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盛唐时代,光芒万丈,街头巷尾,来自四面八方的商人云集于长安,金银绸缎、香料珍宝流动不息,整个大唐帝国的繁华景象如同一幅流光溢彩的画卷。
然而,盛极必衰,在这片表面风光的背后,危机却已悄然萌生。
盛极而衰李隆基在位之初锐意改革,削减奢侈开支,礼贤下士,任用姚崇、宋璟等贤相,使朝政井然有序,官员们以贤能为主,国库充盈,百姓安居乐业。
然而随着国家日益富强,玄宗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目光从朝政事务上转向了享乐生活,甚至在杨贵妃的柔情蜜意中彻底沉沦。
自从杨贵妃进宫之后,玄宗不再是那个锐意进取的君主,他的生活变得奢靡,日夜宴乐,不再过问朝中事务。
《新唐书》中一言可谓贴切:“及侈心一动,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而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至于窜身失国而不悔。
与此同时,边疆的安全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唐朝初期,边境面临着突厥、吐蕃、契丹等族的不时犯边,为了应对这些威胁,唐朝在边境地区设置了节度使这一官职,起初节度使只有军事指挥权。
但随着边防形势的发展以及军事需求的增加,玄宗时期,节度使的权力不断扩大,逐渐将军政财权集于一身。
府兵制到唐玄宗时因均田制的破坏已无法维持,募兵制成为主要兵源获取方式。
募兵制下,士兵长期受节度使统领,与节度使关系紧密,逐渐形成了只知有节度使、不知有朝廷的局面。
而且节度使掌握了自行招募、选任属吏、生杀赏罚大权,能够组建起只听从自己指挥的私人军队。
安禄山身兼范阳、河东、平卢三镇节度使,拥兵数十万,实力强大。
节度使不仅掌控了当地的军事,还可以自行筹集赋税,这使得他们有了充足的资金来养活大量的士兵,进一步增强了自己的势力。
一些节度使在地方上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积累了巨额财富,用于扩充军备和巩固自己的统治。
节度使在地方上权力极大,他们可以任免地方官员,干预地方政务,使得地方上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都逐渐脱离了中央的控制。
随着时间的推移,节度使们形成了自己的一方势力,成为了地方上的实际统治者,地方割据的局面逐渐形成。
一些大臣与节度使相互勾结,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势力集团,他们争权夺利,使得朝廷内部政治斗争激烈,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矛盾重重,政治局势动荡不安。
随着节度使势力日益壮大,他们的野心也逐渐膨胀起来,有些节度使甚至开始无视朝廷的命令,公然与朝廷对抗。
天宝十四年(公元 755 年),安禄山联合史思明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中,叛军长驱直入,攻破洛阳,长安也未能幸免。
城池被摧毁、民众流离失所,曾经繁华的长安城沦为废墟,为了平息叛乱,朝廷耗尽了国库,甚至不得不向边疆节度使借兵借钱,以求自保。
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向回纥借兵,唐肃宗与回纥达成协议,承诺在收复城池后,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
然而这种求助无异于饮鸩止渴,因为边疆节度使借此机会进一步坐大,他们以“勤王”之名扩充自己的军队,招募更多的士兵,掌握了更多的军队。
在平叛过程中,一些节度使逐渐控制了河北、河南等地的大片地区,形成了地方割据的局面。
安史之乱后,唐朝虽然名义上恢复了对全国的统治,但实际上各地的节度使已经不再完全听从朝廷的指挥,成为了独立的地方势力。
面对藩镇的割据局面,中央政府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权威被逐步蚕食。
黄巢之乱到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各地节度使公开招兵买马,自行其是,而中央则因长期战乱导致国库空虚,已无力收回权力。
这个庞大的帝国已经不堪重负,百姓在苦难中挣扎,朝廷腐败不堪,社会矛盾层层叠加,随时可能引发一场动荡。
此时的黄巢,便如同一枚火星,点燃了四处充满干柴的土地,让唐朝的江山风雨飘摇。
黄巢出身富足的盐商家庭,在唐代,盐是政府专营物资,利润丰厚,黄家几代人经营盐商生意积累了相当的财富。
这种家庭背景使黄巢有条件接受良好的教育,史书中有 “善击剑骑射,稍通书记,辩给,喜养亡命” 的记载,说明他不仅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还擅长武艺。
黄巢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都没有考中。
关于他落第的原因,有说法称晚唐科场黑暗,也有说法是因为他相貌不佳不符合武举考试中 “躯干雄伟、可以为将帅者” 的要求。
他在落第后写了《不第后赋菊》一诗,诗中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可以说是令人耳熟能详了。
公元874年,水灾和旱灾肆虐,庄稼欠收,《旧唐书・僖宗本纪》中记载:“乾符元年,蝗虫自东而西,蔽日,所过赤地。”
“乾符二年,关东大旱,自虢至海,麦才半收,秋稼几无,冬菜至少。”
饥荒席卷了大半个帝国,百姓流离失所,哀鸿遍野。
但朝廷不仅未采取赈灾措施,反而加紧收税,对饥民的苦难置若罔闻,这种无视让底层百姓陷入绝望,起义的火苗开始在各地蔓延。
这一年,王仙芝领导几千民众在长垣揭竿而起。
王仙芝自称 “天补均平大将军” 兼海内诸豪都统,痛斥唐政府的统治 “贪沓,赋重,赏罚不平”,六月,黄巢在冤句响应王仙芝。
起义军从一支小部队逐渐发展为万人队伍,所到之处,饱受压迫的百姓纷纷加入。
黄巢军初期作战十分迅速,仅几个月就攻下多个州县,百姓们看到他们的旗帜,不是畏惧,而是奔走相告,争先恐后地加入他们的行列。
起义军的迅速壮大,令朝廷措手不及,短短几个月内就达到几万人,并且接连攻下十几个州,势力发展到淮南。
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天平五军节度使出兵剿灭起义军,但各藩镇想保存实力,不太上心,导致起义军得以继续发展壮大,令朝廷难以应对。
随着起义的推进,黄巢与王仙芝之间的分歧也开始显现。
朝廷曾派使者劝降王仙芝,提出了安抚的条件,王仙芝有所动摇,但黄巢坚决反对妥协,并痛斥其背离起义初衷。
二人最终分道扬镳,公元 878 年(唐乾符五年),王仙芝在黄梅(今湖北黄梅西北)兵败被杀。
王仙芝死后,黄巢重新集结他的部队,他自封“冲天大将军”,建元王霸。
起义军的士气随之高涨,仿佛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般向帝国的核心区域推进。
在战斗中,黄巢的军队表现得异常凶猛,无论官军还是地方武装,都难以抵挡他们的攻势。
公元880年,黄巢的军队终于攻破洛阳,大唐的腹地第一次敞开在起义军的面前。
当时唐廷为阻止黄巢北伐,任命曹全最为天平节度使兼东面副都统,率兵 6000 防守泗州等;
但由于晚唐社会矛盾重重,政令不畅,各藩镇之间矛盾斗争复杂,军事防线未能有效阻挡黄巢义军。
官员和士兵纷纷逃亡,无人敢于正面抵抗,洛阳城几乎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陷落,局势已然失控。
经过一番整顿,黄巢并未停下脚步,而是向着长安进军。
《资治通鉴》记载,广明元年(880 年)十二月,黄巢军攻克潼关。
《旧唐书・黄巢传》记载,“巢乘锐攻潼关,陷之。僖宗狼狈幸蜀,贼遂入京城。”
公元881年,黄巢的军队浩浩荡荡地抵达长安城外,城内的官员和百姓惶恐不安,纷纷逃命,守军也士气全无,起义军势如破竹地攻入长安。
《新唐书・黄巢传》记载,“巢入京师,即皇帝位于含元殿,号大齐。”
这一行动显示了黄巢取代唐朝的决心,他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政权,改变唐朝的腐败统治,给百姓带来新的希望。
《旧唐书・黄巢传》记载,黄巢军初入长安时,“甲骑如流,辎重塞涂,千里络绎不绝。民夹道聚观,尚让历谕之曰:‘黄王为生灵,不似李家不恤汝辈,但各安家。’”
可见,起初黄巢军还是有一定纪律约束,试图安抚民众的,黄巢在长安还采取了一些措施,如任命官员、整顿秩序等,试图稳定局势。
但随着时间推移,黄巢军队的内部却出现了部分失控行为的迹象。
经过多年征战,起义军中有不少原本便是流寇草寇,纪律松散,战斗残忍,难以管制。
起义军虽然入驻长安,一些士兵们却开始烧杀抢掠,民众也因此对起义军的期望逐渐转为恐惧。
黄巢虽然试图恢复秩序,但已无力掌控局面,长安的百姓在动乱中失去了安全感,开始对这位新皇帝心生怨怼。
此时,朝廷趁机招募新的兵力进行反攻,随着叛军内部的矛盾和民众的背离,黄巢的队伍日渐削弱。
朱温原为黄巢部将,后降唐,率领官军围剿黄巢,数度交战,最终将黄巢的起义军彻底击溃。
关于黄巢的身死,也存有争议,有说法认为黄巢兵败自杀,也有说法认为他被部下所杀。
《旧唐书・黄巢传》记载,“黄巢入泰山,徐帅时溥遣将张友与尚让之众掩捕之。至狼虎谷,巢将林言斩巢及二弟邺、揆等七人首,并妻子皆送徐州。”
而《新唐书・黄巢传》记载,“巢计蹙,谓林言曰:‘我欲讨国奸臣,洗涤朝廷,事成不退,亦误矣。若取吾首献天子,可得富贵,毋为他人利。’言,巢甥也,不忍。巢乃自刎,不殊,言因斩之,及兄存、弟邺、揆、钦、秉、万通、思厚,并杀其妻子,悉函首,将诣溥。”
黄巢之乱虽然落幕,但这场起义已使唐朝元气大伤,经济崩溃、社会动荡,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彻底丧失。
唐朝再也无力恢复到以往的辉煌,帝国的命脉如同垂死的蜡烛,在风雨飘摇中渐行渐远。
朱温篡唐大唐的气数渐尽,而朱温则在蠢蠢欲动,步步逼近权力巅峰。
他在朝廷的扶持下,屡次率军击败残余的起义军,屡建奇功,一路权势飙升,甚至在短短几年内成为拥有兵权的东平王。
《资治通鉴》记载,“昭宗以全忠(朱温)为宣武、宣义、天平三镇节度使,以讨李茂贞等。”
战功与权力让朱温羽翼渐丰,唐昭宗为维稳不断提拔他,殊不知这一决定却使自己陷入了更加危险的境地。
朱温深知,手握军权的同时,唯有掌控皇权才能真正确保不受掣肘,于是他在暗中开始策划,等待着合适的时机实现更大的野心。
当时,朝堂之中权力交织,宦官、朝臣与外藩割据各怀鬼胎,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权力网。
朱温善于周旋在这些势力之间,既稳住了唐昭宗,也打压了朝中对他持异见的官员,同时还与朝中权贵建立了联系。
为了加强对昭宗的控制,朱温强迫其将都城迁至洛阳,使昭宗完全处于自己掌控的区域。
《旧唐书・昭宗纪》记载:“天复四年,朱全忠(朱温)请迁都洛阳,车驾发长安。”
搬迁后的昭宗形同囚徒,生活起居、朝政大事无不受制于朱温,此时的朱温一边大肆收揽权力,一边清除异己,逐渐将朝廷变为自己的私人势力范围。
为了彻底消除任何可能威胁到他的势力,朱温开始了令人发指的杀戮。
一次宴会上,九位皇子被他毒酒灌醉后活活勒死,朱温用绳索缠绕他们的脖颈,一一扼杀,将尸体抛入黄河。
《新唐书・昭宗诸子传》记载:“德王裕、棣王祤、虔王禊、沂王禋、遂王祎、景王祕、祁王祺、雅王禛、琼王祥,昭宗诸儿也。天祐二年,九王谋诛全忠,全忠杀之。”
《旧唐书・哀帝纪》记载:“(天祐二年)六月戊子朔,敕:‘责授登州刺史裴枢、责授棣州刺史独孤损、责授均州刺史崔远…… 并宜赐自尽。’时全忠聚枢等及朝士贬官者三十余人于白马驿,一夕尽杀之,投尸于河。”
《新唐书・奸臣传》记载:“全忠以槛车送(裴)枢等百余人,皆见杀,投尸于河。”
白马驿之祸中,朱温将三十多位朝廷大臣斩杀并投尸于河,忠良之士的鲜血染红了河水,皇亲国戚尸骨无存,这场大清洗后,唐朝再无反抗朱温的力量。
不过,这一切还不足以令朱温安心,他早已将昭宗视作一颗棋子,当发现昭宗可能有所反抗时,他毫不掩饰将其处死。
《旧唐书・昭宗纪》记载:“天祐元年八月壬寅夜,朱全忠令左龙武统军朱友恭、右龙武统军氏叔琮、枢密使蒋玄晖弑昭宗于椒殿。”
昭宗之死并未让人怀疑到朱温头上,反而是他“哀悼有加”,表面上哭诉失去皇帝的悲痛,实则在宫中布下天罗地网,安排亲信监督宫人,将所有曾亲近昭宗之人调离、软禁或诛杀,以确保没有人会揭发他的阴谋。
当唐昭宗死后,朱温扶立年幼的李祝为帝,是为唐哀帝,而自己则在幕后操纵一切。
哀帝即位时尚年幼懵懂,根本无力反抗朱温的指令,他的帝位不过是朱温的一块遮羞布。
随着哀帝的成长,朱温逐渐发现自己布下的傀儡不再听话,与此同时,朱温的篡位之心愈发强烈。
905年,他逼迫哀帝“禅位”,改国号为梁,正式建立后梁王朝,唐朝最终灭亡,而大唐的最后一丝血脉,也在黄河的滚滚波涛中被彻底湮没。
朱温终于如愿以偿,登上皇位,完成了他长久以来的野心,然而,残忍好杀的他并未因此长久享福,反而因自己的暴虐行径而死于内斗。
《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记载:“乾化二年六月,郢王友珪弑逆,帝崩于寝殿。”
登基仅七年,他便被自己的儿子刺杀,一代权臣、篡位者的传奇也在血腥中落幕。
朱温留下的不过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王朝,而后梁也仅仅维系了短暂的统治,迅速被历史洪流所吞噬。
这一切宛如一场轮回,让人不禁感慨,一个辉煌无比的王朝竟以如此血腥的方式谢幕,而新的政权也难逃覆灭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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