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了中外学界有关中国史学的代表性论著之后，现在我们可以简略探讨儒家人文精神传统中的历史意识。

儒家的人文精神传统固然方面甚多，但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就是“人之可完美性”，相信人生而具有内在的善苗，只要善加培育就可以修身养性、经世济民、优入圣域、成圣成贤。儒家所坚持的“人之可完美性”的信念，与佛教对人与生俱来的“无明”以及西方犹太基督宗教的“原罪”或“人之堕落性”的信仰，构成鲜明的对比。儒家的“人观”有其远古文明的背景。作为东亚文明中心的中华文明并没有出现具有主导性的“创世神话”，所以出现一种“有机体”式的宇宙观或“联系性的人为宇宙论”或“联系性思维方式”。

儒家以“人之可完美性”为核心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身心一如，（2）自他圆融，（3）天人合一，（4）历史意识。这四者共同构成一个以和谐为特征的世界观，而以深厚的历史意识最具关键之地位。

儒家人文传统中的“历史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儒家思想中的“人”是“历史人”：人的“自我”浸润在以“时间性”为基础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所以，儒家思想中的“历史意识”特别强烈。儒家的历史意识植根于深厚的时间感之中，在公元前7世纪，孔子就有“川上之叹”，感叹时间的流逝“不舍昼夜”。孔子从时间之流所推动的人事变迁之中，体悟出历史中的“变”与“不变”。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恢复周文为其职志。从孔子以降，儒家都具有深厚的历史意识，构成他们的人文精神的重要基础，在《朱子语类》中，就记载大量的朱子与门人讨论历代王朝、历史人物及其行为与心术的对话。

但是，作为“历史人”的“人”，并不是完全被历史的结构所制约，儒家肯定并坚持“人”有其“自由意志”。春秋时代鲁宣公二年（607 BCE）史官记载“赵盾弑其君”。在这段史实中，因为赵盾并未亲手杀死国君，史官的记载显然与实际的历史事实不符，但是，孔子却称赞这位史官为“古之良史”，完全肯定史官的记载。我们从孔子的评断中可以看出：孔子肯定人在历史之流中具有“自由意志”，人并不是经济结构或生产方式决定下而缺乏自主性的客体。孔子认为赵盾的行为是他自由意志下所做的决定，因此，赵盾应对他的行为的后果负起道德责任。在孔子看来，历史“事实”必须被放在“价值”的脉络中考量，其历史意义才能被彰显。从孔子以降，深深浸润在儒家思想中的历史学家都肯定历史之流中的“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行动主体。

因为在儒家人文主义传统中，人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所以人所创造的历史就被当作是伦理、政治或道德原则的储存场所。这个意义下的“历史”确实具有史华慈（Banjamin Schwartz,1916—1999）所说的具有某种“非历史”特质。在儒家思想中，“历史”不是博物馆里的“木乃伊”，而是人可以进入的充满教训与智慧的图书馆，人可以在“历史”图书馆之中，与古人对话，为“现在”而“过去”，将“过去”与“现在”融贯而为一体，使“人”的生命充满了博厚高明的时间感与历史感。

儒家历史意识的第二个面向是：肯定在历史的流衍之中，外在世界的转化起于“自我”的转化，而“自我”的提升与转化的关键，则在于学习历史上的典范人物（paradigmatic individuals），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更是“典型在夙昔，古道照颜色”。历史上的圣贤与“三代”的典范，穿透时空的阻隔而召唤现代人的心灵。这是一种从历史出发的思考方式，对中国史学影响至为深远。

儒家历史意识的第三个面向就是“文”、“质”递邅论。这种历史演变之“文”、“质”递邅说，表面观之近似历史循环论。孔子明察历史演变之中有其因、革、损、益，孟子以“一治一乱”（《孟子·滕文公下》）为历史之常态，并以五百年为历史上治乱之循环，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孟子·尽心下》），孟子所持近于循环史观至为明显。西汉董仲舒（约179—104 BCE）提出历史的“三统”说，认为：“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时正白统……武王受命……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三正以黑统初……天统气始通化物，物见萌达，其色黑；故朝正服黑……正白统者……天统气始蜕化物，物始芽，其色白；故朝正服白……正赤统者……天统气始施化物，物始动，其色赤……其谓统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统致其气，万物皆应，而正统正，其余皆正。”洎乎北宋，邵雍（1011—1077）提出皇极经世说，以“元”、“会”、“运”、“世”为历史发展之单位，各有其时间之长度，并有“皇”、“帝”、“王”、“霸”不同之政治体制与之相应。但是，这种表面类似循环论的历史观，并不是近代西方宇宙观与世界观中的机械式循环时间观，历史也不是被视为一个大钟表。中国儒家主张历史发展过程中，常常“文”、“质”交替出现。南宋大儒朱熹（晦庵，1130—1200）虽然主张秦统一天下确立“君尊臣卑”的体制以后，中国历史就一路堕落，他倾向于采取“崇古的历史观”，但是，朱子曾与学生讨论历史之起源：

问：“自开辟以来，至今未万年，不知已前如何？”曰：“已前亦须如此一番明白来。”又问：“天地会坏否？”曰：“不会坏。只是相将人无道极了，便一齐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尽，又重新起。”朱子这一段话正是历代儒家学者一贯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是治乱相随循环发展的过程。朱子说：“若夫古今之变，极而必反，如昼夜之相生，寒暑之相代。”这种“文”、“质”交替的历史观也是儒家的乐观主义精神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