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2月3日下午一点多，宝安县文锦渡桥传来了几声枪响，一名男子倒在距文锦渡桥 30多米宝安境内一侧的地上。开枪的是驻守于文锦渡的英国士兵，被枪打中的是一名无辜的平民张添祥。随后，中英双方就此事件，进行了多次交涉，直到事件发生一年后，港英当局才最终做出赔偿。

繁忙的文锦渡

1898年，英帝国强租新安县九龙半岛及附属岛屿，以沙头角河-深圳河为界，河南为英界（港英当局称新界，民国政府则称租界或九龙租界），河北为华界。之后，中英双方有约定，两岸百姓依旧可自由通行。不过，当时的港英政府在沙头角、打鼓岭、罗湖三处设置有营房，并派有警察驻守。抗战结束后，港英政府又在文锦渡、落马洲两处增设哨位，并改派陆军驻守。

文锦渡哨位边上的英国士兵

这五处地方，均设有桥梁，方便两岸群众来往。当时的深圳墟走私猖獗，加之战后港英当局加强对粮食的出口管控，因此在几个“口岸”设卡，对往来行人进行检查。而国民政府为了缉查走私，防止大米出口，也在深圳河北岸设置了九龙海关的支关。

当时的文锦渡是联通深圳墟和粉岭、上水的一个重要交通要道。当时由于广九慢车的效率太慢，以及火车到达深圳站后搜查的时间太长的缘故，不少人会选择从深圳墟站下车然后转汽车经文锦渡再进入新界；而香港那边也有很多人选择从上水乘车经文锦渡进入宝安县地界，再前往深圳墟。

1927年英国人拍摄的深圳河及深圳墟一带

因此，文锦渡桥成了除罗湖桥外，深圳河上最繁忙的一条桥了，这里也成了本地人和海关宪兵、保安队斗智斗勇的地方，他们想尽各种办法进行“带货”过关。当时许多香港人通过文锦渡前往深圳墟采购三五斤大米，然后绑在身上躲过多处查验，抵达文锦渡时再涉水而过。而英兵对此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对于从香港前往深圳的人，英兵则严厉很多。要通过文锦渡的汽车，如果没有中国牌照，车上的乘客就必须下车接受英兵查验，看是否有携带禁止出口的货物。

遥望文锦渡关卡

1946年下半年，港英当局颁布条例，禁止面粉、白砂糖等货品出口。当时不少深圳镇的居民经常带个一两斤回来自用，后面英兵也加大力度进行搜查。

文锦渡血案经过

事件发生当天下午一点二十分左右，从九龙开来了一辆货车，由于未申领中国车牌，不能开进深圳墟，因而车上的乘客只得在文锦渡桥头下车，并接受检查，再通过文锦渡桥。此时英兵发现乘客中有两名十几岁的少年，各拿着一包约二斤重的白糖，便喝令让其接受检查。由于两名少年听不懂英语，又见英兵凶神恶煞，便惊慌失措地往深圳河北岸跑去，进入宝安县境内。

文锦渡桥

搜查的英兵以两名孩童违抗法令，不接受检查为由，竟然越过边界，追赶并殴打两人，哪怕两孩童求饶，该英兵依然不停手。此时，深圳警察所侦缉员罗恩见状，便上前去与该英兵交涉，并指责对方无理越界，而且还殴打儿童。当时也有不少民众，亦上前与英兵理论。随后双方发生口角，又引来十几人围观，一时间文锦渡桥乱将起来。

此时，九龙海关文锦渡支关的一名江姓关员闻讯赶来劝解，但该英兵竟然发话称，文锦渡桥一百尺以内都可以视作英界范围，他们有权过河执行公务，并要求围观的群众散开。江关员回去禀报上司徐主任，徐主任表示，中英双方以河为界，河北岸当属中国辖区。于是江关员原话转告英兵，他返回河南，不久后与六七名英兵再度越境并携带有枪支。这时候，河北聚集的人越来越多，英兵们见此情况，便不再上前。谁知，英兵开枪了。几声枪响后，在文锦渡桥北大约20多米处，一名中国青年倒在了血泊中。

张添祥母亲望着张添祥尸体痛哭

死者名叫张添祥，深圳第九保向西村人，时年二十九岁，家贫，以做“水客”为生，家中还有母亲以及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一家四口均靠其养活。当时张添祥正前往上水购物，谁知殒命文锦渡。子弹自张天祥的右边脸颊传入，从左耳角出，牙齿被崩碎，脸上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见发生了命案，在场的乡民怒气冲天，都向前向凶手讨要说法。麦罗伯托见状，连忙向河南的兵房撤退。这个时候，深圳警察所所长林万年、驻深圳第七连连长鲁慎先后赶来，与英军交涉，而深圳镇镇长袁志超则极力维持秩序，以免事态扩大。

《申报》就此事所绘制的地图

面对林万年、鲁慎的质问，一开始英兵并不承认张添祥系他们所杀，还狡辩道须在张添祥的尸体上找到他们所使用的三二号子弹才能证明张的死与之有关。随后，英兵还想抢夺张的遗体，被中国军警给制止了。在在场群众的力证下，最后英兵队长麦罗拔最终承认此事为误杀。

最初的抗议

当天下午四时许，深圳镇各界在深圳小学内召开紧急大会，参与者包括了镇公所、区党部、商会以及社团代表。出席者一致决定，就此事件组织后援会，并表示宝安群众会为此事奋斗到底。在宝安县参议会的支持下，后援会很快组建完成。

文锦渡过关的百姓

后援会一方面请宪警看守张添祥的尸体，以待检验；一方面则派县参议会秘书文煦华以及科长郑启昌于当天晚上到香港向外交部两广特派员公署驻香港办事处报告事件经过，并请特派员郭德华向英方交涉。当夜，郭德华便第一时间向驻港英国陆军司令菲士廷进行抗议，菲士廷向中方表达口头歉意，并表示会彻查此事，对张添祥家人进行赔偿。

实际上，在此事发生的一个多月前（10月26日），26岁的罗定小贩王水祥在旺角摆摊时，被前来取缔摊贩的印度裔香港警察林星瑟殴打致死。11月，广州多个组织为王水祥声援，为其回公道。在该事尚未平息的情况下，张添祥案的发生，使得宝安、广州、香港等地的群众的反英情绪持续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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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宝安县各界人士在县城南头的南教场召开大会，到场的学生、民众便有数千之多，会议由县参议长文鉴辉主持，会议结束后，与会人员前往县政府请愿，提出了四项要求：

①港方须严惩凶手；

②赔偿损失；

③保证类似事件不再发生；

④县长林侠子需将此事禀报上峰

接着，便发起游行并发表《为英军越界枪杀张添祥案告同胞书》。旋即又派出代表前往香港，请宝安同乡会帮忙联络香港各社团支援。该会议还决定于12月15日在深圳为张添祥举行葬礼。

文锦渡关卡近景

当天，宝安县派出代表前往广州向有关部门汇报。12月6日，相关人员召开记者招待会，又提出四项要求，除要求惩凶赔偿外，还要求政府立即收回新界、英方应在本事件未解决前须在文锦渡方面后撤5公里。当然，后两条请求在当时双方国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属于天方夜谭了。

12月7日，郭德华正式向港府递交照会，要求英方道歉赔偿，并保证类似事件不再发生。接着，广东也向南京国民政府汇报此事件经过。9日，广东省参议会派出8人调查团，前往事发地进行调查。

无结果的抗争

由于之前已有菲士廷对事件曾表示道歉，且已将涉事英兵暂时扣押，加之当时王水祥案尚未解决，因此宝安民间对港英当局合理解决本事件是持乐观态度，因此当时的舆论尚且平静。

港府当局就本事件发表的声明

但随着12月9日英方所谓的调查结果发出，舆论一片哗然。英军表示，该事件系因中方公职人员挑衅才导致升级，而且当时中方人员堵住桥头，英兵长官下令戒备，最终因枪支走火而导致张添祥被杀，全属意外。报告还提到一点：由于中方不允许英方前去检验张添祥的尸体，张添祥死于误杀是中方提出来的，他们接受这一说法。根据报告，港府承诺会对张氏家属进行赔偿，但没有表明会如何处理肇事英兵。

如此调查结果，广东方面是十分不满的。当天郭德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个调查结果我们并不接受，这只是港英当局单方面的调查。他还对港英未表明如何处理肇事者感到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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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援会于当天亦发表声明，表示绝不接受港英当局所谓的调查结果，认为港英当局歪曲事实。11日，后援会召开联席会议，商讨下一步行动，如游行示威、与当局交涉等，并提出依照广州六二三路命名的先例（纪念1925年沙基惨案），将深文公路改名为“一·二三路”，以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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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由于当时国民政府的软弱，当时的中华民国外交部除了发电让郭德华进行交涉外，并无其他动作，而民间的抗争实际上也并无什么效果，要求惩凶赔偿的相关事宜毫无进展。

张添祥的葬礼

12月15日，宝安县为张添祥举行葬礼，并进行公祭游行。当天十二点，包括各界“后援会”、宝安县参议会、南头商会、港九侨团等在内的40多个团体代表以及数千名群众聚集于深圳小学门前，人人佩戴素花，手拿小旗。下午一点，人群开始在深圳墟内游行，由深圳镇镇长袁志超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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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行队伍走遍深圳墟各街道，于两点钟到达文锦渡桥头张添祥棺材停放处。待全体到达后，公祭便开始。后援会在该处布置好灵堂，有花圈、挽联，中间亦设有香案。当时亦有宪兵队在该处维持秩序，保障仪式的正常举行。公祭由后援会代表张振英进行主祭，由文煦华、袁志超陪祭。公祭现场，文煦华、袁志超先后发表演说，公祭仪式成了一次民意表达与民族情绪宣泄的机会。

《华侨报》关于张添祥葬礼的详细报道

公祭结束后，张添祥的棺材就地下葬，但未竖墓碑。之后，游行队伍返回深圳墟，就地解散。

最终结果

张添祥葬礼结束后，舆论热潮渐渐退散。尽管12月20日，各后援会在广州整合，成立“粤省各界张案后援会”，但其运行模式依然按照以前的方式进行：开声援会、敦促政府交涉、向港英方面提出抗议等。

1947年1月15日，英国驻华大使施蒂文召开记者招待会，有记者问到张添祥案时，其声称港府多次就张案赔偿问题与广东省政府商议，但未得到答复。之后，后援会亦多次请求两广特派员公署驻港办事处跟进事件，而郭德华表示仍在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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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中旬，张氏家属向港英当局提出包括张添祥“生命补偿费”、张母及其弟妹的赡养费在内共计31.5万港元的赔偿索求，并敦促驻港办事处帮忙与港府交涉。4月初，郭德华表示，张氏家属的索要赔偿过高，不符合国际惯例。至于惩罚肇事者，他们更加是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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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4月，张案最终还是淡出公众视野。而港府的赔偿问题，最终于事发一年后解决。12月10日，张母收到了港英当局给予的10000港元的赔偿金。就此，张案了解。

二战结束后，因在太平洋战争、缅甸战役中发挥重要作用，国民政府想趁机争取国际的支持来解决香港问题。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早期，国民政府就与英国谈判解决香港问题，但国民党在谈判中步步退让，最终只收回了一点国家权利。战后国民政府依然想通过谈判收回香港，王水祥案、张添祥案的爆发，使民意沸腾，当局想利用这些事件当成谈判筹码。不过，最终因为国力差距与国民政府的软弱，张案的最终还是不了了之。（土生菌）

（摘编自微信公众号 土生土长深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