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老屁：一顿饼卷肉，吃出的时代真相

谁能想到，一个乡下车夫的伙食，竟然比民国时期的大部分地主还奢侈？二斤饼、一斤酱肉，管够吃到饱，而这还只是人家“郑老屁”进府的第一顿饭。那个年代，吃肉是稀罕的“年节待遇”，可郑老屁的日子却像开挂了一样。

一顿饱饭背后的时代困局

民国时期，很多人挨饿不是因为懒，而是因为“天不帮忙，地不长粮”。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但生产力实在太低。别看现代农业亩产上千斤，当年一亩地能打两百斤粮就算丰收。山东的孔府地契上清楚记着，中等田一亩才产一百斤粮，低等田只有七八十斤。

粮食少，吃饭就成了问题。地主靠着占地多，日子能过得宽松点，但小地主撑死也就一百来亩地，养活一家人都够呛。有些小地主种地还得亲自下田，吃的不过是粗粮掺点细粮，想吃肉？过年再说吧。

可偏偏，郑老屁这个靠天吃饭的农民，先是饿死了闺女，后来却在白府吃上了“奢侈套餐”。这反差实在是耐人寻味。

大饼卷酱肉：白府的“日常操作”

郑老屁进白府的第一顿饭，成了经典桥段：二斤热乎乎的烙饼卷上一斤酱肉，三口两口吞下肚，连厨房里的人都看呆了。那场面，不仅是戏剧性十足，更是把当时城乡饮食差距摆在了明面上。

在白府，这种饭菜并不稀罕。别说郑老屁是白七爷的车夫，就连普通下人也能经常吃上肉。白府家大业大，靠经营药材生意暴利惊人。七爷白景琦的名言是：“一百两以下都不算钱。”下人吃点剩菜剩肉，根本不算什么。

可换成乡下的农民或小地主就不一样了。他们养猪是为了卖钱，养鸡是为了换油盐，一年到头只在杀年猪时才能尝几口肉。说白了，肉在那个年代是稀缺资源，只有富裕家庭才能随便吃。

吃不起肉的农民和地主：背后的因果链

1. 粮食稀缺，肉成奢侈品

猪肉为什么那么贵？因为养猪要喂粮食。按照当时的养殖条件，一头猪长到两百多斤得吃四百多斤粮，还得搭上劳力天天喂、清圈。对于农民粮食是命根子，自己都不够吃，哪舍得给猪？

即便是小地主，雇了长工种地，也未必有多余的粮食养猪。即使养了猪，到了年底也不敢自己吃，因为卖猪的钱还要用来买油盐酱醋、置办衣物工具。

这就导致了一个普遍现象：乡下人平时连肉味都闻不着。只有东北那些超级大地主，靠着粮食高产，才有条件实现“肉类自由”。

2. 城乡剪刀差：农民挣钱难

很多人以为，既然乡下人养猪，为什么不直接拿去城里卖钱买肉吃？答案是，买不起。民国时期城镇对乡村的“剪刀差”让农民吃尽了苦头。

比如农民卖一斤苞米只能换一铜元，可买回一点点酒却得花六铜元。再看看当时的物价：一包最便宜的卷烟要十铜元，一斤猪肉更是贵得离谱。农民手头那点余粮，卖了还不够买一顿像样的饭。

中小地主也好不到哪去。供孩子读书、置办衣物都得精打细算。有人算过账，民国时供一个学生一年花销起码要几十亩地的收入。就算是地主，能勉强维持温饱就不错了，吃肉？那是城里人才有的待遇。

3. 城里人为什么能吃肉

说到这里，你可能会问，既然乡下人那么穷，为什么城里人能吃肉？答案很简单：城里人不种地，但控制了货币和工业品。

他们用批量生产的商品换农民的粮食，再用粮食养猪、酿酒，最后卖成高价。城里的饭馆、肉铺，都是靠着这种“剪刀差”活得滋润。于是，像郑老屁这样的乡下人，想在白府吃顿饱饭，就得仰仗“天上掉馅饼”的运气。

4. 为什么乡下人不进城？

有人可能会问，既然城里有肉吃，为什么乡下人不搬到城里去？答案是，进城太难了。

一方面，城里的工作岗位有限，想当学徒、进店铺干活，需要人担保、托关系，否则根本没门路。另一方面，乡下人进城意味着放弃土地，可一旦在城里混不下去，回乡连口饭都没有。

所以，大多数乡下人宁愿守着地，过着挨饿的日子，也不愿冒险进城。这种社会流动的难度，几乎把城乡割裂成了两个世界。

郑老屁的故事，看似荒诞，实则揭开了民国社会的一角。二斤饼、一斤酱肉的背后，是城乡贫富差距的鸿沟，更是生产力低下、资源分配不均的真实写照。

有人说，那时候的大宅门，不仅是财富的象征，更是时代不公的缩影。像郑老屁这样的小人物，靠着偶然的机遇吃上一顿饱饭，成了无数苦难民众遥不可及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