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朱沛华，编辑：拾点

回望人生，最让我引以为豪的是那十七年的军旅生涯，这是我人生中最为宝贵的财富，每每念及此，感慨颇多，也常怀感恩之心，这一路走来离不开部队的培养、战友的帮助、领导的提携，尤其是我的老团长可以说是我人生中的贵人，如果不是遇到他，也就没有我的之后的人生。

1969年初，我怀揣着对军营的向往报名了参军，后经过审核我被批准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告别家人和乡亲踏上送新兵的闷罐列车，来到了部队的新兵营，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涯。

很快，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开始了，这过程虽然很苦、很累，但却在这个大集体中感受到了很多的温暖，也留下了很多青春懵懂的美好记忆。

初到军营适应的过程是难熬的，新训日复一日的训练让我们这些新兵初次体验到了军营的严肃，跑步，列队训练，投弹等系列训练下来，感觉骨头都要散架了，累的不想说话，到了晚上还要组织政治和文化学习，晚上九点熄灯号吹响时，大家拖着疲累的身体赶紧上床睡觉，结果紧急集合又来了，尤其是第一次紧急集合，闹出了大笑话。

那天由于睡得太死，当紧急集合哨吹响时，我是在朦胧中听到战士穿衣的忙碌声音，才惊醒过来的。因为没有灯光赶紧穿上衣服，可睡觉的时候也不知道会有紧急集合，没有事先把衣服放好，迷糊中也顾不得那么多，摸到衣服就往身上套，我当是上衣，殊不知拿起的是裤子，怎么穿也穿不上。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等到穿上衣服时，人家已经被子、挎包、武器背在身上了。没有办法，胡乱把被子一捆，武器挎包一背就同战友跑步去集合了，另外由于因规定不准放下棉帽护耳，所以帽子也就往头上一盖就走。

结果由于被子没有按照部队要求打包，被子散了，只能抱着被子行军。途中帽子总有要掉的迹象，还不时得腾出手用手按按帽子，没摸到帽徽，心中立刻就紧张起来了，想着丢了帽徽可是大事，回到驻地操场分班讲评时，就老是用手捂着前帽，立刻引起了班长的注意：“你小子，搞什么小动作？”

我支支吾吾半晌，最后只得报告说自己帽徽丢了。

班长走到我面前，凑近看了看，又摸一摸我的帽子后边，不禁噗出笑声：“新兵蛋真笨，帽徽在后脑勺。”

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我在紧急集合时，慌乱中把棉帽戴反了，此时我手上还夹着被子，一副滑稽的样子引得全班哄堂大笑。

顿时，我的脸红到了脖子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后来班长还特地找我谈话，告诫我作为一名军人要时刻绷紧准备战斗这根弦，随时做好战斗准备，这也是一名合格军人必备的素质。

为此，我总结了这次经验，在睡觉的时候要把衣服按顺序放好，这样一来，在紧急的集合就不会慌乱拿错，在此后，每次紧急集合都没有再出现差错，而且总是一马当先。

后来每次回想起这些事，总还会忍俊不禁，但如今这些也都成为了美好的回忆。

三个月的新兵集训，就在这样紧张又充实的气氛下度过的，连长对我们说：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的军人了,今后的言行举止要以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那一刻，心里有一种莫名的自豪感，也急着想和家人、朋友分享。大家结伴请假到县城照相馆去照相，我和张海华（山东人）、李德明（安徽人），还有一个江苏老乡一同进城，在城里还见到了纠察队，主动和不少人打了招呼、敬礼。

当时去照相馆照相的人挺多，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照相，后来又加洗了好些照片，给老家的亲戚、朋友都分别寄去一张，我们新兵班每人也互赠张，到现在家里一直保存着那时的一张照片，退伍后时常拿出了翻翻，别说穿军装的样子还挺精神。

新训结束后下连，此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先后担任过炊事员、上士（给养员），文书，在部队不论高低贵贱，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下连分到炊事班当炊事员，我没有因自己是高中生而感到委屈，反倒认为这是锻炼自己性子的机会，不会做饭，就向老同志请教学习，积极钻研烹调技术，历时大半年时间，就学得了一手好厨艺，受到干部战士的喜爱和称赞。

出任给养员时，我丝毫不敢放松，为为购买到适合大家口味的食材，心甘寸情愿的多跑路，多吃苦，穿村走街的寻找物美价廉的食品，看到大家吃饭时露出满意的笑容，觉得一切辛苦都值得。

1970年底，我们连队的文书退伍了，由于我高中毕业，平时有写写画画的爱好，便被调去当了文书，同时兼任军械员，而我正是从这个职务上迎来了人生的重大转变，说起了其实存在很大的偶然性。

记得是这年的“八一”建军节，当时我们连接到通知，说团首长将于下午到连队视察并与战士们共进晚餐。

为此，八一那天，我们连为了迎接首长的到来，当天都没有休息，全连上午搞卫生，下午组织学习。

下午2点左右，团长等一行在连长的陪同下看望和慰问全连官兵，祝战士们节日快乐！之后路过连队墙报的时候，团长停住了脚步，看了一会，便问连长：“这个墙报是谁画的？”

连长如实说：我们连队的文书，随后让通信员去叫我过来一下。

当通信员告诉我说是团长看到墙报时向连长提了一嘴，我当时还有些诧异，心想坏了，不会是墙报内容有什么问题吧？

没有办法，连长让我去一趟，我只得跟着通信员一起过去，担心是因为墙报内容有问题，我率先和首长敬礼打了招呼：“报告首长，我是朱沛华，请您指示！”

毕竟是第一次见到团首长，又不知道是不是墙报出了问题，我心里多少有些忐忑。

没想到，团首长笑着对我说道：“小伙子，还、人还挺精神的，不要紧张，来，我们拉拉家常！”

这让我有些诧异，但我抬头看着团长那笑容可掬的样子，原本紧张的情绪也一下子全没了。

随后，团长问我：“这墙报是你画的?”

我说：“是的。”

团长又问我以前在学校是不是文体积极分子，我如实回答是，最后团长夸赞说这墙报画的不错。

这下子，倒让我有些受宠若惊，摸着头一时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随后团长又问了我家里的一些情况：哪里人，家里有几口人，还有家庭出身、经济状况以及我什么文化之类的问题，我也一一如实回答。

最后团长满意的点了点头，并嘱咐我让我在部队要好好学习，练好本领，才能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我说是，然后他赞许地点了一下头，这才去其他班里去看望战士。

当时我还不知道，为何团长问我这么多问题，就以为是首长对战士的慰问，也没多想。

没想到，没过多久，我就被调去了团特务连警卫班，后来我才知道，团长当时有意到连队挑选警卫员，刚好看到我的墙报，对我产生了好奇，于是把我叫过去问了这些问题，后来了解了我的情况后很满意，于是把我调去了警卫班。

到了警卫班，我更加努力了，在机关见识的人和事更多了，也成长的很快，后靠着实干入了党，1972年当了警卫班班长。

当然在这期间，我很感谢团长对我的关怀和照顾。而更让我感动的是，之后关于我提干的事情。

72年底的时候，我被列为干部苗子培养，原本是要准备提干的，结果却卡在了政审上。

说起这，不得不提一下我那历经苦难的老父亲。

父亲出生在抗战年代，有四兄妹，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家里根本养不活那么多人，十几岁时，父亲后来为了生计，经人介绍和同乡几个人竟前往香港当了童工。

结果到香港没多久，日本侵略者把战火烧到了香港，父亲又和一起去老乡逃回了大陆，后几人一路乞讨，历经千辛万苦才回到了老家。

也因此，在我的档案里记录着这么一句话即我的父亲解放前曾去过香港，在那政治挂帅的年月，这句话导致我的提干没能批下来。

1973年春，同年入伍的战友没有提干的，大都已经退伍回乡了，我当时也做好了退伍的准备，没想到退伍之际，团长却找到我，问我想不想继续在部队干，我说想，但一切得服从组织安排。

为此，团长将我留了下来，事后向组织提出申请要求把我的父亲的“历史问题”彻底查查清楚。

在团长的出面下，上面派了一名政治处干事到我的老家寻访调查，找到父亲以及当年和我父亲一起从香港回来的同乡做了上述经过的旁证。

最终证明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老百姓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的父亲之所以这么做，仅仅是为了谋生，而且当时仅是一个十多岁的孩子，不存在不清不白的问题。

正因如此，我后于1973年7月，入伍第五年的时候，提干当了警卫排长，之后下调到连队担任连长，79年推荐到部队军区院校进修，回来后升任营长，86年转业到地方。

每次回想起这件事，总感慨不已。一个人的成功离不开贵人相助，而生命中贵人，不一定是最好朋友，也不一定是朝夕相处家人，但一定是一个有着正能量和一个独具慧眼的人，显然老团长就是这样的人，试想一下，如若当年没有他的知遇之恩，也就没有我之后的人生！

后来，我时常去探望老团长，提及此此事，他从不以此居功，只是说这一切都归结我自己的努力。试问一下，这样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又怎能不让人敬重和怀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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