相反有太多的事例可以说明这两战争与秦朝的灭亡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如，刘邦做了汉朝皇帝后发动的征伐异姓诸侯王、以及“白登之围”等战争，其规模、频率、烈度一点也不比始皇帝的这两场战争小，且汉初的国力是比不上始皇帝时期的，但大汉还是走向了强盛。况且始皇帝北却匈奴，南征百越这两场战争都是压倒性的胜利，战损要比刘邦小得多。

至于地方武备不足，人们一直把长城军团和岭南军团没有或不及时加入消灭义军的队伍作为秦朝失败理由来佐证秦朝当时地方武备不足。但一个郡守李由所率本部县兵就可以令陈涉主力久困于荥阳；刘邦攻入关中逼近咸阳时，近在咫尺的函谷关五万守军并没有选择回援，更不用说远在岭南和长城的军团。帝国的问题不是出在地方武备不足上，而是当时的“李由”太少，“赵佗”却遍地都是。是什么导致了这么多的“赵佗”呢？这才是秦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后面专门作为一个方面来说。

（二）大兴土木，长达几十年的工期的万里长城、丽山坟墓、阿旁宫工程过度透支了民力和财力。这三大工程消耗大量人力和财力是一定的，或许始皇帝在这方面是有一点责任的，因为他毕竟开了这个头。在始皇帝死后，胡亥和赵高极大地加速了骊山坟墓和阿旁宫的工程进度，且执法环境迅速恶化，人们苦不堪言，但不能把胡亥赵高的错误放在始皇帝身上，这不公平。

（三）焚书坑儒，消灭文化多样性，自己斩断了新时代出现新文化的可能性。央视曾经播出过一部纪录片《从秦始皇到汉武帝》，里面讲述了一个段故事：“始皇帝在国家统一后意识到新时代需要有新文化的重要性，一直在苦苦寻找统一民心、稳定国家的新文化，只是六国旧文人始终不配合，还私下百般嘲讽。始皇帝最终忍无可忍杀了400多儒生。始皇帝在找不到新文化的懊恼情绪下，无奈推动北却匈奴、南征百越两场战争来慰藉自己”。这段故事倒是给始皇帝焚书坑儒事件正名了。

但仍然存在一个问题，过分强调了用新文化来解决新问题的重要性和及时性，颠倒了新问题和新文化出现的时间顺序。同时也过度揣度了始皇帝对文化追寻的主动性，颠倒了群众和皇帝在孕育文化上的主次关系。虽然都是些有名望学者参与制作的纪录片，但不免智者千虑终有一失。纵观整个人类史，那种文化不是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由优良的思路、方法和精神实质逐渐沉淀出的呢？又那种文化不是由群众创造而后由上层建筑总结表述的呢？何况关系国家民心与制度的大文化。始皇帝如此雄才伟略，解决了那么多史无前例的难题，实施了那么多伟大文明举措，他不但会尊重文化的多样性，而且也不担心新文化不会出现，他需要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时间。

始皇帝重大决策有误，这类观点有汉朝为了自己的合理性对始皇帝的有意黑化，也有后世学者的倒果为因想当然推理。因为你灭亡了，所以你之前做的很多事一定也不正确，要不怎么会灭亡呢？其实这并不一定是事实。还是伟人毛主席洞邃历史，他写给郭沫若一首诗用来驳这类观点恰如其分：“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第三类，法家思想治理体系僵化呆板、刻薄寡恩，不能适应统一后的新形势。

1975年发现睡虎秦简和2002年发现的里耶秦简，忠实地记录着当时秦律具体内容和执行案例，明晰而体恤，严谨而不暴虐。法律的初衷既是为了维护国家的运转，同时也保证着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即使对参与南郡仓吾县叛乱的军官，最终也只是以刺字处罚。始皇帝清楚地知道人心认同才是他想要的。秦法在国家统一后已经做了重大调整。始皇帝即秦王位之初，他的丞相吕不韦就指出计首授爵制的缺点，并做了相应调整。秦王政十三年，在国尉缭的建议下，计首授爵又再次做了调整，把俘虏和截获物资都算做立功，避免了秦军过度杀戮的情况。公元前216年始皇帝又下诏，令黔首自食其田，承认六国原住民的土地占有状况，军功授田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整个过程没有僵化呆板、刻薄寡恩，完全是根据新形势不断地做着调整的。

以上三类观点，我认为仅有昏奸组合是秦朝灭亡的必要条件，其它两类有点倒果为因式的想当然。另外我认为还有三点是史学界忽视的，其中第一点是秦朝以来所有王朝发生暴力革命的基础性原因，后两点或许可以解释秦王朝灭亡的骤然性。

一、大量拥有人身自由权的农民的出现

秦朝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夏商周三代是隶农制社会（或是农奴制社会），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对农业生产效率和士兵积极性的强烈需求，逐步对隶农制进行了改革，开始出现拥有人身自由权的自耕农、佣耕农、租耕农。他们的出现使原本隶属于贵族、像牛马这类生产资料一样的底层隶农变得对王朝的兴衰有了地基般的作用，成为组成王朝地基的沙土。始皇帝在实现领土一统的同时也实现了经济制度的一统，隶农制被彻底终结了，大量拥有人身自由权的农民的出现成为日后中国历代王朝永恒的地基。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的，这种代表着农业社会巨大进步、助推秦国一统天下的底层力量也不例外。当苛政的残酷压迫或自然灾害的无情吞没逼得农民不得活时，这些拥有人身自由权的农民便会向有一口饭吃的方向自发涌动，再有组织者登高一呼，这些力量就会汇聚成波涛汹涌的大潮，成为推动王朝更迭的暴力，于是地基开始松动和坍裂了，这种情况是夏商周三代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隶农对贵族土地的过度依赖，以及当时法律对隶农的刻薄压制使得隶农的流动性不足，也就不可能汇集形成强大的合力。大量拥有人身自由权的农民的出现使中国进入了一个农民也可以在王朝的更迭中演绎力量的新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始皇帝亲手打开了暴力革命的大门，陈涉不过是第一个跑出的“小妖”。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始皇帝亲自终结了秦王朝的赢姓血统，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提供了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是始皇帝创造了王朝频繁更迭的原初动力，当中华文明出现延续危机时又注入新的领导活力。

二、秦朝对官僚阶层的利益捆绑不够，且面临胡亥赵高的疯狂捕杀

商鞅变法后，官僚阶层作为新的力量顶替了贵族对王权的支撑作用。这种系统对王朝的领导者本身的能力素质有较高的要求，因此维系这种关系并不是每一个统治者都能做好的，作为第一个使用官僚系统管理国家的秦朝在二世时便突显了这一问题，主要表现有两点。

（一）官僚阶层待遇相对不高。秦国的军功授爵制是剥夺贵族的土地，分配给那些有战功的底层将士，这对无产者和中产者都有巨大的吸引力，对于秦国旧贵族和六国贵族则没有丝毫魅力，因为再怎么封赏也不会有他们原先的土地多。功劳如白起、王翦者，他们也不能像战国四公子那样养得起三千门客。可能有人会说，秦国的穰侯魏冉、文信侯吕不韦门客也比较多，说明他们经济待遇也很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两个特例的财富来源并不在秦国，穰侯的巨大封地是秦国有效掌控之外的陶邑。文信侯出身是东方巨商，本身就富可敌国。像张仪、范睢、李斯这样的叱咤风云的高官，收入没有六国贵族高，且官位又不像六国那样有家族继承性，不具备世代累积可能性，之所以愿意在秦国奉献，一方面是他们出身是中产者，相对可以获得较大的经济实惠；另一方面秦国的论能授位制度可以让这些有指点江山梦想的大才实现自己的人身价值。至于秦国郡守以下官员根本谈不上什么封地，只是以俸禄为主兼以一般性的小地主罢了。和平时期他们还能尽职尽守，当王朝出现颠覆性危机时，他们就不会表现出六国旧贵族为保护自己庞大利益而进行的拼死抵抗和疯狂复辟。

（二）胡亥赵高的肆意捕杀。本来支撑秦朝大厦的力量就比较单一，主要是官僚系统，兼以数量有限的皇室宗亲。胡亥和赵高又疯狂捕杀皇室宗亲和高层官员，又以指鹿为马逆淘汰贤良忠贞的朝中中层官员。于是权力的衔接出现严重的断层，中下层官员和驻外将领不敢有丝毫的异动，因为任何举动都可能成为赵高刀下之鬼的理由。在这恐怖情形下，不谋反都是对秦朝最大的忠诚了。

这就解释了前文提到的为什么当刘邦率军逼近咸阳时，近在咫尺的函谷关五万守军没有选择回援的深刻原因所在，同时也是岭南军团不愿北上、长城军团行动迟缓以及各地方县兵开城投降的原因所在。因此陈涉攻楚、武臣攻赵、韩广攻燕皆摧枯拉朽、势如破竹，不是他们能征善战，而是秦朝的大多官员压根不想打。偶而有一两个发挥官员天然强大组织力的就令反秦势力举步维艰，溃不成军。除了前提到了三川李由，还有少府章邯，章邯不甘心只做一名生活秘书，起骊山之刑徒灭义军、弱诸侯，几乎熄灭了反秦势力。然而他们只是赵高刀下的漏网之鱼，死期只是今天和明天的区别。

由于秦朝对官员缺乏足够的利益捆绑，再加胡亥赵高的肆意捕杀，他们既不会像东汉末年地方官员那样主动组织力量消灭义军，也不会像他们讨伐董卓那样来讨伐赵高，而是集体选择了失声。

三、秦朝贵族的缺失和六国残余贵族的反扑

贵族一词在现代人眼里没有太多的正面色彩，象征着剥削和奢侈，是社会的蛀虫和吸血鬼。但还是前面提到的那句话，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贵族是有很强经济实力和行政影响力的，在延缓王朝国祚方面表现出来的组织力是中产者和无产者比不了的，客观地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过阶段性贡献。秦孝公以后历代秦王都践行了天下一统的理想，他们要的不仅仅是领土一统，还有对军功授爵制的坚决推广。

因此，百余年下来，赢姓宗室及旧贵族在朝中立足的可能性渐渐被有功者稀释，到始皇帝时朝中已找不到几个赢姓臣子，咸阳城里可能最不缺少的就是赢姓，赢姓宗室及老贵族迅速平民化。当王朝出现生存危机时，他们虽对王朝有天然的情感认同，但他们已经没有实力来组织力量拯救这个将倾的大厦。与之相反的是在秦朝刚统一的六国地区，贵族的势力斩草未尽、蠢蠢欲动。始皇帝对原六国的大号贵族进行了大量清除，把对其残余势力的彻底清除交给了时间。

然而，这次历史的时空跟始皇帝开了一个大玩笑，站在了对六国旧贵族有利的一方。公元前210年，50岁的始皇帝不幸崩于沙丘，他的继任者破坏了他所创立的一切。那些满怀怨恨、尚有相当的组织实力的六国旧贵族闻风而动。一场比大泽乡下的更大的腥风血雨来临了。这个观点，现今提的人不多，未必是大家忽视。可能是我们曾经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无产阶级革命，对于曾经压迫过我们的贵族，情绪还在。我们在评判他们的时候本能地不愿意承认他们曾经起过的正向作用。

这三个观点加上前面胡亥赵高昏奸组合观点，是不是秦朝骤然灭亡的所有真正原因，我想也不尽然。历史是一个常读常新的事儿，在当前人们从中国原生态文明中寻找文化自信大背景下，秦朝骤然灭亡的所有真正原因都会逐渐露出水面。

王朝是一座上层建筑，皇帝是建筑的指挥中枢，贵族系统和官僚系统是支撑王朝的两种支柱，拥有人身自由权的底层农民则是王朝矗立的地基。秦朝是一个仅有官僚系统支柱的王朝，当秦朝的地基出现松动坍裂，这唯一的支柱又被指挥中枢百般嫌弃和疯狂自残时，王朝除了骤然崩塌，又会有什么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