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初年的福建沿海，渔民撒网的手都在颤抖。 清廷为断绝台湾郑氏政权的物资供应，颁布“迁海令”：沿海三十里内居民全部内迁，片板不得下海。政策初衷是巩固海防，却成了贪官污吏的“人头收割机”。官兵以搜查“通海证据”为名，肆意抓捕渔民商贾，一户被诬告，往往牵连整村入狱。福州黄塘村三百余口被扣上“通敌”罪名，官兵冲入时连八十老妪都遭锁链加身，田地房屋尽数充公。

更黑暗的是“赎命钱”的生意经。 泉州富商王世荣因拒绝向知府行贿，全家被诬陷私运粮食给郑氏，衙门开出“每人百两可免死”的价码。当他变卖家产凑足银两，却发现幼子早已病死在狱中。沿海牢狱人满为患，刑场每月初五固定“收割”人头，百姓哀叹：“宁遇阎罗王，莫见海防官。”

1682年，一匹瘦马载着新任福建按察使于成龙踏入这片绝望之地。 这位以“半鸭知县”闻名天下的清官，在翻查卷宗时发现惊人数据：全省在押“通海犯”逾万人，但九成案件仅有捕快口供而无实证。福州死牢里，渔民陈阿福的“罪证”竟是家中搜出的咸鱼——官兵咬定这是与台湾交易的物资。

于成龙当即展开雷霆行动。 他乔装成药材商人，深入宁德、漳州等重灾区暗访。在霞浦县渔村，老渔民含泪掏出“海防捐”收据：每月向巡检缴纳二钱银子，才能免遭诬告。更触目惊心的是官场黑幕——某知县竟将死刑犯名额明码标价，每个“通海犯”头颅可换八十两白银，向上级请功。

这场正义之战步步惊心。 当于成龙准备重审要案时，巡抚衙门送来“海上风浪急，慎翻旧案船”的警告信，狱卒突然集体称病罢工，甚至有人在他住所门前放置带血匕首。

于成龙顶着压力开启重审，手段堪称古代司法教科书。 他先派亲信突袭沿海哨所，查获大量伪造的“通敌密信”——这些盖着郑氏印章的信件，笔迹竟出自师爷之手。又召集全省仵作重新验尸，发现所谓“被郑军所杀”的官兵遗体，刀口全是清军制式佩刀造成。

最轰动的是漳州盐商案翻盘。商人李秉忠被控用盐船走私铁器，于成龙当堂演示：将等重铁块装入同型船只，船还未出港就已沉没。他怒斥主审官：“尔等不通海事，却断海事，岂非草菅人命！”旁听百姓哭声震天，二十年沉冤终于得雪。

重审三月，万人死牢释放七千无辜者。 获释渔民跪成十里长队，于成龙却脱下官服叹道：“此非本官之功，乃朝廷律法本应如此。”

案件背后，是康熙初年惊人的腐败网络。 刑部存档显示，福建每年上报斩杀“通海犯”约两千人，但实际处决人数多出三倍——差额全被官员冒领朝廷剿匪赏银。某知县交代，他们甚至从乱葬岗挖无名尸充数，一具尸体可在三家衙门重复请功。

更深层的矛盾是海禁与民生的撕裂。 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沿海百姓世代靠海吃饭。迁海令导致盐田荒废、渔村凋敝，饥民被迫冒险出海，反而将更多人推向郑氏阵营。于成龙在奏折中痛陈：“禁海本为困敌，今反困我赤子！”

这场平反风暴震动朝野。二十余名官员被革职查办，新任福建水师提督奉命整顿海防。最讽刺的是，当海防官兵停止滥抓后，沿海民众主动举报的真·通敌案件反而增加三成。

于成龙重审通海案的成功，暴露了康熙盛世的另一面：

再完善的政策，也经不住执行者的恶意扭曲。迁海令本可成为控制海岸线的利器，却因官员贪腐变成民变导火索。

司法的崩溃从不源于律法缺失。大清律对“通海罪”有严格证据要求，但官员集体选择“抓人比查证容易”。

清官政治的双刃剑效应。于成龙虽救万人，但次年他调离福建，通海案沉渣泛起——制度改良缺位时，青天的光芒终究短暂。

三百多年后的泉州海防衙门遗址，仍能找到当年冤案的痕迹。 地牢砖墙上刻满“冤”字，某个角落留着渔民遗诗：“不求龙王不求仙，只盼闽江出青天。”于成龙用他的乌纱帽作赌注，为那个黑暗年代点燃了微光。这束光未能照亮整片海疆，却让后人记住：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总有人愿做逆流而上的孤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