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话语是以“哲学”概念的引入、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立以及中国哲学史书写为助力，逐步走向学界的。它的建构过程已经从“以西释中”“以马释中”的“照着说”过渡到如今多维度的“自己说”阶段，这代表着中国哲学史的话语开始由外来主导转向独立自主。当下，面对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三次转向，选择“自信与自主相统一”“特性与共性相统一”“传统与现代相统一”的自主性中国哲学史话语建构原则，采取自织“滤网”，融合现代化的人文语境、选取现代化的汉语文本为建构路径来书写中国哲学史，可以进一步推进自主的中国哲学史话语的建构和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 中国哲学史话语的建构与中国哲学话语建构的历程是同步的。中国哲学话语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一是“原生态”的中国哲学话语；二是“现代化”的中国哲学话语。 “原生态”的中国哲学话语，即中国古代内生的哲学话语，以儒释道文本为主要载体。古代中国没有“哲学”概念，但有一系列与哲学内容相关的概念、范畴、命题、思想等。先秦时期就出现的“道”“理”“气”“无”“有”“和”“同”“一”“两”“名”“辩”“性”“命”“心”“仁”“义”“礼”“智”“信”“行”“天道”“人道”“自然”“阴阳”“五行”“无为”“天志”“非命”“三表”“参验”“解蔽”“辨合”“古今”“礼法”“兼爱”“王霸”“义利”“形而上”“形而下”“畏天命”“离坚白”“合同异”“道法自然”“白马非马”“浩然之气”“反求诸己”等等，都属于典型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原生态”的中国哲学话语。记载和阐释“原生态”中国哲学话语的重要著作是陈淳的《北溪字义》，分上下卷，分别阐释了《四书》中的一系列概念、范畴，如“命”“性”“心”“情”“才”“志”“意”“仁义礼智信”“忠信”“忠恕”“一贯”“诚”“敬”“恭敬”“道”“理”“德”“太极”“皇极”“中和”“中庸”“礼乐”“经权”“义利”“鬼神”“佛老”，这涉及到了“原生态”中国哲学的一些重要概念，是最早的一部“中国哲学范畴史”或“中国伦理学范畴史”，其阐释这些概念的语言也是典型本土化的。 “现代化”的中国哲学话语指经外化而后形成的中国哲学话语，包括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话语。“现代化”的中国哲学话语是十分丰富的，大体在本体论、宇宙论、知识论、人生论、方法论、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的范围之内。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对“原生态”的中国哲学话语进行了现代转化，如金岳霖、冯友兰、贺麟、张岱年等，他们所运用的哲学话语是“原生态”的，但却运用西方哲学的架构或方法对其意涵进行了转化，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和现代化色彩并存的哲学话语。 一 中国哲学史话语的建构历程伴随着“现代化”形态的中国哲学话语的登场，中国哲学史话语开始形成，它经历了一个长期的“照着说”的过程，这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是“不得不然”的，包含着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但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哲学史话语“自主性”的缺席。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人们开始用“哲学”这一概念来描述中国传统思想时，不得不采用西方哲学的架构和话语对中国传统思想进行筛选，从而书写出属于中国的哲学史。这种选择是一种不得不的选择，是人们面对新观点新话语的初步摸索，更是知识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道路。如蔡元培所说：“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纪载……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 1 张岱年也曾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如此区别哲学与非哲学，实在是以西洋哲学为表准，在现代知识情形下，这是不得不然的。” 2 “不得不然”就是必然，这种选择导致的结果是从一开始就使得西方哲学凌驾于中国哲学之上，进而引发了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探讨。当然，对于中国哲学合法性探讨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是随着对“哲学”这一概念的明了，以及在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挖掘中不断得到肯定的。牟宗三认为“什么是哲学？凡是对人性的活动所及，以理智及观念加以反省说明的，便是哲学。” 3 哲学是对人类活动的反思，并不是西方文化的特称，而是人类文化的总和。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具有各自的特性，因而哲学涵盖了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以及中国哲学等等。“若以逻辑与知识论的观点看中国哲学，那么中国哲学根本没有这些，至少可以说贫乏极了。若以此断定中国没有哲学，那是自己太狭陋。” 4 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有哲学，并且存在了近三千年，中国哲学所谓“合法性”的危机问题，只是形式上的危机，并非实质性的危机。 近代以来，中国被迫卷入世界潮流之中，西方文化大量涌入，打破了中华民族二千多年来形成的稳定的文化秩序，导致了中华思想文化话语逐步丧失。为了重新找回中国哲学话语，构建中国哲学学科体系，从20世纪至今，以谢无量、胡适、冯友兰、张岱年等为代表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开始自觉地尝试参照西方哲学的模式，对中国哲学史话语进行构建。最早是以谢无量1916年《中国哲学史》的出版为代表，开创了“以西释中”的先河，他以形上学、认识论、伦理学为框架，涉及了宇宙论、人性论等诸多哲学问题，初步运用了西方哲学中一元论、二元论、同一律等相关话语讨论各学派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具备了初步的现代哲学意识。随后1919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的出版成为中国哲学学科成立的标志，也成为中国哲学研究话语近代转变的开端，是成熟形态的“以西释中”的代表。蔡元培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中提到了胡著划时代的意义，他认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有四大特点：一是证明的方法，用汉学的方法进行审查，判断思想的来源与真伪；二是扼要的手段，选取最符合哲学特征的思想，截断众流，以老子为开端；三是平等的眼光，排除儒学正统地位的干扰，平等地看待诸子思想；四是系统的研究，这个系统便是西方的视角，系统地看待哲学流派的发展脉络。张立文认为胡著“之所以说其有开中国在哲学风气之先，是因为度越了以往哲学史基本上为旧哲学史家范围。” 5 冯友兰20世纪3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和1948年出版的《中国哲学简史》接着胡著“以西释中”的诠释框架书写中国哲学史，较胡著而言，冯友兰对于哲学门类的划分更“纯化”一些。胡适根据西方哲学，将哲学分为了宇宙论、名学及知识论、人生哲学或伦理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六个门类。而冯友兰沿用了希腊哲学的哲学框架，包括了宇宙论（A Theory of World）、人生论（A Theory of Life）、知识论（A Theory of Knowledge）三个部分。在运用西方哲学的架构诠释中国传统哲学时，胡适侧重于实用主义和进化论的话语，冯友兰偏重于用柏拉图哲学和近代新实在论的话语解读。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开创了以问题为中心书写中国哲学史的范式，虽然论述的话语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但总体构架却是西方哲学的。建国后，港台哲学家劳思光出版的《新编中国哲学史》，成为一部新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哲学史，以“基源问题”为中心，构建理论设准，运用西方哲学逻辑分析法这一“思想上的显微镜”来书写中国哲学史。 在中国哲学史话语的构建历程中，并非只有“以西释中”一种范式，在谢无量、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的著作出版后，钟泰认为“中西学术，各有系统，强为比附，转失本真。” 6 于是，192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钟泰的《中国哲学史》则更加偏于用中国的语言、风格、方法来书写中国哲学史。该书虽然用中国的语言诠释了概念、范畴，对于“以中释中”书写范式具有开创意义，但却忽略了概念与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整体上缺少逻辑系统。 1935年李石岑的《中国哲学十讲》按照唯心、唯物、辩证法、形而上学等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对中国哲学进行了讲解，但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著作，1937年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开创了“以马释中”的书写范式，这是中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作为诠释框架和评价尺度书写的中国哲学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册本、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发展史》、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历程》、萧萐父和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等，基本沿着“以马释中”的范式发展，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话语阐释中国传统哲学。 单纯凭借着“以西释中”“以马释中”这两种范式及话语来书写中国哲学史对于中国传统思想而言存在着不足。 一是在“以西释中”的范式下研究中国哲学，虽然截断众流，显得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干净利落”，但却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部分思想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现有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大多以孔子或老子为开端，之前的殷周文化，仅作为文化背景来简单地概括。这就会引发疑问，在孔子之前的那些思想，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人的思想，是否真的不属于哲学。不可否认，殷周之际是中国哲学思想产生的准备阶段，先秦时期虽百家争鸣，但其思想并非凭空出世，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积淀的过程，源头便是殷周之际的思想，他们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并不能割裂开来。 二是“以西释中”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中国思想文化长期以来的整体性和稳定性。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所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融合异质文化的问题。这一问题不只存在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涌入的西方文化，早在东汉佛教传入时，这一问题就已出现。但是，佛教的传入并没有导致中国思想文化佛学化，反而使佛学中国化，并未破坏中国思想文化长期的稳定性。劳思光认为，中国哲学就是价值哲学，根源在于主体心性。佛学没能破坏中国哲学长期以来稳定性的原因在于佛学中有一完备成熟的心性论，汉代“在中国人溺于宇宙论中时，自家之正统心性论停滞不动，则外来的另一种心性论，自即可乘时得势了。” 7 佛学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心性论的突破，并未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适配筛选，非但没有“削足适履”反而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是“以马释中”的突出特点是“对子结构”和“螺旋结构”，如采用唯物和唯心、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运动发展等观点来诠释中国思想文化中的相关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使中国传统哲学带有格式化的色彩。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论、真理观、矛盾论等观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观、人生观有着极大的契合度，这推动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部分观点内涵的丰富。 总而言之，无论是“以西释中”还是“以马释中”都是对中国哲学史话语构建以及中国哲学史书写范式的一种尝试，虽然不能尽善尽美，但对于中国哲学走向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 自主性中国哲学史话语的建构原则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 8 反观当下的中国哲学，根本的问题在于“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 9 ，因而，建构中国本土哲学话语体系、强化中国传统文化主体性、完善中国自主哲学知识体系成为了现阶段中国哲学史发展的必然诉求。 当下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已从“以西释中”“以中释中”“以马释中”的参照系选择过渡到多维度的“自己说”和“说自己”阶段。这也代表着中国哲学的话语开始由外来主导转向自主，由“照着说”转向了“自己说”。在“自己说”的阶段中，詹石窗主编的《新编中国哲学史》、郭齐勇和冯达文主编的《新编中国哲学史》、刘文英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张立文的《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宋志明的《中国古代哲学通史》等，都或多或少地试图摆脱甚至超越以往范式所带来的教条化、模式化。 “如果说‘自己写’具有‘破’的意味，那么‘写自己’就具有‘立’的意味。‘自己写’构成‘写自己’的前提，‘写自己’是‘自己写’的目标。” 10 21世纪以来，大陆陆续出版了一大批以教材为重点的中国哲学史通史，这些通史的总体特征是“通”而“不统”，既包含了本土特色的同时又对哲学内容进行了进一步拓展。这些可喜可贺的成果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学人对于中国哲学从“怀疑”到“自信”的态度转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哲学史的话语建构由“被动”到“自主”的过程。面对当下中国哲学史通史书写的三次方法论转向，自主性中国哲学话语的构建原则应如何选择，如何使中国哲学史的书写走向更为成熟的形态？ 1 自信与自主相统一 当下和未来的中国哲学史话语建构就是要自信，即对我们自己的文化有信心。“传统中国的现代命运，可以概括地说，是一个强烈的认同危机。” 11 这种影响至今仍然存在，但绝不应持续存在下去。中国哲学既拥有世界哲学的共性，也拥有自己民族的特性。概言之，中国哲学中关于道器、理气、太极、有无等话语探寻了万物生成的规律，涉及到形上学层面；名实、知行等概念涉及到认识论层面；理欲、义利等概念涉及到人生道德层面。“中国哲学尽管以‘性道之学’的形态呈现，但就其从智慧的层面追问世界和人自身的存在而言，无疑又应归属于‘哲学’这种把握世界的方式。” 12 反言之，中国哲学的呈现方式恰恰显现出了有别于其他哲学的魅力。“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 13 当下我们要建构中国哲学史话语的目的就在于彰显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并且构建的过程一定是自主的。 “自主”一词源自于希腊语autonomia，是autonomos的抽象名词，由autos（自我的）和nomos（习俗，法律）两部分组成，起初用于表示在法律或者习俗层面的独立，后来逐步扩展至哲学、政治学等领域，指自己做主，不受他人支配。因而，自主的中国哲学史话语建构就是要自立标准，冲破以往范式的限制。“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在中国哲学里选择合乎西方哲学的题材与问题，那将是很失望的，亦是莫大的愚蠢与最大的不敬。” 14 这就要求当下我们在书写中国哲学史时重新地筛选我们的思想，自信而不自负，自主而不教条，自信与自主相统一。 2 特性与共性相统一 立足于世界各民族的哲学而言，任何哲学史书写的成熟形态都应遵循特性和共性相统一，中国哲学史的话语建构也不例外。这里，特性指的是一民族文化有别于其他民族文化而言的独特性，具体指中国哲学的民族特性；共性是指各民族哲学的普遍性，涵盖了各民族哲学之间共同的元素，即中国哲学中的世界性元素。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正因为“特性”才体现了“世界哲学的民族化”；反之，正因为“共性”才体现“民族哲学的世界化”。二者轻忽任何一方，中国哲学的发展势必是极端化的。 当下和未来，我们在中国哲学史的话语建构时，不能仅为了凸显“特性”而将中国哲学悬置于“哲学”家族之外。中国哲学的特性也并非仅表现在诠释的语言有别于西方，更多地表现在中国哲学家们对于问题的理解、思考的方式、概念的界定等方面中所反映出来与其他民族所不同的特点。当然，我们亦不能不假思索地照搬西方哲学范畴，强加于中国哲学本身。我们所构建的中国哲学话语体系“既不是‘中、西、马’三大哲学知识体系的‘逻辑重组’，又不是这‘三大体系’的‘概念移植’，更不是以西方哲学的知识体系为模式的‘改制新装’”。 15 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具体分析中无疑需要运用诸如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伦理学、历史观、历史哲学这样一些哲学理论、哲学范畴。以为一旦运用这些哲学理论、哲学范畴就是把中国哲学西方化，这是似是而非的表象之论。” 16 中国哲学史的话语建构，需要借鉴部分西方哲学的话语为己所用，而不闻世界、闭门造车的话语建构注定裹足不前。 3 传统与现代相统一 哲学的议题紧紧围绕着时代的课题。从以往人类发展来看，大致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现如今进入到信息化时代，与之而来的是科技的进步、话题的转变。这为哲学的创造带来新元素的同时，也冲击着传统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道德、伦理、观念等各个方面。如Chatgpt人工智能，它对哲学创造的自主性带来了一定的冲击，诱发着人们“思想的反思被信息所异化” 17 的可能。这一现象并非仅存在于当下，它贯穿于人类社会的每一次发展。近代以来，西方的生物学、天文学、政治学等先进理论的发展，冲击着当时中国传统文化中道与器、理与气、太极、阴阳等观念，为中国带来了“阿屯”“君主立宪”等新的话语。这对于中华文化而言既是冲击又是发展，今之亦然。 面对新的时代，如何用传统的话语诠释前沿的问题？如何处理现代议题与传统话题的碰撞？这是当下中国哲学史话语建构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毋庸置疑，中国哲学是需要在新形势下推陈出新的，“哲学创新不是抱残守缺的‘祖宗之法不可变’，不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亦不是‘变器不变道’，而是‘为道也屡迁’。” 18 这就需要我们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寻找平衡点，做到传统与现代相统一，借古训反思今事与借今事述古训相结合，既不脱离时代，又不迷惘于时代，是中国哲学史话语登上世界哲学舞台必须遵循的原则。 三 自主性中国哲学史话语的建构路径自主地建构中国哲学史话语不仅关乎中国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现代化发展走向，更关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如何在新时代以独特的样貌走向世界，其中包含了其内容的筛选、语言选择以及人文语境的变化。正如张立文提出的标志中国哲学创新的三个“游戏规则”：一是核心话题的转向，强调思想与时代精神的结合；二是诠释文本的转换；三是人文语境的转移。 1 自织“滤网”，自立标准 我们以往在选择中国哲学史话语时，大多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标准。这种参照标准所筛选出的内容，仅仅符合所谓的“精巧性”问题。“所谓‘精巧性’，表现在语言的选择或建构、论证的建立，以及方法的自觉等等方面。” 19 这种精巧性问题，劳思光将其比作学院世界对于“哲学”内容筛选的“滤网”。这张“滤网”所筛选出的内容，便是所谓“活”的哲学。他认为：“在这样的学院标准下，中国哲学现在是不是‘活的哲学’一问题，即成为中国哲学是否能通过现代学院哲学的滤网的问题。” 20 对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而言，在这种“滤网”的筛选下，所剩下的内容仅仅做到了符合现代学院哲学的标准。但这种现代化只能算是初步的哲学现代化，是中国哲学作为独立学科走进世界的第一步。对于中国哲学史的话语建构乃至中国优秀文化的自主发展而言，“削足适履”地符合所谓现代学院的哲学标准，只会停滞不前。所以，冲破以往的“滤网”，自织带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滤网”，独立自主地发展成为了当前中国哲学史话语建构进程中的题中之义。当然，自织“滤网”并不代表对以往中国哲学史话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的否定，亦不代表着对学院哲学“精巧性”的否定，其中的关系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只不过将判断的标准由他人制定，转向自主选择。 “滤网”的特性是由中华文明的特性所决定，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会议上将中华文明的特点概括为“五大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五大突出特性”不仅包含了民族的独特性，同时也承载了中华文化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问题所提供的中国思考。显而易见，由这张“滤网”所筛选出来的内容，自会带有中华民族独特的属性，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中国哲学思想的完整性。 这张“滤网”的变化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在内容上，中国传统哲学话语是从突破传统天人关系的进程中开始的，是在对人的价值不断觉解中完善的。这就决定了中国哲学史话语从一开始便具有“主体性”的特性，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便是“内圣外王”的重德精神。以此为主线，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道学、清代朴学六个阶段。这六个阶段并非仅是时间上的划分，而是包含了不同时期多样的哲学内涵，是不同时期中国哲学话语和内容的独特形态。因而，在现阶段构建中国哲学话语体系时理应要具有当下的时代特点，势必要融合当下的时代精神，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相融合。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部分观念进行进一步的拓展，并不是要抛弃以往的理解，而是顺着讲，既谈传统又讲现代，以此拓宽中国哲学基本内容的内涵。 2 现代化的人文语境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人文语境经历了数次变化。这种变化决定了中国哲学所讨论的核心话题的转变，从先秦时期性与天道的讨论、两汉时期天人感应的政治哲学、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潮、隋唐时期儒释道三家的冲突与融合、宋元明清理学心学气学的发展、近代面对西方从器物、制度、文化等多方面对我国的侵凌，现代新儒家融会中西哲学，继承并超越传统的旧理学、旧心学，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谋出路。如今，人文语境再次发生了变化。世界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沟通便捷化、信息网络化，中国不再是百年以前积贫积弱的中国，而是重新以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大国形象屹立于世界。这与百年前中国学人所经历的人文语境可谓天壤之别，这种转变无形地推动了现代学人对于中国哲学史话语重建的思考。 当然，这种思考是必然的，是中国哲学在新时代找回自我，重塑自信，创造转生所必须经历的过程。但不可忽略的是，中国哲学史话语的重建并不能囿于找回文化自我、找回固有的语言描绘现代的概念，而更多的是将中华民族精神与时代话题紧密结合，将中国哲学中的智慧用于解决人类共同的难题。当下的世界，人类面对着不同的冲突，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社会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人与自身精神的冲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如何用中国智慧进行化解？中国哲学的再次创新能否为这些难题提交中国答卷？这些疑问就要求中国哲学史话语改变过往的语境，融合现代化的人文语境。 3 现代化的汉语选择 在中国哲学史话语建构“自己说”和“说自己”的过程中，语言的选择成为其话语建构的重要环节。以往中国哲学史的话语大多是以西方哲学的语言和方法为参照标准，这种选择对于中国哲学主体性的忽略是不言而喻的。因而，现在不少的学者更倾向于用中国语言诠释中国哲学史，用固有的话语、风格、体裁来彰显中国哲学史的独特性，以此有别于其他哲学。这种观点的合理性在于弥补了“照着说”所带来的局限性，发展了中国哲学的自主性。如张立文提出实现中国哲学转生的“和合学”，所依傍的诠释文本主要是《国语》，同时以《管子》《墨子》中的部分文本作为补充，包含了“和实生物”“以他平他谓之和”等概念。这种写法对于中国哲学史话语的建构而言无疑是具有原创性的，冲破了以往西方理论为主导的理论话语体系，力图扭转长期以来在中西文化互鉴过程中的不平等现象。但这种建构的方式是否真的无可挑剔，中国古代文化中的话语是否可以完全覆盖当今时代的全部内容，这都是值得商榷的问题。不可否认，经学中包含了现代需求的元素，“但期待经学（即便是融入了科学和民主的某些因子）引领中国人的现代生活并开创美好的未来，无疑是天方夜谭。” 21 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借鉴古人的智慧，又要超越他们；既要保持文化中独特的部分，又要融合外来文化的先进元素。 当下，中国汉语的概念与古代相比，变得更加丰富，所涵盖的内容更加的广阔，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如若仅凭借中国古代传统的固有话语、表达形式来诠释现代的内容，只会回归到以经解经的窠臼，甚至导致话不成话的现象。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话语已经转化成了中国思想或是中国哲学本身的重要话语，这就如同当年佛学传入中国时一样，佛学中的概念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融于中华民族的人伦日常。未来的中国哲学话语一定是一种多维度的话语有机结合的成果，是用现代汉语来诠释中国故事，超越了“以西释中”“以马释中”“以中释中”的单一参照标准，实现了“海阔天空我自飞”的美好愿景。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2024年第6期。原题：柴文华 郭佳明︱从“照着说”到“自己说”——对自主性中国哲学史话语建构的思考。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之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侵权，敬请联系，万分感谢！ 欢迎关注@文以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