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初夏，北京城到处热议袁世凯的生死，毕竟他这一生的经历也算是相当少见。

更加奇怪的是，袁世凯临终前曾留下一条奇怪叮嘱：“给送葬时，见穿红衣之人，除掉方可自保”，不禁让人深思。

到底穿红衣之人是谁？他又为何成为袁世凯至死都放不下的心头大患？

枭雄传奇

1859年，袁世凯出生在河南项城的一户殷实家庭，尽管家族有人显赫一时，但他并非生而显贵，因为出身偏房，幼年就遭到父亲轻视，仿佛注定要做一个平凡人。

少年时期的袁世凯，学业并不出色，参加科举考试却屡屡落榜，这样的遭遇反而让他早早放弃了迂腐的八股之路，还敏锐地察觉到，生逢乱世，只有投身权力与军队才能真正改变命运。

22岁时，他依靠家族关系加入淮军将领吴长庆麾下，起初一点不像军事人才，偶然的一次交谈，吴长庆被他的机智和果断打动，让袁世凯开启了此生枭雄之路。

1882年，朝鲜发生宫廷政变，清廷出兵平乱，袁世凯随军东渡朝鲜，在这场危机中脱颖而出，不仅在战场上表现得勇猛无比，还展示了卓越的外交手腕。

其他军官只知道厮杀，他已经学会如何与朝鲜上层周旋。

战斗结束后，朝鲜王室对这个年轻人印象深刻，尊称他为“袁司马”，借助这段经历，他不仅建立了在清廷的威望，也在朝鲜积累了重要的人脉资源。

19世纪末，清朝内外交困，军队腐败无能已经成为难以掩盖的事实，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袁世凯居然能在天津小站悄然打造出一支纪律严明、装备精良的现代化军队。

正是这支北洋新军后来成为他通往权力巅峰的资本，并吸引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将领，如段祺瑞、冯国璋等人，让他在后来的军政斗争中占据了无可撼动的地位。

戊戌变法期间，袁世凯察觉到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的改革可能触犯慈禧太后的底线，果断站在太后一边，最终助慈禧扭转局势，还赢得了慈禧的信任，为他的仕途再添一块基石。

20世纪初，袁世凯已成为清朝最重要的政治强人之一，先后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掌控了清廷的财政与军事命脉。

即便如此，他深知清朝的旧体制已经岌岌可危，必须为自己谋划一条全新的出路。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廷再也无法镇压各地革命浪潮，袁世凯一边假意支持清廷，一边秘密与革命党谈判，一番操作下，清帝逊位、中华民国成立，他则成为临时大总统。

然而，袁世凯却并不满足于“临时大总统”的称号，在他看来，“皇帝”才是真正能永续传承的地位，索性迈出了人生最危险的一步——恢复帝制。

1915年，中国内外交困，对于袁世凯而言恰恰是登基称帝的最好时机，再加上孙中山、黄兴等民国领袖因为辛亥革命丧失了控制军权的机会，对他构不成实质威胁。

然而，真正让袁世凯感到担忧的，是他手下的北洋将领们，这些人不仅是他权力的基石，也是他统治的最大隐患。

作为北洋系的缔造者，袁世凯深知这些将领的性格和野心，自己一旦称帝，势必触及他们的利益，彻底断绝了这些将领未来的权力梦想。

1915年底，袁世凯正式宣布恢复帝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定1916年为“洪宪元年”，从那之后，他最倚重的北洋将领开始倒戈。

段祺瑞、冯国璋等人本就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决定心存不满，看到全国上下的反对声浪，不仅选择袖手旁观还暗中支持反袁势力。

经过多次权衡，袁世凯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还是失去了往日威严，身体状况急剧恶化，面对各方的批评与指责郁郁寡欢，内心充满悔恨。

1916年6月，袁世凯因尿毒症离世，结束了跌宕起伏的一生，那些他曾经深信不疑的盟友最终成了掘墓人，他本人也没能摆脱“枭雄必孤”的宿命。

宠臣忧患

在袁世凯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涯中，段芝贵这个名字是一抹醒目的注脚，这个看似忠心耿耿的干儿子，既是袁世凯仕途上的助力，也是他生命终结时的隐患。

段芝贵的故事起点并不高，出生在一户普通的衙役家庭，父亲职位卑微却极尽搜刮之能事，家中积累的微薄资源全部投入到段芝贵的教育上。

小小年纪的段芝贵便懂得如何讨好父母、逢迎长辈，尽管在私塾中表现平平，但他却以对人性洞察的精准和善于钻营的本领，为自己铺开了一条别样的道路。

他敏锐地察觉到，未来天下属于那些掌握兵权的人，由此报考了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凭借机智和伶俐通过了考试。

学习期间，段芝贵刻意与同窗保持良好关系，无论是段祺瑞还是冯国璋，他都不遗余力地与他们拉近距离，为他日后仕途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而，仅靠聪明伶俐和人脉积累，段芝贵的前途依然有限，他深知自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靠山，再度将目光投向了袁世凯。

为了取得袁世凯的信任，他以干儿子的身份拜入其门下，将“谄媚”演绎到了极致，与袁世凯有关的一应事务都被段芝贵处理得滴水不漏。

事实证明，段芝贵的策略是成功的，袁世凯将他视为心腹，赋予他更多的权力和机会，还曾负责袁世凯称帝计划中的关键安排。

在“劝进”活动中，他比其他人表现得更为积极主动，甚至强迫北洋将领签字表态，支持袁世凯恢复帝制，表面上在为袁世凯奔走效力，实际上却是在为自己铺路。

然而，这份“忠诚”并非没有代价，袁世凯称帝失败在全国范围内引发护国战争，作为“劝进”的主要推手之一，段芝贵也成为众矢之的。

面对北洋体系内部反对声浪越来越大，冯国璋和段祺瑞也对段芝贵心生不满，袁世凯意识到，此人已经成为了一个“烫手山芋”。

更让袁世凯不安的是，段芝贵在后来渐渐显露出争权夺利的野心，暗中结交人脉，试图在权力裂隙中找到新的机会，这一切让他在心中愈发警觉。

相传，袁世凯临终前的一句遗言就是“除掉穿红衣服的人”，指向的正是段芝贵。

这句话既是袁世凯对段芝贵野心的深刻洞察，也是对自己的家产和权力分配的最后防线。

红衣较量

1916年夏天，关于袁世凯葬礼的消息不胫而走，有一个人却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正是段芝贵，他选择在葬礼上穿一袭鲜红长袍，犹如一颗炸弹引爆了原本严肃哀伤的气氛。

这一奇异举动不仅让袁克定怒不可遏，也将袁世凯临终前那句“见穿红衣之人，除掉方可自保”的遗言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红衣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喜庆的颜色，居然出现在一代枭雄的葬礼上，它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深意，段芝贵又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挑战礼俗，将自己置于生死边缘？

临终前，袁世凯将长子袁克定叫到病榻前交代“红衣遗言”，这句话在袁克定听来无异于天方夜谭，袁世凯却对此笃定不疑。

事实上，袁世凯对段芝贵的个性和行事风格早已了如指掌，在他眼中，此人是一个无所不用其极的机会主义者，善于投机也精于利用混乱中为自己谋利。

因为深知段芝贵的忠诚从来只是表象，自己的死必定会成为段芝贵进一步扩张权力的契机，红衣必将成为一种无言的挑衅也无法掩饰的野心。

果然，袁世凯生前的担忧在他死后真的成为了现实。

6月9日，葬礼如期举行，袁府上下一片肃穆，黑衣白纱增添了不少压抑感，北洋军政要员齐聚一堂，朝廷旧臣与北洋将领们的表情各异，送葬队伍行至中途，一个身影出现了。

只见段芝贵身着一袭鲜红长袍从人群中缓缓走出，神态镇定自若，步履间透着一股从容不迫，仿佛自己并不是来参加葬礼，而是来参加一场庆功宴。

人群中瞬间发出低声惊呼，所有人都不可置信地盯着这个不合时宜的红色身影，袁克定看到这一幕时，脑海中猛然想起父亲的遗言，愤怒瞬间点燃，直接对准段芝贵开火。

段芝贵毕竟出身军营，身边还带着警卫，枪声一响，警卫迅速将段芝贵护住，子弹未能命中目标，只擦伤了段芝贵的手臂。

这一枪虽未致命，但却彻底撕破了两人的最后一点体面，一场本应庄重肃穆的葬礼，因这场红衣闹剧变得充满了戏剧性。

段芝贵为何敢冒险穿红衣现身？

这是一个令旁观者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仔细分析他的处境就会发现，这件红衣其实是他的一次大胆宣示。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段芝贵的政治地位变得岌岌可危，身为袁世凯最亲近的亲信之一，几乎被所有反袁势力视为同谋者，这种情况下，他需要一个高调的举动来证明自己。

穿红衣现身葬礼，既是对传统礼俗的公然挑衅，也是对权力体系的一次强烈暗示，他不是甘心屈从的棋子，而是可以主动出击的玩家，正重新在乱局中为自己争取筹码。

即便如此，段芝贵一番折腾还是没能给他带来预期效果，随着袁世凯去世，北洋体系分崩离析，段芝贵也逐渐失去了他赖以生存的权力网络。

在新的权力斗争中，他被边缘化，成了众多失势北洋将领一员，“红衣较量”终究成了一场历史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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