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穆斯林斋月如约而至，加沙地带依旧硝烟弥漫。在国际社会的众目睽睽之下，停火迟迟难以达成，以色列俨然杀红了眼，就连运输人道主义物资的联合国工作人员都被以军视为了眼中钉。
国际社会呼吁保护加沙民众的生命安全，巴以问题的某些相关方置若罔闻；国际社会不仅呼吁停火，更企盼巴以问题的永续解决，呼吁以方撤回到1967年的边界、呼吁建立巴勒斯坦国，有关方面更是熟视无睹。
在这个巴以冲突急剧升级、战火持续了几个月的节点上，和平似乎离加沙越来越远，两个民族间的仇恨累积得越来越深。然而越是在这个时候，人们越希望得到一个答案——巴以问题究竟应该走向何方？如何才能够真正解开这个持续了几十年的死结？
其实，除了联合国众多成员呼吁的“重返1967年边界”，以色列的知识分子们也曾提出过其它“解法”。只是每一个解法对应的每一条路，或是充满泥泞、或是注定血迹斑斑。
这个交叉点只有四条通路：一个在占领区实行民族清洗的有罪国家，一个实行种族隔离的国家，一个包容两个民族的国家，或者一个带着巨大痛苦退回到分界线的犹太民主国家。
——以上这段话，来自以色列著名记者兼作家埃里·沙维特出版于2013年的《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这位欧洲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后裔、采访了以色列众多派系代表人物的资深媒体记者声称，“大多数的以色列人倾向于第四条道路”。
所谓第四条路，将使以色列成为“一个带着巨大痛苦退回到分界线的犹太民主国家”。这正是国际社会近年来不断呼吁以色列政府选择的巴以问题解决路径——以方退出第三次中东战争占领的土地，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建立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恢复1967年边界的先决条件，是以色列撤离、拆除在约旦河西岸的众多犹太人定居点。对于众多建立和居住在定居点的既得利益者来说，这势必将是一个痛苦而艰难的抉择。
在埃里·沙维特的历史叙事著作出版的时候， 伊朗核问题正短暂地越过巴以问题成为中东矛盾焦点。但彼时的巴以、以色列国内已然问题重重、民族与派系之间撕裂不断，“缺乏领导这场痛苦而冒险的撤退所需要的政治力量”。
此后十年，这股若有似无的力量愈发呈现孱弱之势。得到以色列政府批准背书的定居点不减反增，不断蚕食、挤压着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生存空间。右翼色彩日益浓厚的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正逐渐把这个国家引向另一条路——“一个实行种族隔离的国家”。
“种族隔离”的罪名，并非埃里·沙维特的一家之言。最近几个月，对种族隔离深恶痛绝的南非正在海牙国际法院对以色列政府提起诉讼。
南非驻荷兰大使武西穆兹·马东塞拉：“作为南非人，我们真切地感觉到、看到、听到并感受到以色列政权（对巴勒斯坦人）不人道的歧视政策和做法，是一种比我国此前针对黑人制度化种族隔离更极端的种族隔离形式……这与殖民主义没什么区别。”
这仅仅是加沙冲突2023年10月再次激化之前、发生在约旦河西岸的情景。相比西岸巴勒斯坦人钝刀子割肉般的苦痛，最近几个月，国际社会更加忧虑的加沙地带火烧眉毛的苦难。
从2023年10月到2024年3月，在狭小而人口稠密的加沙地带，以军犁地般地轰炸了一遍又一遍。上百万加沙居民被迫向南寻找避难所，如今聚集在加沙最南端、毗邻埃及口岸的拉法。以色列一直在威胁对这片仅有一座机场大小的“城市”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一旦以军地面部队挺进拉法，这些难民要么直面炮火，要么铤而走险尝试冲击埃及边境、成为1948年后新一批的“大离散”巴勒斯坦难民。
如此这般地发展下去，加沙地带、乃至以色列，将会越来越趋向于埃里·沙维特所预言的另一条路径：“一个在占领区实行民族清洗的有罪国家”。
在以上三条巴以问题的发展道路之间，当下的以色列政府似乎已经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国际社会众望所归的巴以“两国方案”，转而沿着种族隔离和民族清洗这两条黑暗路径越走越远。
而在人们唏嘘1993年《奥斯陆协议》的和平曙光昙花一现、以色列曾经承诺的“撤回1967年边界”沦为镜花水月的时候，还有极少数的以色列人，在用微弱的音量为另一条就连埃里·沙维特都不敢幻想成为现实的道路鼓与呼。
那将是能比“两国方案”更加彻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却也更难被以色列社会所接受的选择——在巴勒斯坦民族与犹太民族共同生活、彼此排斥了数十、甚至上百年的这片土地上，不再区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转而建立“一个包容两个民族的国家”。
因详实描述现代巴勒斯坦历史、同情巴勒斯坦人境遇而被以色列学术界放逐，近年来客居英国的以色列“后锡安主义”历史学者艾兰·佩普，曾这样描述他理想中的巴以问题解决方案：
让以色列政权做出改变，给从河流到海洋的每个人带来平等的权利，并允许巴勒斯坦难民返回。若非如此，流血的循环将无法终结。
这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色彩的“光明”前景。令人遗憾的是，这注定是一条无法成为现实的死胡同。
在经历了二战期间的大屠杀之后，犹太民族之所以集中涌向以色列，为的就是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国家；而如今的巴勒斯坦居民、难民、侨民总和，早已超过了居住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口。无论是出于民族主义情绪还是现实考量，以色列都无法忍受将“主体民族”的身份拱手让给巴勒斯坦人。
正因如此，国际社会不得不将“两国方案”视为解决巴以问题较为现实的出路。尽管让以色列放弃加沙、犹太定居者撤离约旦河西岸、恢复1967年边界显而易见地极难实现，但它们毕竟曾经写入《奥斯陆协议》，得到过以色列政府的官方承诺。
只可惜，伴随着沙龙总理遇刺、巴勒斯坦人绝望的起义、犹太定居点不断鲸吞蚕食，而今的以色列早已把连自家政府曾经的承诺撕得粉碎，在截然相反的路上狂飙了太远太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