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陈璧君与汪精卫在上海结婚，从此她便与丈夫的命运紧密相连。汪精卫早年曾是一个为国捐躯的革命者，曾策划刺杀满清摄政王载沣，虽然行动失败，但其精神一度令同仁敬佩。然而，在随后的政治风云中，汪精卫逐渐走向了妥协与投降的道路。尤其在1930年代，日本的侵略步伐加快，汪精卫主张与日媾和的立场愈发鲜明，而他的妻子陈璧君不仅未加劝阻，反而成为推波助澜的关键角色。

抗战全面爆发后，汪精卫大肆鼓吹“和平救国”，宣称与日本的全面开战将是“自取灭亡”。他声称日本在军事与经济上都远胜于中国，谈判是唯一的出路。陈璧君对此全力支持，甚至亲自在公众场合为丈夫的理论辩护，声称“只有汪精卫才能救中国”。更有甚者，她还妄言东北本就是满人的领土，日本建立伪满洲国是“合法的”。

陈璧君不仅口头支持，还积极为汪精卫的卖国计划奔走。她与亲日派接洽，为丈夫在政治上铺路，并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拉拢各方势力。然而，面对她的游说，许多有识之士并未选择同流合污。她曾多次前往广东试图策反当地实力派，但遭到了拒绝。同样，她远赴云南拉拢地方军阀龙云，虽然未能令龙云彻底投靠，但却为汪精卫的叛逃提供了便利。

1938年，汪精卫因不堪背负汉奸骂名而犹豫是否叛国，陈璧君却在一旁不断劝说，最终使他做出投敌的决定。此后，汪精卫组建伪政府，陈璧君继续活跃在权力中心，为丈夫的“事业”出谋划策，并将自己的亲戚安插到伪政府的重要岗位。她的行为无疑让自己成为了人民的公敌。

汪精卫于1944年病死日本后，抗战胜利的喜讯传遍中国，而陈璧君则因其汉奸罪行在1945年被捕。1946年，她被判无期徒刑。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陈璧君被押送至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面对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汉奸，新政府却展现了不同的处理方式。

宋庆龄与何香凝等爱国人士曾向毛主席提议赦免陈璧君：“她虽然有不可饶恕的大错，但年轻时也为革命做过贡献，是否能给她一个改过的机会？”毛主席思索后表示：“可以赦免，但她必须向人民写悔过书。”这一决定不仅展现了宽容之心，也寄托着对改造人性的期望。然而，陈璧君对此却毫不领情。在她的自白书中，依旧大谈自己的功绩，将汪精卫的和平运动美化为救国之举，甚至指责蒋介石才是真正的卖国者。这样的态度让新中国放弃了对她的赦免。

尽管陈璧君拒绝悔改，新中国政府依然以人道主义对待她。在经济困难的50年代，政府不仅保障她的基本生活，还为她提供高营养食品与医疗条件，甚至为她准备了每日的牛奶和肉食。这样的关怀让人们看到了新中国在对待历史罪人的问题上不同于旧时代的宽厚之情。

多年后，在监狱的改造和新社会氛围的感召下，陈璧君的态度有所转变。她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往，并在1959年去世前写信给身在海外的子女，表达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向往和未能亲身参与的遗憾。她劝诫子女早日回国，为祖国效力。

陈璧君的一生充满了矛盾。她在丈夫卖国行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却始终坚信自己的行为是为了救国。然而，新中国选择以改造为主，而非简单的惩罚。对于汪精卫与陈璧君的后代，新政府也采取了宽容政策，欢迎他们回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