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刘峻甫攀登幺妹峰（图：阿楚）

站在山上时，宋明蔚觉得自由。

2011年，还在读大二时，宋明蔚加入了学校的登山社。从前做背包客穷游中国的经历，让他总好奇“从高山上往下看的视角”。那年暑假，他登上人生中第一座雪山——哈巴雪山。期待中热血青春的兴奋感，很快被高原反应的不适取代，登顶后他发现，“山上一片大雾，什么都看不清楚，和雾霾没什么区别。”

宋明蔚举着手里的单反相机问一同登山的队友，“第一次登上雪山是什么感受？”队友说想赶紧下去。他当时其实也是这么想的。区别在于，“等回到山脚下，氧气变得充足，可以喝热水、洗热水澡，睡的床也更软了，晚上吃烤全羊的时候，就想着什么时候再爬下一座。”两个月后，宋明蔚登上了自己的第二座雪山。接着是第三座、第四座，登山成了他的爱好。

2019年，宋明蔚参加丽江玉龙雪山超级越野赛（图：受访者提供）

“尽管有高反，山上的阳光也很刺眼，望着山谷时还是非常感慨和激动。”直到2012年登山者严冬冬发生事故后，宋明蔚开始对登山有了更复杂的看法，“它其实是一件很严肃残酷的事。”

宋明蔚第一次听说严冬冬的名字是2008年。那时他是辽宁省鞍山市鞍山一中的高二学生，严冬冬是回母校演讲的01届学长，宋明蔚好奇地搜索学长的来头，弹出一系列前缀——“2011年鞍山市的理科状元、奥运火炬手、辽宁第一个登顶珠峰的人。”

再次听说严冬冬的消息是2011年。那时严冬冬与搭档周鹏刚登顶幺妹峰，成为国内第一支使用阿式攀登风格、完全依靠自身能力登顶幺妹峰的登山队伍。两人也因此进入国际登山界的视野，获得著名奖项“金冰镐奖”。

登山社的老师告诉彼时刚加入登山社的宋明蔚，严冬冬和周鹏是当下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两位青年登山者。

周鹏（左）和严冬冬（图：李爽）

在国内，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提及登山，人们联想到的是大型的、官方的、喜马拉雅式的体育活动。登顶幺妹峰之前，严冬冬也参与过攀登珠峰的商业活动，但很快就失望地发现，这与他想象中“自由的登山”大相径庭。

“作为国内最著名的技术型山峰，幺妹峰和珠峰把国内登山者大致分为两类人。一类人把珠峰当作目标，他们更在意山峰的高度与最后的结果，享受登顶带给他们的东西。另一类人把幺妹峰当作目标，他们崇尚攀登技术，渴望通过攀登过程来获得自由。登顶只是其中一个顺其自然的环节。”宋明蔚在2024年出版的《比山更高：自由攀登者的悲情与荣耀》（以下简称《比山更高》）中写道。

严冬冬曾在一篇文章中定义自由登山：“既没有任何官僚与机构，也不存在登山向导和客户，只有那些真正想去登山的人。他们在团队的地位中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对自己负责，不会为国家荣誉或其他崇高的目标，也不会为个人利益而登山。他是一名依靠自身的能力，应对山中的压力与危险，并准备好直面其后果的人（因此将商业登山客户排除在此定义之外）。”

《比山更高》记录的就是这群人。“中国自由攀登者的历史延续了二十年，实际上只有寥寥几百人。他们也许还是中国死亡率最高的一类运动群体，遇难者平均年龄仅有31岁。”

过往，外界对他们最常见的偏见是“作死”、“破坏环境”等等，但宋明蔚认为，自由攀登者恰恰是“最环保的人”，“他们使用天然的岩塞，一边爬一边回收，也会把沿途垃圾带走。”至于攀登本身，他们相信自己的操作和保护系统。“就像你在攀岩馆爬岩壁，松手后，自动保护器会保护你一样。”

严冬冬去世九年后，宋明蔚开始写一本有关中国自由攀登者的书：“他们年少时如何一步步走进了山的世界？通过登山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他们如何看待物质与精神？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每一次攀登？他们又如何面对死亡，理解死亡？”严冬冬的故事理所当然地成为这本书的第一章节，“他的故事构成了我接触登山时对这项运动的认识，是最纯粹和震撼的。”

《比山更高》首先要回答的，是这群人为什么登山？

只有在山上，严冬冬才能感受到自己还活着，“心脏在跳，我知道自己的心脏会比很多人每次泵出来的血要多。这种感觉是很实在的，一种自己的存在感。”

为了成为一名职业登山者，严冬冬一度列下为期五年的“独身主义计划”。忙于登山活动的他由于学业落下太多，没能顺利拿到清华大学的本科学位证。

毕业后，严冬冬和队友在学校西门外合租了一间没有暖气的小平房。他先是在一家户外店做店长，又去了一家英语报社实习，后来受不了坐班，辞去了工作，靠翻译谋生。收入不稳定，他继而把每月的伙食费严格限制在30元以内。身边朋友都发现，严冬冬的物欲极低，“只有在买装备的时候，从不手软。”

这样的生活方式坚持了几年。随着严冬冬在登山圈小有名气，以及在翻译上的积累——“翻译不再是短时间的突击，而是一定程度上能与训练和谐共存”，离开校园四年后，他基本上确立了攀登和翻译“二元”的生活方式，他的自由之路也初具雏形。

“尽管收入不多，但我可以自由地安排自己什么时候工作，什么时候训练和登山。更重要的是，我可以自由地去登山——不仅有时间，有赞助支持，而且也开始有能力用我想要的方式完成那些攀登。”严冬冬在《自由之路》一文中写道。

初次读《自由之路》的时候，宋明蔚就很感慨，“那篇文章与其说是写登山，不如说是写一个人为了追求热爱的事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后来他在悼念严冬冬的文章中写道：“一个人把自己的全部时间、金钱、经历投入到自己的爱好当中，要么这个人是个疯子，要么就是一个传奇。”

关于为什么登山，在《比山更高》里，不同的攀登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它既是“没人会在乎我的社会地位”的自由与平等，也是“释放压抑已久”的心情的出口，还包括“城市生活中无法找到的宁静”。

自由登山者Stanley（吴嘉杰）在一次采访中表达过与宋明蔚如出一辙的感受：攀登只是一个人跟石头和冰的游戏，“中间你痛苦，你在发抖，你的身体在跟你说‘哎回头吧’。你撑下去了。你成功了，登顶了。谁在乎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很喜欢。”

区别于商业登山者身上常见的成功人士叙事，这群自由登山者往往处在主流叙事之外。

在宋明蔚看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可能是世俗意义的失败者——接触登山以前，有人大学肄业，甚至高中辍学；有人因为登山失去了高薪工作，居无定所；还有人成长于不幸福的家庭。“他们没有表达的渠道，但也不在乎别人怎么说。重要的是，他们在攀爬过程中感受到的自由和快乐。”

2021年幺妹峰c1营地，阿楚和小刘在冰川和岩石交界处宿营（图：阿楚）

2021年从《户外探险》杂志离职后，宋明蔚开始写作《比山更高》，他先是花了两年时间采访，整理了近千万字的素材，又用了一年写作，其间没有固定收入。钱不够时，就接一两篇商务稿件，“勉强维持下来。”

写书期间宋明蔚极少与外界互动，也不发朋友圈，生活中仿佛只剩下一件重要的事。白天，他在书房写作，夜晚则留给翻译。与大多数自由攀登者一样，他的物欲不高，生活开销的大头只有房租和采访所需的交通住宿费。“（那段时间）不至于像严冬冬一样勒紧裤腰带，但也有点类似。”他觉得只有自己进入这种极致的状态，才能更理解笔下的人物——“比如当Stanley跟母亲争吵之后，为什么还义无反顾地去攀登。当他们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彷徨的时候，为什么往左拐而不是往右。思考这些的时候，我不希望被其他事务性的东西占据。”

宋明蔚的朋友、《户外探险》杂志的主理人玄天发现，他辞职后变得更专注了。两人一起攀岩时，宋明蔚常常跟玄天聊起采访时的发现，“他这几年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本书上了，有时候为了印证一个细节，就要飞到成都或是云南实地考察。”

宋明蔚很少主动聊起个人的生活。出于照顾老朋友的想法，玄天有时也会抛给他一些商务稿件的选题，印象很深的一次，“一个完全不是他风格的选题，他也接了，我想他那阵子生活上可能有一些压力。”

宋明蔚（图：受访者提供）

如果没发生2019年那场山难，Stanley应该已经33岁了。一切顺利的话，他可能已经通过了IFMGA（国际高山向导协会联盟）的认证考试，成为国内首位国际高山向导。

Stanley生于1991年，成长于香港一个较富裕的家庭，在英国上大学时接触了登山，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在宋明蔚眼里，Stanley是《比山更高》里最特别的自由登山者，“他一开始接触登山就是阿式攀登那套文化，成长语境跟国内其他自由攀登者都不太一样。”

起初宋明蔚没打算花太多笔墨在这个同龄人身上，但随着采访的深入，他发现这个外人印象中阳光开朗的大男孩“内心原来有这么多挣扎”。了解愈多，宋明蔚愈觉得Stanley就像另一个时空的自己，“干的事类似，说的话也类似，只不过是不同的成长和文化语境。”

宋明蔚与Stanley共享着相近的生活方式。他们都喜欢去咖啡厅点一杯咖啡，看几小时书，或是抱着笔记本办公；喜欢文学和登山，追求浪漫。就像《比山更高》里写的一样：Stanley当时的女朋友Mandy问他两人的计划，他答，“我要带你环游全世界，走遍各个山峰。”宋明蔚说自己25岁时说过类似的话。

最大的不同则是，“他在那一次登山中死了，我还活着。就好像另一个时空的某个时间点产生了分叉，他走向另一条路。”

2019年6月，Stanley在攀登喀喇昆仑山脉的一座未登峰时遇难。几年前，Stanley的母亲请的算命师傅曾预测他“如果继续攀山，将在27岁死掉”。这个预言不幸成真。

昊昕（左）和Stanley（图：阿左）

在那场山难中，与Stanley一同遇难的还有昊昕。

昊昕是“85后”，青海西宁人。2017年，昊昕和搭档阿左在幺妹峰开辟的新路线“The View”令他们在登山圈内名声大噪——这次攀登也让他们获得了当年金犀牛最佳攀登成就奖。

宋明蔚就是在那次颁奖礼上知道他们的。2018年，他和昊昕在一场电影节的活动中才打上照面。隔年，两人和朋友们一起相聚在北京，彼时几个人围坐在咖啡馆内看一部户外纪录片。一个月后，“他就不在了。”

相似的际遇还包括严冬冬。遭遇山难前几个月，严冬冬和宋明蔚一起在双桥沟吃过饭，席间两人聊起共同的母校鞍山一中，还“碰了一个交杯酒”。这是宋明蔚最后一次见严冬冬——“五个月后，他就遇难了。”

严冬冬生前经历过几次命悬一线的事故，也数次想过死亡，“我承认它，承认我可能会死掉，但并不代表我不去以任何我可能做到的事情来阻止它发生。”

就在遇难前几个月，严冬冬在博客上发布了《免责宣言》——“希望如果有一天我在登山时挂掉，不会有人因此而给我的搭档施加压力。作为成年人，如果我自愿决定参与某一次登山活动，那么应当为这一决定负责的只有我自己。”——尽管这份宣言不具备法律效力，却被后来的新一代自由攀登者奉为圭臬。

昊昕也思考过死亡。在一次雪崩意外后，他和阿左聊起死后的事，那时昊昕说，“我家里还有一个妈，万一我挂了，要不你帮我照顾一下我妈。”

“在登山的语境中，他们会不断反思生死以及自我与社会的关系，除了哲学家，一般人谁天天想这些东西？但他们不得不想。”宋明蔚说。

这些富有生命力的自由攀登者的一生——从出生、成长到接触登山、恋爱再到死亡，那些他们生命里懵懂的、激动的、孤独的时刻，被宋明蔚概括为书的副标题“悲情与荣耀”。

写书的三年间，宋明蔚强烈地感受到生命的无常，死亡是不容置喙的“戛然而止”，“不会因为这个人的生命力多么蓬勃，为了登山付出多少努力，或是列下的计划多精彩就网开一面。”

采访到后期，宋明蔚甚至有些恐惧坐飞机，每次行前都要把整理好的素材备份存档。他网盘里的初稿随着日期更新也越来越多。

等到《比山更高》定稿，他才如释重负，“终于不用再备份了。”

在《比山更高》里，第一个失踪的人是李红学。

比起确凿的死亡通知，失踪是更折磨遇难者家属的消息，“它同时剥夺了人们尽情快乐的能力和尽情悲伤的权利。”

2009年6月，李红学在登上婆缪峰后下撤时摔下山失踪。出事后，李红学的父母赶到婆缪峰所在的四姑娘山景区找寻儿子，一住就是五年。他们笃信当地村民的传言，相信儿子的死另有蹊跷，在此期间一共发起过四次大规模搜救，在最后一次搜救中，发现了李红学的攀岩鞋。

12年后，宋明蔚到绵阳采访李红学父母时，发现两人一直都没能走出来。“他们一直住在李红学原来住的房子，而非江苏老家。屋里保存着李红学所有的物品，包括他从小到大写过的作文和所有关于他的报道。”采访到最后，两人特别嘱咐宋明蔚书中所有提及李红学的段落都要写“失踪”而非“遇难”。

户外媒体人马德民是《比山更高》的第一批读者之一。书中写到的许多名字是他昔日的好友，比如李红学、刘喜男和严冬冬。随着这些人的逝去，他们的故事逐渐成为他心底不愿再触碰的伤痕。

在马德民看来，书中一些人物的经历尽管发生于二十年前，却与今天关于轨道和旷野的讨论有所呼应。“比如严冬冬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毕业之后其实可以有很好的工作和收入，然后结婚生子、事业有成。但他没有选择这样的人生路径，而是遵从内心的召唤，走进登山。”

不愿相信、崩溃、责怪幸存者，甚至与其打起官司，再到接受现实，几乎是大部分遇难者亲朋会经历的过程。在所有留下的人中，宋明蔚印象最深的是自由登山者伍鹏的妻子魏宇。

魏宇曾是《户外探险》杂志的资深编辑，整理过刘喜男、李红学、严冬冬等人的遇难报道。2014年8月伍鹏遇难后，魏宇对与他搭档的赵四、箩筐和王大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希望他们以各自的视角，写一份详细清晰的事故报告，以警示后来的攀登者，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

伍鹏的遗体留在了他出事的婆缪峰上。之后的每一年，魏宇都会和朋友们来到山脚下，烧几炷香，给他带几瓶他喜欢的精酿。

严冬冬遭遇山难后，周鹏去珠海和阳朔静养了一段时间。搭档遇难时的种种画面在他脑海里不断闪现，“就像在用刀割一样。”“严冬冬”一度成为他心中的禁地，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越来越意识到，“再没有一个像严冬冬一样的搭档了。”

在Stanley和昊昕遇难的那场事故中，由于Stanley的冰镐意外被流雪卷走，Ken思索再三，将自己的冰镐借给了对方。Stanley和昊昕出发后没再回来，Ken成了那个留下的人。

从喀喇昆仑山运回两人的遗体后，Ken决定再也不爬6000米高的山峰。但作为几个人共同的好友，阿左表现得更加积极，回到成都两个月后，他就动身去川西攀登新的山峰。

“对自由攀登者而言，纪念逝去的自由攀登者的最好形式是继续攀登。”宋明蔚写道。

2020年，阿左、Ken和杨小华攀登达多曼因卫峰。这次攀登，Ken打破了“再也不爬6000米山峰”的冲动誓言（图：阿左）

严冬冬逝世十周年之际，周鹏在白河开辟了一条新路线，以两人昔日的组合“自由之魂”命名。他仍在登山，只是在快速登顶和下撤之间犹豫的时候，他总倾向于选择后者。

宋明蔚前后采访过周鹏四五次。这些年，他发现周鹏还有一些别的变化。“他发起了很多公益项目——翻译美国的事故报告、与赞助商一同开设了几个面向登山初学者的培训课程。”与周鹏聊天时，宋明蔚能感受到对方“是想肩负起更多责任”，他说不清楚这变化是因为周鹏有了小孩或是别的原因。

昊昕去世后，阿左成为两人共同创立的影像工作室的主心骨。现在，这里聚集了当下国内最具实力和影响力的一批年轻登山者，其中也包括Ken。这个登山圈子变得更加紧密，就像多年前的白河攀岩社区一样。

十多年前第一次见严冬冬时，宋明蔚问眼前的前辈，“有何途径使得我们在自由登山的同时也能生存于这个社会？”那时严冬冬狡猾地回答：“这要看你自己。”

我问了宋明蔚一样的问题。“有平衡得很好的登山者，他们有固定的工作，假期去登山，比如书中的何浪。如果把登山做得太极致的话，确实很难平衡。对书中大部分人来说，他们的生命中有太多比登山更值得珍惜的事。”宋明蔚答。

《比山更高》的结尾是这样的：

2023年2月，阿左终于迈出了那一步。他与小树结婚了。在他人生那么多无所谓的事情中，从此又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部分内容参考严冬冬博客、纪录片《吾谁与归》。）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王佳薇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姚雨丹

责编 周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