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的上海滩，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正在上演。一位身居高位的国军少将突然被汪伪特务逮捕，而他的上级戴笠却选择了冷眼旁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位共产党员连夜找到了这位少将的妻子，说出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话：＂快去通知日本人救你丈夫！＂这位共产党员为何要让一位抗日将领的妻子去求助日本人？更令人不解的是，日本人为什么会愿意出手相救？这位将军到底是何许人也？
三重特工身份的由来
世人皆知袁殊是位传奇人物，却不知他的特工生涯竟始于一场偶然的相遇。
1924年春天，年轻的袁殊踏上了前往上海的轮船。那时的上海虽然繁华，却暗流涌动。在父亲好友的资助下，他进入了圣约翰大学求学。大学期间，袁殊经常出入《民国日报》社，在那里结识了不少进步青年。
一天，他在《民国日报》社的走廊里遇到了一位穿着长衫的中年人。这位看似普通的文人，正是后来在地下工作中声名赫赫的潘汉年。这次相遇，让袁殊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大转折。
1925年，受到革命思潮的感召，袁殊毅然加入了北伐军。在部队里，他凭借出色的文笔被安排在文职岗位。然而好景不长，1927年蒋介石＂清党＂，因为思想偏左，他被赶出了军队。
但命运给袁殊开了一个玩笑。正是这次被赶出军队的经历，让他在日后打入国民党情报系统时显得更加可信。上海滩上的老人都说，这是天意弄人啊！
1929年的一天，袁殊接到一封来自日本的信件。这封信改变了他的命运。一位在日本的旧友建议他去日本留学。于是，袁殊踏上了东渡扶桑的轮船。
在东京，袁殊刻苦学习日语。白天在语言学校苦读，晚上在报馆兼职糊口。就在这时，他又一次遇到了潘汉年。这次，潘汉年直接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1931年，在一个雨天的下午，上海法租界一家咖啡馆里，潘汉年正式向袁殊提出了合作邀请。此时的袁殊已经精通日语，对日本的政治、军事、文化都有深入了解。
＂你的条件太合适了，＂潘汉年说，＂我们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就这样，袁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安排，开始了他的地下工作生涯。第二年，通过一位同学的介绍，他成功打入了国民党＂中统＂。
在＂中统＂工作期间，一位名叫岩井英一的日本特务看中了他的才干。这位日本特务经常出现在袁殊工作的报社附近，时不时找他聊天。经过组织研究，袁殊接受了日方的拉拢，从此开始了他三线特工的传奇人生。
这时的上海滩谁也想不到，这位在报社默默工作的文人，竟然同时身兼三重身份：既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又是国民党的情报官员，还是日本特务机关的线人。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还能在这三重身份之间游刃有余，为革命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1935年，一场意外的打击让袁殊差点暴露。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他不得不暂时离开上海，前往日本躲避。这次经历不但没有打垮他，反而为他日后的特工生涯增添了一层完美的伪装……
惊险的上海情报战
世人都说，1937年的上海滩是一个大染缸，各方势力在这里明争暗斗，可谁又能想到，在这乱世之中，一场惊心动魄的情报战正在悄然展开。
这年春天，一家名为＂大东亚文化协会＂的机构在上海法租界悄然开业。表面上，这是一家普通的文化交流机构，实际上却是袁殊建立的一个重要情报据点。
每天清晨，身着西装的袁殊准时出现在协会门口。他白天接待各路来客，晚上则在后院的密室里召集情报员开会。短短几个月，他就在上海滩建立起了一张庞大的情报网。
这个情报网的成员来历各异：有码头工人，有咖啡馆女招待，还有报社记者。他们看似互不相识，实则分工明确，专门打探日军的军事动向。
日本特务头子岩井英一对这个＂文化协会＂十分感兴趣。他经常带着清酒前来拜访袁殊，有时甚至深夜造访。每次谈话，岩井都会透露一些军事情报，希望换取袁殊的＂合作＂。
一天，岩井突然向袁殊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他能协助建立一个覆盖全中国的情报网络。这个消息立即被袁殊通过隐蔽的渠道传给了潘汉年。
1938年深秋的一个雨夜，李士群突然莅临＂大东亚文化协会＂。这位汪伪政府的特务头子来意不善，他怀疑协会内部有地下党员。当时的上海地下党正在策划一次重要行动，李士群的突然出现让情况变得异常危急。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岩井英一突然出现，他笑着对李士群说：＂这是我的产业，有什么问题吗？＂李士群灰溜溜地走了。谁能想到，这竟成了日后刺杀李士群计划的导火索。
1939年初，军统上海站突然接到一份密报，称李士群正在策划一次大规模的破坏行动。戴笠当即下令必须除掉这个汉奸，这个任务自然落到了袁殊头上。
袁殊开始精心策划刺杀行动。他先是让手下的情报员打探李士群的日常行踪，又找来了几位精通枪法的特工。为了麻痹李士群，他还特意在法租界举办了一场书画展，邀请李士群前来参观。
这场刺杀计划本该天衣无缝，可谁料想，就在行动前夕，上海站出了叛徒。那个深夜，当汪伪特务破门而入时，袁殊正在整理即将送往延安的重要情报。
叛徒的出现，不仅打乱了刺杀计划，更让袁殊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而此时的上海滩，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
命悬一线的特殊营救
1939年的上海，一场惊心动魄的特殊营救正在上演。那个深夜，汪伪特务们将袁殊押往位于虹桥路76号的特工总部。这座看似普通的洋房，却是上海最令人闻风丧胆的刑讯地点。
世人都说，进了76号的人，十个有九个出不来。可谁能想到，这次竟会有如此戏剧性的转折。
当晚，潘汉年得知消息后立即行动。他深知，此时国民党方面不会出手相救，而共产党的力量又难以直接营救。就在这危急时刻，他想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主意。
深夜11点，潘汉年悄悄来到袁殊家中。他对袁殊的妻子说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话：＂快去通知岩井英一，就说你丈夫被抓了！＂
原来，潘汉年早就料到可能会有这一天。他深知岩井英一一直把袁殊当作自己的重要棋子，必定不会坐视不管。这招＂借刀杀人＂，可谓是一步妙棋。
第二天清晨，岩井英一出现在76号。他先是和李士群寒暄几句，接着话锋一转：＂袁殊是我的人，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李士群没想到袁殊竟有这样的背景，一时间也拿不定主意。就在这时，岩井英一抛出了一个条件：＂放人可以，但他得来我这里工作。＂
就这样，袁殊被转移到了日本特务机关。按理说，这是从虎口跳到龙潭，可实际上，这却成了袁殊继续为革命工作的新机会。
当天下午，岩井英一在霞飞路的＂花园饭店＂摆下酒席，为袁殊接风洗尘。席间，他提出要袁殊担任自己的副手。这个提议，恰恰给了袁殊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在更高层面搜集情报。
谁能想到，在这场看似凶险的营救中，各方势力都在演绎着自己的角色：汪伪特务以为抓到了一条大鱼，日本特务认为获得了一个得力助手，而实际上，这一切都在共产党的计划之中。
从此以后，袁殊以＂副手＂的身份在日本特务机关工作。他每天要处理大量情报，但这些情报经他之手，往往会神不知鬼不觉地传到延安。
最让人啧啧称奇的是，就在袁殊被营救的第二天，76号突然发生了一场大火，恰好烧毁了关于他的全部审讯记录。这场看似意外的火灾，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这次营救不仅救回了一位地下党员，更为后来的情报工作铺就了一条新的道路。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则让这场营救变得更加跌宕起伏...
暗流涌动的地下战争
世人都说，1939年后的上海，表面上歌舞升平，实则暗流涌动。而在这片复杂的环境中，袁殊开启了他最惊险的特工生涯。
在日本特务机关，袁殊每天都要处理大量机密文件。他的办公桌上常常堆满了各类情报：有日军调动的密电，有国民党的军事部署，还有各地的战况汇报。
一天，一份标有＂绝密＂的文件引起了袁殊的注意。这是一份关于日军准备在华北发动大规模＂扫荡＂的计划书。当天深夜，这个重要情报就通过一条隐秘的渠道，送到了延安。
传递情报的方式十分巧妙。有时是通过报纸上的特定字句，有时是借助茶馆里的暗号，更多时候是利用看似普通的商业往来。最常用的方法是：将情报藏在从上海运往各地的药材中。
在上海的南市，有一家不起眼的中药铺，老板姓张。每隔几天，就会有人来买一些普通的药材。这些看似平常的交易，实际上是在传递重要情报。
岩井英一从不知道，他信任的副手竟然在他眼皮底下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这个网络像蜘蛛丝一样密布在上海的各个角落：码头上的搬运工、茶馆里的跑堂、报社的校对，甚至是日本人常去的料理店的女招待，都是这张大网中的一员。
1943年春天，一个重大的情报引起了轩然大波。日军准备在一个月后发动一场代号为＂铁龙＂的军事行动，目标是陕甘宁边区。这份情报经过多次周转，最终通过药材渠道送到了延安，使得边区军民有充足时间做好准备。
然而，情报工作从来都是在刀尖上跳舞。1944年，一位送药材的交通员突然失踪了。所幸这位同志早有准备，销毁了所有相关证据。但这个教训让袁殊意识到必须改变传递方式。
于是，他想出了一个新办法：利用日军的通讯设备发报。他说服岩井英一在各地设立电台，美其名曰扩大情报网络。实际上，这些电台成了地下党传递情报的新渠道。
这种方式不仅更加安全，传递速度也大大提高。重要情报往往在24小时内就能送达延安。据不完全统计，仅1944年一年，袁殊就通过这种方式传递了上百条重要军情。
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每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情报人员要随时应对突发状况，稍有不慎就会前功尽弃。正如延安的同志所说，这是一场真正的地下战争...
1945年春天，随着形势的变化，袁殊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这个任务不仅将改变他的命运，更将揭开他生命中最曲折的一章...
英雄迟来的平反
世人都说，建国后的袁殊本该享清福，谁料却遭遇了人生最大的波折。这个曾在敌营中出生入死的情报英雄，竟因为自己的特殊经历陷入了一场漫长的审查。
1950年春天，一份关于袁殊的调查报告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注意。报告中提到，他曾与日本特务岩井英一有密切往来，还在汪伪政府任过职。尽管这些都是地下工作的需要，但在特殊的年代里，这些经历还是给他带来了麻烦。
当年5月，组织上决定对袁殊进行隔离审查。他被安置在北京郊区的一处院落里，每天要写详细的工作报告。这一写，就是整整三十年。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袁殊始终保持着革命者的风骨。他每天按时起床，打扫院子，然后坐在书桌前写回忆材料。从1925年参加革命开始，到建国前的每一次任务，他都详细地记录下来。
1960年，一位老同志来看望袁殊。这位老同志正是当年在上海与他并肩作战的战友。看到昔日的战友如今独居在这偏僻的小院，老同志当场落泪，立即向组织反映情况。
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即便有老同志为他说话，审查工作也未能很快结束。直到1980年，一个重要的转机出现了。
那年春天，一批尘封多年的日伪时期档案被发现。这些档案详细记录了当年日本特务机关的活动，其中就包括了袁殊暗中传递情报的证据。档案显示，在他的帮助下，共产党方面破获了多起重大军事行动计划。
这些新发现的档案材料，加上老同志们的多方呼吁，终于让真相大白于天下。1982年，组织正式为袁殊平反，恢复了他的名誉，并安排他入住北京一处新居。
平反后的袁殊依然保持着写作的习惯。他开始整理自己的回忆录，记录那段惊心动魄的地下工作经历。然而，命运似乎总是与他开玩笑。就在回忆录即将完成之际，他的身体状况突然恶化。
1987年冬天，袁殊因病住院。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在为未能完成回忆录而遗憾。12月的一个雨夜，这位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老战士，悄然离开了人世。
临终前，他对前来探望的老战友说了最后一句话：＂我这一生，值了。＂这位在暗夜中战斗了半个世纪的地下工作者，用生命诠释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品格。
时光流转，往事如烟。如今在北京的某个档案馆里，还保存着袁殊当年写下的那些回忆材料，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往事，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