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大清王朝的政治舞台上涌现出一批力挽狂澜、重振国威的人物。他们兴洋务、办工厂、购军舰、恢复各项经济文化事业。这一番改革搞得轰轰烈烈，一个世界强国的重新崛起似乎指日可待了。可是就在这“中兴”之时，有一个人偏唱反调，在曾国藩面前大胆预言清朝50年内“陆沉”的命运。这个人便是赵烈文，曾国藩的一个幕僚。与围绕在曾国藩身边的其他影响晚清政治格局的能人相比，他显得籍籍无名。赵烈文，字惠甫，号能静居士，江苏阳湖人。他自幼系统地接受了传统教育，但三应乡试不中，于是绝意仕途，专心钻研务实之学。赵烈文与曾国藩相识很早。1855年，是曾国藩最难熬的日子，跟随他的幕僚大都弃他而去。曾国藩听闻赵烈文才华横溢，于是遣人以“两百金”礼聘之。

赵烈文日记初识赵烈文，曾国藩感觉此人书生气太浓，惯于纸上谈兵，加之赵烈文当时年纪很小（生于1832年，此时23岁），因而曾国藩对他并不十分信任。赵烈文来到后，曾国藩先命他参观驻扎在樟树镇的湘军水陆各营，让他见识一下。没想到，赵烈文不但没被湘军震慑，反而就军务提了一堆意见，他很不客气地说：“樟树营陆军营制甚懈，军气已老，恐不足恃。”曾国藩听罢十分不悦，他最不待见空口大话的书生。正在此时，赵烈文因母亲病重而辞归，曾国藩没怎么挽留就准许了。然而就在赵烈文准备动身的时候，传来驻樟树的湘军部队大败的消息，曾国藩不禁对赵烈文刮目相看。不久赵烈文母亲病故，赵烈文回到老家守丧，一呆就是5年。但曾国藩始终没有忘记赵烈文。1861年，他专折奏调赵烈文进入军营。赵烈文正式成为曾国藩的幕僚，这一年，他刚满30岁。此后数年，他逐渐成为曾国藩最主要的幕僚之一，为其谋划政务，提供建议，“凡运筹决策以及军书章奏，多出裁定”。两年后，即1863年，由于兵法对策的出色，连在攻打南京太平天国的曾国荃都曾多次向曾国藩索要赵烈文。赵烈文几次推辞，曾国藩却坚持要他去，并说：到南京后，是去是留，悉听尊便，或者往返南京和安庆两处，也无不可。意思是赵烈文可以身兼二职，同时做曾氏兄弟的秘书和高参，由此可见曾氏兄弟对赵烈文是如何器重了。

曾国藩此后近一年半的时间，赵烈文见证了曾国荃围困南京的所有细节。尤其在湘军大破南京城后，赵烈文看到有些官军统领在城内肆意杀戮掠夺，十分痛心，感叹“此地不可居矣”。曾国荃处理完几件大事之后，害怕赵烈文向曾国藩反映问题，赶紧约见赵烈文，并“色甚忸怩”地道歉，称湘军“读书太少，义理不能制血气”。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之后，湘军中大部分幕僚都希望凭借军功被推荐做官，赵烈文的想法却不同。在和曾国藩谈到将来的打算时，他坦诚地说：“余云烈出处之计，本无成算，荷相国及少帅盛意，未敢牢拒。然仍愿追随相国……”此前，赵烈文已经被曾氏兄弟奏保“以直隶州仍留浙江补用”。一个月后，曾国藩要北上，赵烈文要求从行，然而曾国藩不希望他再鞍马劳顿，跟自己受罪，希望他能够出仕。但赵烈文没有答应。送别时，赵烈文收到一副曾国藩的书法，落款称赵烈文为：“弟余其相爱，可谓诚挚。”感动处，赵烈文对曾国藩说，过去我想拜您为师，可是害怕别人说我“徒以功名之会”，所以不敢跟您太过昵近，现在我们就要分别，这些嫌疑没有了，我平素之愿可以说出来了。曾国藩感动地答应了。离开曾国藩后，拒绝出仕的赵烈文赋闲回家，在故乡虞山脚下筹建自己的书屋，取名“天放楼”。仅两年，赵烈文又收到曾国藩的信，召他回身边工作。这是在1867年，师生二人朝夕共处，感情极其深厚。他们从传统文化到宗教哲学，从时政军事到臧否人物，兴之所至，无所不谈。赵烈文学识深厚，见闻广博，曾国藩曾多次称赞他“博览群书”“洞达时务”。早在1860年，他分析了八股取士制度的百年变迁后，认为八股的“变化升降”之道已经穷尽，大胆预测：“后来取士之方，恐将易辙矣。”果然，1906年清廷诏准停止科举，兴办学堂。1860年12月，赵烈文在读到时人赖襄所著的《日本外史》，粗略了解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后，颇感慨日本近年来的变化：“迩来泰西与之通商，炮火之精，舟楫之利，以蕞尔小国，夷然处之而不惊。嗟乎！安在地广人众始为强哉。”此时，日本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才刚刚开始改革，而大部分清廷要人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蕞尔小国，不足为患”，直到30年多后，黄海上的隆隆舰炮声轰碎了他们的迷梦。这些所见所闻让赵烈文忧时伤世，对大清帝国的命运产生了深深的思索。一次，曾国藩说自己靠自强不息之道“粗能有成”。赵烈文笑着对他说：“师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在众人看来，曾国藩的功绩自然是依靠对太平军作战的胜利而得来的，或以为这就是他精力花得最多的地方，但赵烈文知道曾国藩与世俗文法对战的消耗其实是“十之五六”。什么是世俗文法？所谓世俗，是指那个时代的腐败的政治系统、颓唐的士林以及失去规范的社会。所谓文法，就是指官场和军中的各种潜规则。当时的赵烈文，已经认识到咸丰、同治年间动乱的本质。

英法联军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1867年7月21日）晚，“初鼓后，涤师（即曾国藩）来畅谈。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烈文对曾国藩說：时至今日，天下治理已经发生了太多问题。只是由于皇上在民间仍是权威的代表，中央政府才得以勉强维系，尚未分崩离析。赵烈文还推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意思便是，今后中央政府会先垮台，然后出现各自为政、割据分裂的局面，这种灾祸不出50年就会发生。当时，曾国藩觉得清王朝还有一线生机。但两年后，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更加接近清廷的权力核心人物，才知国家颓败远超想象，而朝中根本没有可以力挽狂澜之人。他不得不同意赵烈文的论断：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难以救药。在外人看来，赵烈文身份虽然卑微，但曾国藩深知他“天分绝顶”，“再能勉力，便为全才”，多次上奏保举，为他谋差。然而，赵烈文却说出了一番至理，大意是：做官未必能了负累，我现在一个幕府人员，可是请我办事的人还这么多，更何况做官？“爱钱无以对知己，不爱钱无以了一身”，更何况我一旦当官，大家都知道我会打着您的威望旗号，就算那些高级官员没有意见，可是跟我同辈中的人能不侧目吗？所以用做官去谋划生计，非我所想。生平志向只不过是“求一技之安，得以安隐读书而已”。曾国藩北调直隶总督后，赵烈文跟着北上，几经劝勉，他才勉强出仕。1869年，曾国藩保举赵烈文署理广平府属之磁州（今河北磁县）。赵烈文亲自去找曾国藩，力陈磁州属肥缺，非自己所宜，希望找一个偏远贫乏的地方去给百姓办点儿实事，以此报答老师。曾国藩坚决不同意。几年后，赵烈文又转任易州（今河北涞源、涞水一带）知州。在短暂的政治生涯中，赵烈文尽职尽责。坐堂理讼、下乡查案、兴修水利、考试文童，事事亲力亲为，是一个典型的良知官员。1870年曾国藩南下复任两江总督，赵烈文匆忙追赶曾国藩一行。见到曾国藩后，赵烈文先是祝贺曾国藩60寿诞，继而便以为官一年没有做出什么政绩表示惭愧。曾国藩却称赞说：“官声极好，足见有才。”接下来，曾国藩叮嘱赵烈文说：“素性高尚又最多情，做此小官，既不能展抱负，而我又要南下，不能履行过去你我约定，现在竟然不能为足下摆脱，奈何？”在别人眼里，赵烈文这个职务极其耀眼，让很多人嫉妒，但在曾国藩眼里，赵烈文做的是小官，不能真正施展他的才华，可见他对赵烈文的看重。1875年，在做了7年知州后，赵烈文找了一个借口，主动辞官退隐。辞官之际，他感到“如释重负，身心泰然”，此后终身未再出仕。退隐生活自在逍遥，外出访友、寄情山水、买书藏书，赵烈文十分满意这样的生活，在日记里感叹：“吾老是乡，虽万户侯不易也。”值得一提的是，清朝在他作出预言44年后彻底垮台，接踵而来的是长期“方州无主，人自为政”，即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