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一个独特而复杂的国家，因为它年轻，所以在它建国之时，就已经确立了这个国家的基本价值观和原则，而没有什么沉重的历史文化包袱。

这种“建立即完美”的状态，在人类历史中很罕见。也就是说，在建国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很多可能会面临的问题，从而在制度设计中尽力避免了这些问题。

之所以说华盛顿等美国国父们是真正的伟人，就是因为他们刨除了个人的权力私欲，没有建立自己的权贵集团进行世代统治，而是通过制度性的自我设限，避免美国走上极权的道路。

在中国辛亥革命前后尝试走向共和的历程中，其实也不乏这样的大讨论。当时进行制度设计的中国精英们商量：究竟是学法国多一些，还是学英国多一些，还是直接学美国呢？精英们各持所见。最后大家一致认为综合各家制度所长比较好，也就是将议会制和总统制的优点结合起来。

可惜，因为旧的历史包袱太过沉重，以及各种复杂的原因，这种美好的探讨，最终流产于各方军阀、势力的厮杀之中。

然而美国现在也越来越面临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建国250年后，美国也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之前美国的道路都是既定的——后来的精英层和民众们，只需要沿袭建国之时的立国原则即可，无需动摇“国本”。过河需要标记的石头，华盛顿们早已给安排好了。

但现在美国的问题，却似乎有一种动摇国本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当年的制度设计，已经在当下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逐渐暴露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美国的建国始于13个英国殖民地的居民反对英国的统治。

经过独立战争，美国于1776年7月4日通过了《独立宣言》。这个宣言不仅宣布了美国的独立，还确立了一个关键原则：所有人生而平等，并拥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是美国建国的基石，也就是美国过河的那块“石头”。

美国宪法的诞生，是美国最重要的一块“石头”。宪法的根本原则，至今仍然是这个国家的底线。

限制政府权力，始终是美国的立国之本。美国体制之父托马斯·潘恩在著作《常识》中说道：“政府甚至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一种必要的邪恶”，它的存在目的应当是保障个人自由，而非束缚人们的天赋权利。

而如果说潘恩是火炬，那么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则是奠定自由之基的砖瓦。洛克的社会契约论深刻影响了美国的建国思想。他提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自然权利，被托马斯·杰斐逊借用并在《独立宣言》中改写为“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

洛克坚信，政府的合法性源于人民的同意，一旦政府背弃这一契约，人民有权推翻它。这一思想成为美国革命的理论基石，并奠定了美国宪法中的民主原则。

洛克写道：“人们进入社会，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他们的自由和财产。” 这种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思想，发端于英国，后来又在美国政治制度中化为宪法条文，并通过司法、行政和立法的分权制衡得以落实。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美国开国元勋、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美国宪法起草人之一、第一任美国财政部长）则为新兴的共和国设计了其经济与政治的运转方式。作为《联邦党人文集》的重要撰写者之一，汉密尔顿极力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他与詹姆斯·麦迪逊等人一起，力图通过宪法的框架，平衡各州与联邦的权力关系。

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汉密尔顿写道：“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府，国家就会陷入混乱与无序，个人的自由也将荡然无存。” 他强调，强大的政府并不是自由的敌人，恰恰相反，它是保障自由的最可靠手段。

汉密尔顿着力推动的宪法“默示权力”（Implied powers）赋予了政府发行国债、承担国家债务与创立美国政府所有的银行的权力。

看似汉密尔顿的价值观与自由相矛盾，但汉密尔顿的贡献是保证了美国的统一与国家力量。这是美国确立的另外一块“过河石头”。

美国建国的核心价值观，如同一株在历史风雨中生长的橡树，既根植于启蒙思想的沃土，也在南北战争、平权运动等新的历程中汲取新的养分。

从托马斯·潘恩与洛克的自由理念，再到汉密尔顿对国家治理的精心设计，这些思想家的智慧汇聚成了美国精神的强大支柱。

正如《独立宣言》所宣称的那样：“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

美国社会如今面临的许多问题，都与其建国时的核心价值观产生了复杂矛盾。尤其是近些年大选所引发的社会撕裂，不同群体之间的深刻分歧暴露了出来，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美国社会在政治、文化和经济层面的断层。

首先是两极化的政治环境。

近年来愈发激烈的两党对立，使得选民被迫站在两个极端：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分歧越来越难以弥合。

托马斯·潘恩曾呼吁建立一个基于自由和个人权利的政府，而如今，这些自由的定义在不同党派中变得截然不同：共和党强调个人责任和市场自由，而民主党更关注社会平等与集体福利。这样的两极化使得不同选民群体的身份认同与政治立场紧密交织，彼此对立的观念越发根深蒂固，导致了社会共识的逐渐瓦解。

自由究竟是什么？这个定义本身开始出现裂纹。

在这种裂纹之下，诞生了白左和极右翼两种群体，前者大搞政治正确，将平等作为一种道德制高点和政治作秀，反而损害了整个社会。后者则盲目排外、敌视移民。

上次大选之后，川普认为民主党票数做假，策动选民冲击国会，就是对美国国本“石头”的撼动。这件事情本身的功过是非，每个人有不同的观点，但也正是这种观点的分歧，说明了分歧的严重性。

在川普支持者眼中，他是拯救美国的英雄，以免美国被利益集团所掌控。在反川普者眼中，他又是一个搞民粹的家伙。

但最终选票将决定美国的国运。我们也拭目以待。

当年托马斯·潘恩通过《常识》来传播革命和自由理念时，纸质书是主要的传播媒介。但是现在，社交媒体成为了信息发布和流通的主要渠道。尽管这种转变带来了信息传播的迅速与多样化，但也加剧了社会撕裂。

尤其是，社交媒体通过算法推送特定的内容，让左翼只看到左翼、右翼只看到右翼，将人们圈入“信息茧房”，只接触符合其观点的内容，人们也就更加反感和排斥与自己不一样的价值观。

言论自由究竟是什么？在社交媒体时代，这个问题也变得异常复杂。

马斯克通过购买推特，才能让自己偏右翼的价值观得到更舒畅的表达。川普一度被推特封禁，更是对美国言论自由的巨大挑战。

美国的政治权力正在越过言论自由的边界，但这个边界在哪、由谁来定义，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

美国的经济不平等问题也加剧了社会的撕裂。

美国建国时，约翰·洛克的自然权利理论强调了生命、自由和财产的不可侵犯性。但如今，财富和机会的分配极度不均，尤其是在全球化和工业自动化的冲击下，美国传统蓝领工人阶层的收入与工作机会被削弱。

60年代那种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群体，日益感受到被忽视

受挫的选民群体往往感到被精英阶层和政府忽视，这种情绪在选举中放大，转化为对体制的不信任甚至敌意，进而加剧了政治极端化。

精英阶层反过来也充满了傲慢，认为大众选民是愚昧和极端的。美国社会的撕裂，就这样暴露于精英与大众的两极分化和互不信任之中。

种族与文化冲突也是另一个方面。

从19世纪的奴隶制问题，到20世纪的民权运动，再到当今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Black Lives Matter），种族不平等依然是美国社会的重要问题。

近年来，移民问题和身份政治的兴起，进一步加剧了不同文化和族群之间的矛盾，导致选民在文化和种族认同上愈发对立。

面对严重的社会撕裂，美国需要回归其建国的核心思想，但也要在当今时代背景下进行适应和革新。

其实，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依然蕴藏在美国国父们的思想之中。

首先要恢复理性对话与妥协。汉密尔顿在构建美国联邦制时，强调了权力制衡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性。今天，美国的政党需要重新找回妥协的艺术，推动理性的对话与合作。政策制定者应当更多关注那些能够超越党派利益、真正服务于公共利益的议题。

改革媒体生态也是一个重要的任务。

社交媒体需要得到更合理的法律监管，也需要更科学的方式去纠正极端和虚假信息，而非为“政治正确”或者党派对立服务。

传统媒体则需要承担更多责任，优化其传播信息的方式，避免进一步推波助澜、加剧社会对立。X（推特）近两年持续采取合理手段打击虚假信息（而非直接删帖），推动对立观点之间的对话，就做得比较好。这样既没有让政府滥权，同时也推动了网民自己的鉴别思考能力。

最后，减少经济不平等、缩小贫富差距是根本。

在洛克的自由理念中，财产权是不可剥夺的核心，但当经济不平等扩大到极端时，自由的基础也会动摇。政府需要利用税收政策、教育改革和就业支持等措施，缩小贫富差距，提升社会的公平感和机会平等，重塑“美国梦”，进而缓解社会的不满情绪。

我们作为个人，总是只看到当下的事情，容易忘记历史。

其实，美国并非第一次面临严重的社会挑战。在美国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存在一个循环，那就是：“遇到问题→严重撕裂→自我修复→新的发展阶段→新的问题……”。

美国曾经所遇到过的问题，经常看起来比现在还要严重，但还是一步步走了过来。

为什么美国制度有着强大的自我修复基因呢？因为奠基的那块石头是目前人类所能想到的最好的价值观。比如自由、平等、权力制衡，没有人能说这是错的。

正是在这些基石之上，美国再去解决新的问题，就会有更多的空间和底气，以及“不会犯根本性错误导致国家崩溃”的基本保证。

摸着石头过河，其实最终还是要回到立国之本的那几块“石头”，而不是去寻找那些从未接触过的、新的石头。这才是美国走出当下社会矛盾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