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诛灭九族没有列入正刑】
在《大清律例》的刑法体系中，“十恶”之罪堪称重中之重。其涵盖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睦、不孝、不义以及内乱这十种罪行。此“十恶”之举，皆属悖逆伦理、忤逆天道、蔑视礼教、戕害道义之行径，依据律法，犯此十恶者，必受国法严惩。
在“十恶”之中，谋反、谋大逆与谋叛这三项罪行，因其直接关乎国家统治与皇权权威，故而惩处最为严苛。然而，鉴于部分读者或许对上述三种罪行的概念尚未明晰。
谋反，乃聚合会党组织、团体或兴兵举事以对抗朝廷之行为；谋大逆，则指破坏宗庙、帝王陵寝以及宫殿等象征国家权威与尊严之重要建筑；谋叛，即背离本国，暗中投靠他国，此三种行为在封建王朝法律体系中均属严重罪行。
显然，于普通民众而言，破坏皇室宗庙、盗掘皇家陵寝与宫殿之事鲜少发生。在封建时期，交通欠发达、信息流通不畅，民众谋叛本国而逃至他国，亦是极低概率之事。相较之下，谋反现象出现的频率相对较高。
在清朝的法律体系中，对于谋反这一严重罪行，是依据怎样的标准来定罪的？《大清律例·刑律·贼盗》中有明确的相关记载：
在律法规制中，针对谋反与大逆之罪，凡参与共谋者，无论主谋从犯，均施以凌迟极刑。其亲属连坐范围明确界定：祖父、父、子、孙、兄弟，以及同居者，即便异姓；还有伯叔父、兄弟之子，不论籍贯异同，年满十六周岁者，无论身体状况是笃疾抑或废疾，一概处斩。而十五周岁以下者，以及母、女、妻妾、姊妹，包括子之妻妾，皆发配至功臣府邸充为奴仆。
在传统法律体系中，“九族”概念一般涵盖父族四支、母族三支以及妻族两支，其涉及范围远超特定的常规界定。例如，就谋反罪而言，按照规定，外祖父母与岳父岳母并不在受牵连之列，仅株连犯罪者本人及其上下五代亲属。即便如此严格限制牵连范围，谋反罪的惩处力度已然相当严苛。
【其次是有九族的不会谋反，谋反的一般都没有九族可诛】
在封建专制时期，统治阶层由地主与官僚构成，与之相对，广大普通民众处于被统治地位。从逻辑层面分析，地主阶级基于自身既得利益，并无谋逆篡位之动机。而反观普通民众，往往在面临绝境，诸如生活难以为继、生存遭受严重威胁等极端情况下，才会萌生推翻朝廷统治的念头。
清朝时期，于全国范围内，农民群体主要集中在县域以下广袤的乡村区域。彼时，在“皇权不下县”的统治架构之中，宗族充当着维护乡里社会秩序的重要角色。在常规态势下，宗族成员若有违反族规之举，即便是尚未触及谋反这等大逆不道之行径，亦会遭受家法惩处。
在传统社会结构中，若一个家族呈现出枝繁叶茂之态，家族体系自上而下涵盖父祖、兄弟及子孙等各代成员，此情形下，该家族往往具备相当的经济基础与家族影响力。基于封建王朝严苛的律法威慑，诸如凌迟处死、满门抄斩等重刑高悬，鲜有人会罔顾如此严重的后果，贸然发起谋反之举。
通常而言，敢于举兵谋反者，多为遭受严苛盘剥且陷入绝境的社会弱势群体。他们的境遇往往极为悲惨，父母、妻孥或已因贫病交加而离世，整个家庭亦濒临瓦解崩溃之境。在这般毫无退路的极端情形下，这些人才会被迫采取极端行动，选择铤而走险。并且，这类群体由于家庭已然衰败，即便谋反事发，从族诛层面考量，亦不存在所谓“九族”可供惩处。
历史事件往往具有复杂性与多面性，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例，石达开出身家境优渥，基于共同的信仰，他追随洪秀全举义反清。然而，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反清运动进程中，石达开及太平天国政权内其他诸王的眷属，均遭清廷围剿杀戮。在此情形下，石达开选择主动归降，最终被处以凌迟极刑。值得一提的是，其幼子则隐姓埋名，流落于民间。
洪秀全的情形亦是这般。天京沦陷之后，其家族众多成员自行了断生命，由此可见，所谓“诛灭九族”之说，实无施行的可能性。
【最后是诛灭九族难以执行】
自秦汉以降，于史籍记载中，确凿遭逢诛灭九族之严苛刑罚者，仅有寥寥两例。其一为隋朝之杨玄感，其二乃明朝方孝孺。以方孝孺一案观之，彼时，明成祖朱棣即位之初，令方孝孺草拟登基诏书，然方孝孺秉持忠义，坚辞不就。朱棣盛怒之下，竟突破传统诛灭九族之制，别出心裁地将方孝孺门生亦列为一族，史称“诛十族”。此役，受牵连而惨遭屠戮者，多达八百余人。
方孝孺一案堪称历史进程中极具警示意义的惨痛事例。彼时，朱棣在此事件中因采取极端举措，致使众多无辜者罹难，从而背负了滥杀无辜的恶名。此恶劣行径影响深远，自朱棣之后，后世诸帝鉴于这一残酷先例，出于对历史评判及统治合法性等诸多因素的考量，均不敢贸然效仿朱棣的此种暴行。
清朝时期，朝廷宣扬以“仁孝”理念治理国家。在此背景下，若实施大规模诛族举措，无疑将引发天下臣民的强烈抵触，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因而，即便出现诸如谋反、谋大逆之类的严重案件，惩处范围通常也仅局限于涉案者本族的三四代人。
仅从主观层面而言，秉持“天下人心不可欺、不敢欺”的理念，仅仅是一种内在的意识倾向。而从客观实际情况分析，诛灭九族这一刑罚在实施过程中面临重重阻碍，难以切实推行。究其缘由，在于当时社会结构中，无论是处于统治地位的阶层，抑或是被统治阶层，家族之间通过联姻构建起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此种状况极为普遍。
御史复以三藩体系内靖南王耿精忠一族为典型展开阐述。
三藩之乱肇始，耿精忠旋即应和吴三桂之举，公然蓄发易服，背离朝廷，此等行径实乃大逆不道之谋反，性质恶劣且影响巨大，其罪当以诛灭九族论处，方能稍平民愤与国法之威严。
在三藩之乱被成功戡定后，耿精忠遭凌迟之刑而殒命。然而，其家族所受牵连相对有限。其中，耿精忠的两位胞弟耿昭忠与耿聚忠，被编入汉军正黄旗，二人皆得以善终，身后亦获赐谥号。
耿聚忠与皇室之间存在着特殊且值得着重阐述的关系。回溯至清顺治十五年，顺治帝做出将和硕柔嘉公主许配予耿聚忠之决定，并封其为和硕额驸。尽管二人正式完婚迟至康熙二年，此举措已然彰显出耿聚忠在皇室婚姻体系中的独特地位。
和硕柔嘉公主系安亲王岳乐之千金，于顺治帝时期被接入宫廷抚育成长。从宗法辈分而言，其为康熙帝之姊。在古代“诛灭九族”的严苛刑罚体系下，若此刑律施行，依亲属连坐原则，和硕柔嘉公主与安亲王岳乐皆会遭受株连。然而，从当时的政治局势与皇室亲族关系考量，如此处置显然缺乏现实可行性。
由此可见，于清代历史事实中，所谓“诛灭九族”这一刑罚并未实际施行。影视作品所呈现的相关情节，仅为满足大众观赏需求而设，仅可作娱乐消遣，绝不可将其与真实历史等同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