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军事科学院公开了《对越自卫反击战部队纪律审查档案（1979-1983）》，其中一份编号为“079-048号”案卷明确显示：

"50军150师448团副参谋长付培德，在1979年3月班英地区作战中承担次要责任，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这份结论，终于终结了长达40余年的传言，也让这支曾被误传"成建制失踪"的部队，得以正本清源。

20 世纪 70 年代，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苏关系恶化，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在东南亚推行霸权主义，不断在中越边境进行武装挑衅，对我国边境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

1979 年 2 月 17 日，遵照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爆发。

在这场战争中，陆军第 50 军肩负着重要使命。

50 军是由原国民党第 60 军起义后改编而成，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都有着出色的表现，可谓战功卓著。

此次参战，50 军下辖 148 师、149 师和 150 师，各师被拆散分开使用，分别归于东、西两个方向五个地区参战 。

其中，148 师奉命前出广西方向，归 55 军指挥，在越南板烂、谅山外围牵制越军主力，先后攻克扣当山，南渡奇穷河，切断了谅山越军南逃的退路，同时阻断了河内的越军北援高平，为谅山战役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保障，回撤时还炸毁了谅山机场和文画永备坑道等越军的重要军事设施；

149 师前出云南方向，归 13 军指挥，与越军王牌 316A 师展开激烈对决，一路过关斩将，尤其是该师 447 团在黄连山新寨北山垭口的战斗中，全团伤亡 548 人，红 2 连参战 135 人，伤亡 106 人，伤亡率达 78.5%，连长郑家才负伤 39 处，先后 4 次昏迷，仍顽强指挥战斗，创造了战争奇迹 。

在当时的作战序列中，150师颇为独特，150 师组建于 1967 年 11 月，最初全师 6000 余人，属于乙种师编制 。

在战争初期，150 师并未出境参战，所以，师里的老兵大多被抽调给了其它参战部队，自身成为了一个 “架子师”。

后来，为适应战争需要，150 师紧急扩编为甲种师，人数也一下子扩充到 11000 余人。

然而，快速扩充带来了诸多问题，补充的兵员大多是当年入伍的新战士，缺乏实战经验，同时还有部分从北方部队抽调的老兵，部队在人员磨合、战斗力提升和军事素质培养等方面，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起初，150 师作为战役预备队，并未承担主要作战任务，而是跟着 41 军负责清剿残敌，收缴仓库等相对简单的任务。

但全师官兵求战心切，他们渴望在战场上证明自己，为保卫祖国贡献更多力量。

于是，150 师主动向上级请命，希望能够承担作战任务。上级考虑到 150 师的强烈意愿，以及部队需要实战锻炼的实际情况，最终决定让其掩护友军归国。

3 月 6 日，150 师从水口关方向出境，担任前卫的 448 团肩负重任，他们的任务是抵达打沙、朗登地区，组织防御，并担负起搜索清剿残敌、搜剿越军仓库物资、查找友军失散人员和烈士遗体的艰巨使命 。

起初，150 师的表现可圈可点。

截至 3 月 10 日，他们在清剿行动中成功歼灭了部分越军，同时积极收拢沿途失散的友军和烈士遗体，顺利完成了上级安排的各项任务 。

然而，就在马上就要看到曙光之际，危险却悄然降临了。

3 月 11 日，当 150 师准备回撤时，关于 448 团的撤退路线，50 军驻师工作组和 150 师师长刘同声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

刘师长主张部队沿 3 号 A 公路返回，他认为这样可以确保安全回国，完成基本任务。

然而，工作组副军长关豁明却坚持要求 448 团清剿回撤，他觉得部队此前的任务完成不够理想，应该再次执行清剿任务，以扩大战果并锻炼部队。

关副军长虽久经沙场，但此次他的决策却显得过于冒险。

清剿路线所经之地地形险要，此前 121 师就曾在这条路线上遭受重创，部队又对这里的情况知之甚少，贸然开展清剿任务，无疑是将部队置于巨大的危险之中。

尽管部队各级领导对关豁明的决定提出了异议，但他却一意孤行，强行推行自己的主张，甚至严令 448 团 “只准前进，不准后退”。

最终，448 团按照关豁明的命令，兵分两路回撤。

副团长胡庆忠及副政委龙德昶等带领 2 营主力、团特务连一部和侦察连一部穿进危机四伏的越北山区；团长李绍文及副参谋长付培德带领 1 营、3 营沿大路回撤 。

然而，不幸的是，走小路的部队在行进到那嘎、郎庄地带时，突然遭到了越军的猛烈袭击。

当时，四周大雾弥漫，能见度极低，再加上这条小路蜿蜒曲折，两旁是茂密的丛林和陡峭的山峦，部队缺乏作战经验，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击，战士们瞬间被打懵了，完全陷入了混乱状态。

越军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和长期在丛林作战的经验，巧妙地设下了包围圈。

当 448 团的战士们意识到中埋伏时，已经来不及了，他们被困在了山谷中，四周是越军居高临下的疯狂攻击，枪林弹雨瞬间笼罩了整个队伍，战士们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在接到 2 营的求援信号后，团长李绍文心急如焚，他深知情况危急，立刻向师部请示，请求让全团紧急营救被围困的二营等部，并提出更换撤退路线的要求 。

师领导同意了 448 团前去增援并改变回撤路线的请求，然而，50 军驻师指挥组却认为 2 营等部遇到的只是小股越军，他们凭借自身力量应该能够应对，所以拒绝了 2 营请求增援和改变回撤路线的请求 。

无奈之下，团长李绍文避开师部与驻师军指挥组，自行决定由团副参谋长付培德带领随团行动的 1 连和 8 连，前往援救二营等部，并争取带领他们突出越军包围圈。

付培德深知此次任务的艰巨，但他毫不退缩，毅然决然地带领着两个连的战士，向着被围困的部队进发。

在夜色的掩护下，付培德带着战士们摸黑闯过了密林，历经艰难险阻，终于来到了被围部队所在地。

随后，他与其他指挥员商量后，决定继续带着八连向朗庄进发。

然而，但局势并未因他们的到来而好转，反而变得更加严峻。当他们来到山垭口时，又遇上了埋伏的越军。

一场激烈的战斗就此爆发，越军凭借着有利地形和熟悉的环境，向八连发起了疯狂的攻击。

八连的战士们毫不畏惧，他们奋起反抗，与越军展开了殊死搏斗。但由于寡不敌众，再加上地形不利，八连的战士们逐渐被打散了。

更糟糕的是，和付培德一起行动的一连也受到了伏击，同样被打散。

经过一番苦战，好不容易打退了越军，付培德清点身边的士兵，却发现只剩下了 30 多个。

尽管处境艰难，但付培德并没有放弃，为了继续完成任务，他带着剩下的士兵上山，试图寻找突破口。

好在经过联络员的不懈努力，在第二天上午，付培德总算是和团指挥部恢复了联系，并向上级通报了自己的情况，请求支援和下一步的指示 。

然而，付培德得到指示后不久，就与团指挥部彻底失去了联系。

此时，他周围有数量不明的越军四处袭击，行动起来困难重重。

随着时间的推移，付培德所在的部队处境越来越艰难。到了 3 月 14 日晚上，他们已经被闻讯而来的越军重重围困，进退两难。

接下来的几天，所剩不多的战士在越军的不断骚扰下，陷入了断水绝粮的绝境 。

3 月 18 日，眼看部队已经无力坚持，付培德派战士外出求援，但都无果而终。

3 月 19 日上午，更多的越军对付培德所在的山头发起了疯狂攻击，付培德所在部队的抵抗在敌人猛烈的炮火下显得愈发无力。

战士们饥寒交迫，身体极度虚弱，手中的武器也因缺乏弹药而逐渐失去了威慑力。

面对如此绝境，付培德深知，继续抵抗下去，等待他们的只有全军覆没。为了保存这些年轻战士的生命，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 投降。

当放下武器的那一刻，付培德的心中充满了痛苦与不甘，他觉得自己辜负了祖国和人民的信任，成为了一名 “罪人”。

然而，他更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投降或许是让战士们活下去的唯一机会。

随后，付培德和其他战士被越军捆绑起来，押送到了一个临时战俘集中营。

踏入集中营的那一刻，付培德看到了上百名同样被俘虏的解放军战士，顿时五味杂陈。

他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唯一一个陷入绝境的人，这些战士们都有着同样的遭遇，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迷茫、痛苦和不甘。

但付培德并没有因此而沉沦，他心中燃起了一丝希望，决定要在这绝境中寻找机会，带领大家逃出去。

在战俘集中营里，付培德积极串联其他被俘的战士，秘密策划越狱行动。然而，他们的行动还是被越军发现了。

越军对付培德等人进行了残酷的审讯和毒打，试图让他们放弃抵抗，但付培德咬紧牙关，始终没有透露任何关于越狱计划的信息。

在漫长的囚禁日子里，付培德和战友们不仅要承受身体上的折磨，还要忍受精神上的煎熬。

他们被关在狭小的牢房里，每天只能得到极少的食物和水，卫生条件极差，疾病肆虐。

但付培德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他鼓励着身边的战友，告诉他们不要放弃希望，相信总有一天他们能够回到祖国的怀抱 。

终于，付培德和战友们迎来了被交换回国的日子，这一刻，他等得太久了。

然而，他也知道，等待他的将是军事法庭的审判，他必须为自己的投降行为承担责任。

在法庭上，付培德进行了认真的陈述，他的陈述内容被书记员详细记录下来，为人们了解当年 448 团被俘前的战斗细节提供了珍贵资料。

付培德在陈述中，首先对作战过程进行了详细回顾 。

“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我们 448 团面临着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部队里新兵占比很大，很多战士入伍没多久就上了战场，缺乏实战经验，在面对越军的突然袭击时，他们的紧张和慌乱是难以掩饰的。一个新兵因为太过紧张，枪都拿不稳，手指颤抖着扣动扳机，却连敌人的影子都没打到。这样的情况在战场上并不少见，这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的战斗力 。”

“而指挥层面的混乱，更是让我们的处境雪上加霜。就拿撤退路线的选择来说，上级领导之间意见不一，导致我们收到的命令模糊不清。师部和工作组之间的分歧，让我们基层部队无所适从。当我们按照原定计划前进时，却不知道危险已经悄然降临。我们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就像一群迷失方向的羔羊，完全不知道前方等待我们的是什么 。”

“情报的缺失，也是我们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对越军的兵力部署、火力配置以及他们的作战计划几乎一无所知。在进入那片山林小道之前，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关于越军埋伏的情报，这使得我们在遭遇袭击时毫无防备，根本无法制定出有效的作战策略 。”

“当我们被越军包围后，我多次向上级请求支援，可是支援却迟迟不到。看着身边的战士们一个个倒下，我心急如焚。我带领着一连和八连前去救援，一路上困难重重。在黑暗中行军，没有明确的信号标记，队伍之间混乱不堪，我甚至都不清楚自己身边到底有多少人，哪些人是哪个连队的。我们在密林中艰难前行，随时都有可能遭遇越军的袭击 。”

“在那种断水绝粮、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我们坚持了一天又一天。战士们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伤口得不到及时的治疗，感染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看着他们痛苦的样子，我心如刀绞。我知道，我们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最后，为了保护这些年轻战士的生命，我做出了投降的决定。我知道，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可能会让我背负一生的骂名，但我更清楚，如果不投降，他们都会死在那里。”

付培德的陈述，让在场的人都陷入了沉思。然而，付培德的陈述虽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也存在部分内容与事实不符，有推诿甩锅之嫌 。

例如，他声称八连副连长王立新带着一排 “跑了”，但实际情况是王立新带领一排强行冲过了敌人的火力封锁，展现出了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除两名重伤员被俘外，其余官兵全部英勇殉国 。

另外，在突围时机的把握上，付培德也存在严重失误。

当时，一排长司福林等人发现白天还有机会突围，于是主动行动，成功脱离险境，而付培德却坚持夜间行动，最终错失了突围的最佳时机，导致部队陷入更加艰难的境地 。

付培德的投降事件，绝非简单的个人怯懦之举，而是有着复杂的背景和深层次的原因，需要我们从多个角度去剖析。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付培德也是一个普通人，有着对生的渴望和对死亡的恐惧。在那场残酷的战争中，他和战士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绝境，断水绝粮、孤立无援，生命随时受到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他选择投降，或许是出于本能的求生欲望，这是人性中脆弱的一面。

然而，作为一名军人，付培德肩负着保家卫国的神圣职责和使命。

军人，从穿上军装的那一刻起，就意味着要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奉献一切，甚至是生命。

在战场上，他们代表着国家的尊严和荣誉，必须坚守阵地，奋勇杀敌，绝不退缩，付培德的投降，无疑违背了军人的誓言和职责，损害了国家和军队的形象，因此，付培德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