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毛主席新画像挂上天安门，北京市民：怎么只有一只耳朵？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的那幅毛主席画像，让全国人民记住了领袖温和的目光。然而到了1950年，为迎接建国一周年，一幅新的毛主席画像取代了原有的画作。当这幅新画像刚挂上城楼的那一天，天安门广场上便聚集了大批北京市民。他们中有的人指指点点，有的人皱着眉头，更多的人则在热烈地讨论着什么。＂这幅画像看起来不太对劲啊。＂＂是啊，怎么只露出一只耳朵？＂＂眼睛往上看，显得不够庄重。＂众多市民纷纷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新画像会引发如此大的争议？这背后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天安门城楼上的第一幅毛主席画像

1949年2月12日，北平和平解放庆祝大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这一天，天安门城楼上首次悬挂起了毛主席的画像。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时刻，因为在此之前，这座庄严的城楼上从未悬挂过人民领袖的画像。

当时的情况颇为特殊。在城楼上，除了毛主席的画像外，还整齐地排列着朱德总司令和聂荣臻将军等领导人的画像。这些画像的悬挂工作由北平市政府专门成立的工作组负责完成。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工作人员从凌晨3点就开始忙碌，直到太阳升起时才将所有画像安装妥当。

在解放军进城前，天安门城楼曾悬挂过日伪政权的标语和国民党的蒋介石画像。1949年1月23日，傅作义将军发表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文告后，解放军部队进驻北平。第二天，蒋介石的画像被摘下，天安门城楼重新恢复了庄严肃穆的面貌。

到了1949年7月，为纪念＂七七事变＂十二周年，天安门城楼的装饰又有了新的变化。在城楼正中央悬挂了一颗鲜红的心形图案，两侧则分别是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画像。这种布置方式充分展现了人民领袖与人民心连心的寓意。

当新中国成立在即，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天安门城楼画像的准备工作。在选择照片的过程中，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整个过程有了转机。当时，周总理来到香山看望毛主席，恰巧看到毛主席的女儿李敏正在给父亲拍照。毛主席面对镜头时那种自然亲切的神态，让周总理深受启发。

最终，一张1945年拍摄的照片被选中作为创作蓝本。这张照片记录的是毛主席视察炮兵学校时的场景，画面中的毛主席神态自然，目光坚定而温和。画家周令钊接受委托后，与夫人陈若菊共同承担起这项重要任务。

这幅高6米、宽4.6米的巨幅画像完成后，在开国大典前夕被悬挂到天安门城楼上。不过在最后时刻，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画像原本底部有毛主席亲笔题写的＂人民的胜利＂五个字，但在检查布置工作时，有人建议去掉这行字会显得更加庄重。由于时间紧迫，无法将画像取下重画，周令钊便临时在脚手架上，用灰蓝色颜料将底部白边和字体一并修改，巧妙地融入了中山装的颜色中。

这样一幅经过反复推敲、精心修改的画像，最终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伟大时刻，也开创了天安门城楼悬挂领袖画像的传统。这幅画像不仅是一件艺术作品，更承载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二、建国一周年的新画像之争

1950年9月，为迎接建国一周年庆典，一幅由张大千创作的新毛主席画像被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这幅画像采用了侧面三分之二角度，画中的毛主席目光向上，神态庄严。然而，这幅新画像一经悬挂，立即引发了广泛的议论。

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上，不少群众发现画像中的毛主席只有一只耳朵。有人说这是因为画像采用了侧面角度，另一只耳朵被遮挡了。但更多的市民认为，领袖画像应当让人看到完整的面容。一些老年人甚至担心这样的画像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寓意。

北京市委接到了大量群众反映。有关部门随即组织专家进行研究讨论。专家们指出，这幅画像存在几个主要问题：首先，侧面角度确实造成了只见一只耳朵的效果；其次，仰视的目光与天安门城楼的庄重气质不够协调；最后，画像的整体色调偏暗，在阳光下显得不够明快。

事实上，张大千创作这幅画像时也经历了一番波折。1950年8月初，文化部向他发出邀请，希望他能为国庆创作一幅新的领袖画像。张大千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但由于时间紧迫，他只能根据手头现有的照片进行创作。

在创作过程中，张大千选用了一张毛主席在延安时期的照片作为参考。这张照片拍摄于1938年，当时毛主席正在和外国记者交谈。照片中的侧面角度让张大千觉得很有特点，能够突出领袖的坚毅轮廓。

画像完成后，张大千曾向文化部的同志表示过自己的担忧。他说这个角度可能会引起争议，但当时由于时间紧迫，加上画作已经完成，最终还是决定按原计划使用。

这幅争议画像的悬挂时间并不长。在收到大量群众反映后，有关部门迅速做出决定，准备重新创作一幅新的领袖画像。1950年10月初，这幅只露一只耳朵的画像被摘下，暂时恢复使用了开国大典时的那幅画像。

在此期间，文化部组织召开了一次专门会议，讨论天安门城楼领袖画像的创作原则。与会专家一致认为，领袖画像应当采用正面或略微侧面的角度，要让群众能够看到完整的面容；画像的神态要庄重自然，既要体现领袖的威望，又要保持亲切；色调要明快大方，适合在不同天气条件下观看。

这次＂只露一只耳朵＂的画像争议，成为新中国美术史上一个特殊的案例。它不仅反映了人民群众对领袖形象的关注，也为后来天安门城楼领袖画像的创作确立了重要的参考标准。在此之后的画像创作，都严格遵循了这些原则，确保画像既庄重又亲民，既美术性强又符合群众审美。

三、张大千与毛主席画像的创作过程

1950年夏天，文化部向张大千发出邀请时，张大千正在北京筹备个人画展。接到这个重要任务后，他立即推迟了画展安排，全身心投入到领袖画像的创作中。

张大千的创作过程极为认真。首先，他向文化部申请查看了大量毛主席的照片资料。在这些照片中，有一张1938年延安时期的照片特别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张照片拍摄于毛主席接见外国记者时的场景，照片中的侧面轮廓突出了领袖的坚毅气质。

为了确保画作效果，张大千专门搭建了一个临时画室。他要求将画室的光线调整得与天安门城楼的自然光线相近，以便更准确地把握色彩效果。在创作期间，他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常常废寝忘食。

画像的构图经过了多次修改。最初的构图是采用正面45度角，但张大千认为这个角度显得过于刻板。经过反复尝试，他最终选择了侧面三分之二的角度。在他看来，这个角度既能突出领袖的威严，又能表现出一种进取的精神。

在绘画技法上，张大千采用了中西结合的方式。他用西画的明暗法来塑造立体感，同时又运用中国画的笔法来处理细节。特别是在处理中山装的质感时，他使用了独特的层叠笔触，使衣服的褶皱显得更加自然。

色彩的选择也是一个重要环节。考虑到画像要在户外展示，张大千特意选用了耐候性好的颜料。他在调色时反复试验，力求在阳光下和阴天时都能呈现出理想的效果。画像的背景色选用了偏暗的灰蓝色，这是为了让主体形象更加突出。

在创作过程中，张大千曾多次邀请文化部的同志来画室看画。每次他们提出意见，他都认真记录并及时修改。有一次，有人提出毛主席的目光是否太过向上，张大千立即着手调整，但最终还是保留了原来的仰视角度，他认为这样更能体现领袖的远见。

画像完成后，张大千组织了一次小型的内部展示。参加展示的包括美术界的同行和文化部的负责同志。在这次展示中，有人就提出了关于只见一只耳朵的问题，但由于时间紧迫，最终没有进行大幅修改。

9月下旬，这幅画像被运送到天安门城楼。安装过程极为谨慎，专门搭建了临时脚手架，由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负责操作。为了确保安装质量，还特意选择在清晨天气晴好时进行作业。

画像安装完成的第一天，张大千特意来到天安门广场观看效果。当他听到群众的议论时，表现得很平静。他对文化部的同志说，艺术创作确实应该多听取群众意见。这种态度显示出他作为艺术家的开明胸襟。

这次创作经历，成为张大千艺术生涯中的一个特殊篇章。虽然这幅画像最终因为争议而被更换，但它的创作过程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艺术家们对重大主题创作的认真态度和辛勤付出。

四、群众反映与画像的更换

1950年9月下旬，新画像引发的争议迅速在北京市民中扩散。每天都有大量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他们不仅驻足观看，还热烈讨论着画像的问题。有的群众甚至专门写信向北京市委反映意见。

一位来自西城区的老市民写道：＂我每天经过天安门都要抬头看看毛主席，但这幅新画像让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另一位在纺织厂工作的女工则在信中说：＂新画像的角度不太好，让我们看不到主席完整的面容。＂

北京市委收到的群众来信中，不仅有对画像角度的意见，还包括了对色调、光线等方面的建议。有专门从事美术工作的群众提出，画像的整体色调偏暗，在阴天时显得不够醒目。还有群众认为，领袖的目光应该更加平视，这样能给人更亲切的感觉。

面对群众的广泛关注，北京市委立即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这个问题。会议邀请了美术界专家、文化部门负责人以及基层干部参加。与会人员一致认为，群众的意见反映了他们对领袖的敬爱之情，应该认真对待。

在会议讨论中，一位来自美术学院的教授分析说，画像采用侧面角度本身并无不妥，但角度过大确实影响了整体效果。另一位参会的老革命则指出，在延安时期，毛主席的照片大多采用正面或微侧面角度，这样的构图更容易让群众产生亲切感。

经过研究，有关部门决定重新创作领袖画像。在新画像完成之前，暂时恢复使用开国大典时的那幅画像。这个决定得到了群众的普遍支持。一位老党员说：＂开国大典那幅画像给人印象很深，毛主席的目光很亲切。＂

10月初的一个清晨，工作人员开始更换画像。为了不影响交通，他们选择在凌晨4点开始工作。当时正值秋雨绵绵，工作人员不得不在雨中小心翼翼地完成任务。尽管天气不好，但现场工作井然有序，整个更换过程在两个小时内顺利完成。

这次画像争议和更换工作，引起了全国美术界的关注。许多画家开始深入思考领袖画像创作的规律。有经验的画家指出，创作领袖画像不仅要注重艺术性，更要考虑群众的接受程度。

在此期间，文化部组织美术工作者进行了多次研讨。他们总结出领袖画像创作应该遵循的几个原则：一是要选择恰当的拍摄角度，让群众能看到完整的面容；二是要保持庄重的同时又要亲切自然；三是要考虑户外展示的特殊要求，在色彩和明暗处理上要适当。

这些讨论的成果为后来天安门城楼领袖画像的创作提供了重要参考。从此以后，每次更换新画像都会严格按照这些原则进行。更重要的是，这次事件确立了一个传统，就是在领袖画像创作过程中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

这次画像争议的处理过程，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对待群众意见的态度。从收到第一封群众来信，到最终完成画像更换，整个过程体现了对群众呼声的重视。同时，这个事件也推动了领袖画像创作规律的形成。

五、画像更换后的影响与启示

1950年10月初画像更换后，天安门广场的氛围明显不同。恢复使用的开国大典画像重新赢得了群众的认可。每天仍有大量群众来到广场，但这次他们的表情都充满赞许。不少老人专门带着孩子来看，向下一代讲述开国大典时的情景。

这次画像争议的处理方式，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各地在进行重要场所领袖画像创作时，都开始注意征求群众意见。南京市在准备制作新的领袖画像时，特意在前期征求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各界群众的意见。上海市则组织了一个由美术工作者和普通群众共同参与的评议小组。

文化部随后组织编写了《领袖画像创作参考手册》。这本手册详细记录了这次画像争议的经过，并总结了创作要点。手册中特别强调，创作领袖画像要注意几个关键环节：首先是前期准备要充分，要收集足够的照片资料；其次是创作过程要反复论证，要多听取各方意见；最后是完成后要进行实地测试，确保在不同天气条件下都能保持良好效果。

在美术界，这次事件引发了对重大主题创作的深入思考。许多画家开始研究如何将艺术性与群众认知有机结合。北京美术学院专门开设了一门＂重大主题创作研究＂课程，把这次画像争议作为重要案例进行教学。

1951年初，全国美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专门安排了一个议题，讨论重大美术创作与群众意见的关系。与会代表们一致认为，艺术创作要扎根群众、服务群众。有代表提出，要建立作品创作前的群众意见征求机制。

这次会议的成果很快在实践中得到应用。1951年5月，天津市在筹备五一劳动节庆典时，就采用了新的创作方式。他们首先向群众征集意见，然后组织美术工作者进行创作，创作过程中定期向群众展示和征求意见，最后再根据反馈进行修改完善。这种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政府部门，这次画像争议的处理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各级文化部门开始重视群众对文化艺术活动的参与。北京市文化局成立了群众艺术咨询委员会，定期收集群众对重大文化艺术活动的意见和建议。其他省市也相继效仿，建立了类似机制。

这个事件还推动了美术创作制度的完善。1951年下半年，文化部出台了《重大美术创作管理办法》，明确规定重大题材的美术创作要建立群众意见征求制度。这个管理办法为后来的美术创作实践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技术层面，这次事件也促进了户外大型画像制作技术的进步。专门的技术人员开始研究如何提高户外画像的耐候性，如何确保在不同光线条件下都能保持良好效果。他们还改进了画像的安装技术，研制出更加安全可靠的固定装置。

到1951年底，全国已有多个城市借鉴了北京的经验，在重要场所的领袖画像创作中采用了更加科学的程序。这种做法不仅提高了创作质量，也增强了群众参与度，使艺术创作更加贴近群众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