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苏联领导层动了杀心，想要消灭一个阶层需要多久？
上世纪20年代，苏联社会中活跃着一群特殊的人，他们拥有某种意义上的“特权”，为当局办事，当局也乐于在一些事情上给他们开绿灯。
1927年，该阶层总人数达到321.1万人，约占当年苏联总人口的2.2%。官方用“新经济政策”一词的俄文缩略语加上代表“狂热爱好者”的复合词组成一个新的名词（Нэпман）来形容这群人，音译为“耐普曼”。
此时正是耐普曼阶层的高光时刻，他们自恃对苏维埃政权有功而愈发明目张胆。没有人想到，当局仅用了约3年的时间，就将耐普曼们尽数消灭。
时间来到1921年初，国内外交困的局势令列宁认清了现状：共产主义的实现要建立在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之上，换句通俗的话讲，玩资本主义得有钱，玩共产主义得大大有钱，眼下的俄国显然没这样的本钱。
况且眼下内战正在白热化阶段，打仗是个烧钱的活儿，此前派下去收粮的中央特使，有不少为了达到指标不惜采用强硬手段，跟农民闹得很不愉快，使群众与当局离心离德。再这样搞下去，闹不好苏维埃政权都有倾覆的危险。
而“新经济政策”的出现瞬间解决了一切，其中一些人性化的规定立马得到基层民众拥护，例如农民可不再向政府缴纳粮食，而是以“粮食税”代替；百姓在获得生活资料时也不必非要经过政府，大伙儿可以以物易物，用自己富余的东西换急缺的物资。
可以说，对苏联无产阶级革命而言，“新经济政策”出台的意义是十分伟大的，然而在当时，不少人却反而将其视为“祸端”。在他们来看，这纸政策根不红苗不正，甚至还有意图帮助俄国国内基本被消灭的资本主义死灰复燃的倾向。
事实上，倘若非这样说，问题其实也不算大。
1921年3月，当局颁布条令，私人经商在俄国国内重获合法地位。政策下达仅一个季度后，申请经商执照者便多达近19万人；1923年，私人商业在苏联全国零售商业流转额中占到的份额已超过3/4，全国私营店铺多达37万家。
工业方面，1922年，当局宣布工业企业可将厂房和设备对外出租，允许私人创办和经营小型企业。
苏维埃政府是这样解释的：眼下政府能力有所不及，不能将所有工厂都运转起来。把没有能力经营的那部分转包出去，让它们在私企经营者手中发光发热，让全社会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这何尝又不是一种“共产主义”呢？
截至1925年，新创立的私人工业企业已多达1786家，依靠国有工业企业出租的厂房设备成立的“出租企业”达到近5000家，从业者人数有280万，苏联小工业产值已几乎恢复到“十月革命”前的规模。
“新经济政策”令苏联社会焕发出了久违的活力，国家实力和社会财富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提升。然而就在一切向好之时，新的问题出现了。
“耐普曼”阶层帮助当局收集社会财富，将物资变成钞票，成为名副其实的“印钞机”，作用虽大，可他们根本上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与当局所奉行的主义背道而驰。况且耐普曼阶层的出现和壮大，带来的正面影响未必就比负面作用大。
首先很重要的一点，正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耐普曼们收割的财富并不是凭空出现的。
从官方的统计资料来看，1926~1927年，苏联非农业人口的人均收入约为315.3卢布，其中收入比较稳定的国企职员、工人的收入大概在327~389卢布之间；而耐普曼阶层的人均收入则高达2079.5卢布，相差仅6倍。
而在耐普曼阶层之间，贫富差距更是骇人：处于该阶层最底部的小商贩、手工业者，收入一般在257~303卢布之间，甚至不如国企工人，但小工业企业经营者的平均收入则超过2600卢布。
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靠着“中间商抽成”的经纪人和投机者，收入比企业主还要高出一截，达到4125卢布。再纵向对比一下，耐普曼阶层将苏联的贫富差距拉大到了足足十倍有余，在充满国库之前，这些人首先充满了自己的钱包。
不仅如此，根据苏联政府于1922年9月1日的报告，耐普曼阶层有着一定的门槛，大家都知道有钱挣，但并非所有人都有机会成为其中一员，这一阶层的群体相对固定。
资料中指出，此前完全不具有相关背景或是从业经验而成为耐普曼的人占比很少，而绝大多数都是我们常说的“有钱人”。实行新政策以来，苏维埃政府将一批此前没收的小型企业退还给原主人，这部分人就占到了耐普曼阶层总人数的26%。
这些人用手中充足资金在工业或是商业领域不断扩大经营，收割利润；有的耐普曼甚至是与苏联工商业政策有关联者，借职权之便中饱私囊。概括下来便是一句话：富的越富，穷的越穷。
众所周知，当社会财富向极少数群体或个人集中时，这个国家的性质就变了，这也是苏联政府所无法容忍的。列宁曾明确将耐普曼阶层定性为“新资产阶级”，无奈眼下当局用得到他们，而后者的作用又无人能够代替。因此，当局权衡利弊，决定暂且默许它的存在，如布哈林曾在1925年的文章中提到：“我们容许耐普曼从事自己的营业。”
无奈的是，人的贪欲是没有止境的，耐普曼阶层将当局的容忍与利用误解为纵容。1925年以后，他们手中已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财富，并试图染指国家命脉行业。
他们用隐蔽的条款破坏“八小时工作制”对工人工作时长的限制，搜刮黄金、粮食、工业原料，并将这些作为扩大经营的筹码。位于阶层顶端的一些“大人物”，甚至尝试为自己积累政治资本。
例如被誉为“石油大王”的美国财阀阿德曼·哈默，眼馋俄国这个巨大的市场，本想在苏俄投资兴建医院，帮助民众治疗流行病。但当他于1921年来到苏俄目睹现状时，立马改变主意，将事先准备好的100万美元全部换成粮食，从美国运到苏俄再以成本价售出。
这份“好意”令列宁十分感动，不但将哈默奉为座上宾，并代表苏俄政府向对方表达了合作的意愿：“我们需要美国的技术和方法，以及美国的工程技术人员，我们可以取长补短。”
此后，哈默在苏联的地位扶摇直上，成为苏联对外贸易的“总代理”。连当时福特汽车的掌门人亨利·福特这个死硬的反苏分子，都不得不卖哈默一个面子，为苏联带去了宝贵的汽车和拖拉机技术。
对于自己争取到的“特权”，哈默从来不吝使用：1922年，他的一列火车在一处车站被截停，站长向哈默索要几百公斤粮食作为“好处费”，后者则直接向列宁告状。彼时，列宁正在私人别墅中疗养，得知此事后立马出面，命令车站开绿灯，并干脆处死了那名站长。
哈默尚且站在明面上，不难想象，耐普曼阶层私下会为利益作出多少没有底线的事。
对于“新经济政策”的好处与弊病，斯大林都看在眼里，正因如此，列宁逝世后，接过头把交椅的他开始着手消除该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1927年，苏联高层通过“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决议，并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国家全面接管工业。斯大林的一番操作大大提升了苏联的综合国力，一套完备的运转模式基本形成，耐普曼阶层便失去了作用。耐普曼们要么被迫转行，要么被驱逐，到了30年代初，该阶层在苏联国内便基本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