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败迥异
1926年7月17日，“状元实业家”张謇的一生走到了尽头。出殡那天，受其惠泽的南通父老倾城而出，饮泣相送。当远隔重洋的涩泽荣一闻知张謇去世的消息，这位日本商界巨人也不禁悲凉叹息。他以日华实业协会会长的名义发来唁电，不仅为这位英雄相惜的中国同行悲伤叹惋，更痛感日本对华经济事业少了一个合作渠道。
毛泽东曾赞扬说，在中国近代史上，搞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搞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作为近代中国实业的开拓者，张謇是“关系一国的生命”之大人物，他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他所创办的20多项“中国第一”，不仅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给后世提供了一位高山仰止的商业典范。
时势造英雄的同时，英雄也往往受制于时势。张謇和涩泽作为中日近代史上的“实业之父”，对推动各自国家近代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在风雷激荡的社会转型时期创造了恢宏业绩。然而，他们的结局却大相径庭：涩泽不仅作为超级财阀极大提升了日本商人的社会地位，还直接参与创造了近代日本的经济繁荣奇迹；而苦斗一生的张謇不但没有看到国家的强大，连名噪一时的大生集团也最终归于失败，成为胡适所言“伟大的失败英雄”。
作为近代“士商”的代表人物，通过对比张謇和涩泽的成败得失，可以探寻中日国运的兴衰浮沉，也可看到企业家与时代如何互相形塑的历史命运。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国家正在欧洲陷入激战，无暇顾及中国市场，外纱进口很少，纱价节节上涨。趁着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张謇创立的大生企业集团连续十年急剧扩张，发展迅猛。但自1918年起却突然陷入断崖式下跌，几乎没有任何缓冲地滑向衰败的深渊。最初的挫折从张謇一直热衷的垦牧事业开始，通海地区接连不断的台风暴雨使他的垦牧公司损失惨重，负债累累。随着大生纺织企业处境日益恶化，张謇的整个企业集团陷入了捉襟见肘的财务困境。1922年，直奉战争爆发，大生企业的主要产品关庄布立刻失去了东北市场，对于本就苟延残喘的大生企业集团又是致命一击。张謇试图利用日、美外资摆脱困境，然而诸多努力完全落空；他迫不得已请求政府给予紧急资金援助，等来的只是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多番苦苦挣扎之后，张謇终于回天乏力，只好向江浙财团提出清资偿债的请求。1925年7月，债权人团接办了大生各厂，张謇从此结束了他的“状元企业家”生涯。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由于得到明治政府的大力扶植，涩泽兴办实业取得巨大成就，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实业之父”，他创办了包括500家公司的企业群，为日本社会留下了一份厚厚的物质遗产，其中许多企业一直活跃到今天。他率先示范并积极推广的股份公司企业制度，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涩泽还被喻为“商界的孔子”，创立了“论语加算盘”的日本商业模板，后来的松下幸之助、稻圣和夫等的企业哲学，都建立在涩泽的商业伦理基础之上。鉴于涩泽为日本近代实业作出的辉煌贡献，明治政府将其列入华族，授予男爵称号，民间则称颂他为实业界的“大雄宝殿”。
历史总是充满复杂的况味。坚持“言商向儒”的张謇和力践“士魂商才”涩泽尽管天各一方，但生前对彼此的事业成就都颇为仰慕，惺惺相惜。他们虽然终生未曾谋面，却在价值理念和经营之道上心有灵犀，比如重视儒家伦理、坚守义利两全、热心公益事业……而就是这样两位东亚“儒家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却有天壤之别的成败结局。这种悲喜浮沉的家国异途，早在张謇“大魁天下”那年便浓缩为一个宿命谶语。
甲午惊变
从15岁一直苦苦熬到41岁，才终于大器晚成，金榜题名，张謇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尝，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河巨变就击碎了他的前程幻梦。张謇高中状元后为官还不到两个月，甲午战争爆发。接连传来的惨痛败绩，使整个中国陷入了油锅鼎沸的大骚动中。甲午惨败的这一年，中国有识之士行动起来，纷纷开出自己的救亡药方。学贯中西的严复拍案而起，化笔为剑，用文章呐喊冲锋；康有为在北京振臂疾呼，发动公车上书，提出拒约、迁都、变法三项救国之策；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愤而向清廷公开挑战……万众沸腾的氛围中，新科状元张謇正在家中奋笔疾书。两个月前，他刚被光绪帝召见，被钦授为翰林院修撰。北洋海军接连败北，翰林院35人合疏声讨李鸿章。此时，清廷内部的帝党和后党斗争尖锐，张謇激于民族义愤，坚决参与帝党发动的“主战倒李”运动，上书弹劾李鸿章妥协投降之罪。但由于帝党本身缺乏实力和抵抗到底的决心，这场运动无疾而终。
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因父亲亡故而回籍守制的张謇悲愤莫名，在日记中逐条记下了和约的主要内容，并注明“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张謇感到“国事亦大坠落，遂一意斩断仕进”，留恋所谓尘世浮名，远非他的气象格局。甲午年不到半载的仕宦生活，使张謇对清廷的腐朽无能有了深刻认识，对于所谓的仕途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后来批判道：“从前中国人，从年轻到老迈，凭借读书的科举道路谋求仕途，除掉了读死书的本职以外，没有发扬个人志气，做实事的趋向。”
神州陆沉，求官何用？创巨痛深遂成为张謇由科举仕途转向实业救国的关键节点。正因如此，当甲午战争爆发以后，张謇虽然一方面力主抗战，但另一方面也对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迅速臻于富强感到颇为佩服，认为中国应该向日本学习。他在致吴长庆的儿子吴彦复的信中说：“五洲变法之速，无逾日本者”，“然尚二十年而小成，三十年而大效”。张謇意识到救国须从振兴实业入手，认为“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当时帝国主义疯狂侵吞中国利益，不从列强手中夺回经济市场，发展民族工业，则强国无异于痴人说梦。
甲午战后，在光绪帝“兴革自强”上谕的倡导下，洋务大吏们在反思和检讨战前筹办洋务的得失后，纷纷谏言献策，认识到了“官督商办”的弊端，提出了新的发展工商业的变革主张。此时的李鸿章已被夺权，代之而起的是经办洋务多年的张之洞。张之洞对张謇的才识十分器重，两人对时局看法也颇为相似。甲午硝烟尚未散尽，清廷谕令各省设立商务局，一直对兴办近代工业非常积极的张之洞首先想到的就是请张謇出山，在通州设立商务局，筹资兴办纱厂。
在传统的封建意识形态中，“士农工商”中商人的地位是最为卑贱的。放弃耀眼的翰林身份，从事世所鄙夷的“商业末流”，张謇遇到了从家族到社会铺天盖地的非难和阻力。他决心以“舍身饲虎”的勇气，踏上创业之路。张謇放下身段，四处求人，集资入股。中途许多股东打退堂鼓，只有张謇毫不动摇，继续奔走筹资。当时，中国棉纺机要从外国进口，价钱很贵。张謇只好利用自己状元的身份，去求得新任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1898年，大生纱厂正式在南通的唐家闸破土动工。次年，拥有20400纱锭的大生厂终于开机生产。生火发电时，张謇整肃衣冠，冲着电火灯光三叩其首。四年多的艰辛历程，终于初战告成。
官商之间
和张謇一样弃官从商的涩泽，早年的仕途经历更富戏剧色彩。他和张謇一样出身农民家庭，幼年接受的都是私塾教育，念的都是儒家经典。但在实行世袭制和门阀制的江户时代末期，涩泽没有张謇那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举机会。要想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只有两条出路：一是举旗造反攘夷倒幕；另一条是改籍换名，成为幕府或藩主的家臣。
22岁那年，年轻的涩泽放弃了家业，满腔热血地投身反幕攘夷运动。1863年，涩泽与其他几位志士制定了一个极为大胆的暴力攘夷计划，准备先武力占领高崎城，再一鼓作气杀进横滨，将那里的外国人全部杀光，以振攘夷阵营之士气。这个计划未及实施，就因知情者被捕而流产。涩泽闻风而逃，却鬼使神差地走上了另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在熟人的介绍下，他竟然走进了德川庆喜的家门，投靠了先前不共戴天的敌人。
庆应二年，庆喜担任幕府将军后，涩泽做了幕府从臣，终于实现了成为四民之首武士阶级的愿望。1867年庆喜命他随其弟昭武赴欧洲考察，正当涩泽流连于欧风美雨之时，日本国内换了人间。1868年的戊辰战争，倒幕派获得了决定性胜利，日本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在这次巨变中，德川庆喜的亲信多遭不测，涩泽却因为身在海外而得以幸免。作为一个旧幕府的家臣，不要说再做高官，能够躲过一场大清洗就算祖宗烧高香了。回国之后的涩泽对入朝为官根本没有任何企盼，继续投奔困居在静冈的庆喜。涩泽活学活用法国的股份公司制度，很快集资盈利，居然让拮据的庆喜摆脱了困境，涩泽的经营才能也因此声名鹊起。
更幸运的是，弥足珍贵的和解精神，成为明治维新一项巨大的精神遗产。求贤若渴的明治政府很快向他发出了从政为官的邀请。当时的大藏卿大隈重信为了网罗到涩泽，曾三顾茅庐。据大隈回忆，在破格提拔涩泽时，也曾遇到了巨大的阻力，特别是大藏省出身倒幕派的职员群情激愤，接受不了一个佐幕派当自己的顶头上司。但是在大隈的坚持下，涩泽还是走马上任了。经过短短6个月的时间，他就以卓越的工作才能赢得了同仁的尊敬。在为官的4年里，涩泽几乎参与了包括废藩置县、设立国立银行、地租改革等所有重大政策的酝酿制定，留下了大量政绩。
尽管才能出众，但刚正不阿的性格仍然使涩泽在官场上得罪了不少人。1873年，涩泽等与大久保利通发生政见分歧，藏相井上馨乃辞去职位，涩泽立即追随自己的伯乐，辞官下野，从此义无反顾地投身实业界。
涩泽在对西方社会的深入观察中，已领悟到一国的繁荣富强必须培养提高工商业者的实力：“欧美各国能有当时的昌盛，全是因为工商业发达的缘故……因此，就有了这样的想法：为了国家，得图谋工商业的发达，于是始决心要成为实业界的一分子。”因此，当一些朋友对涩泽弃官经商的决断提出忠告时，他坦然地答道：“恕我直言，平庸之辈能担任官吏，而非英俊之才不能从事工商业界。”
涩泽的这些表白也许过于绝对，但他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的强烈使命感，却和张謇为了救国而不惜从商自贬的决绝如出一辙：“又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恃，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话虽容易，但作为一位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当张謇厕身商界时，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同样难以言喻。张謇曾自述初创大生纱厂时近于耻辱的黯然心境。原以为状元的头衔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不曾想他全国奔走筹集基金，却四处碰壁，集资过程“见闻固陋，入股人数少得可怜”。为了争取更多机会，他不辞辛苦跑到上海去筹集资金，然而，江宁布政使桂嵩庆、官商盛宣怀都先后毁约，百般躲闪。张謇上海之行一无所获，甚至连返回南通的旅费都凑不到，无奈只得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四马路卖字三天，赚取旅费。这样的人生狼狈难以计数。
上天终于开始眷顾张謇。从1899年到1921年，大生纱厂由一个发展到四个，共获利白银1600万两。尽管企业发展顺利，但在张謇眼里，金钱是用来为地方或整个社会造福的工具，不只是满足个人或家庭享乐的资本。他谋取公利，不重私财。张謇创办了那么多实业，却没有积累起巨额的私人财产，他自奉极端节俭，而为社会捐赠、为慈善事业，动辄成千上万。他创办大生纱厂，自议创至开车，历时44个月，其生活费仅靠书院薪俸维持，未挪用厂中一文钱。张謇曾将他创办企业的动机，归结为力矫宋儒只说不做的积弊，“做一点成绩，替书生争气”。因此他才能超越见利忘义的普通商贾，成为追求社会民生革新的现代化前驱。张謇在南通兴建的工业区，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使南通成为“近代第一城”。据《南通县图志》记载，1920年，唐家闸人口近万户，已接近5万人，通扬运河沿岸工厂林立、商业繁荣。当年国外发行的世界地图，在南通方位赫然印着“唐家闸”三个字，一个弹丸小镇因为张謇的努力而进入了世界的视野。
“官商之邮”
通观张謇和涩泽的企业家之路，他们都是先官后商，都试图在官与商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张謇把“通官商之邮”作为自己企业活动的一项重要使命，“介官商之间，兼官商之任”，以消除官商之间的隔阂，实现“政府与人民上下一心，通力合作”；而涩泽作为日本标杆性质的企业家，一方面努力把明治政府的方针和政策变成企业家的行动，另一方面又把企业家的希望和要求转达给明治政府，使他们的利益能够得到政府的保护，建立起官商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
然而，明治政权是一个带有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政权，而张謇面对的清廷则是个腐朽透顶的专制王朝，“但有征商之政，而少护商之法”。因此它们在各自国家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大不相同。涩泽在日本可以推动政策的改革调整，而且硕果累累，但他个人却难以得到特权；张謇处心积虑地推动政策改革，往往归于失败，但却从清政府那里获得了不少的特权。尽管腐败透顶的清廷让张謇感到极为失望，但他难以退出政治舞台，这种两难的处境，使张謇不能像涩泽那样明确地提出以法律上的相互平等为准绳来处理官商关系。终其一生，真正使张謇的企业家人生感到不安和困惑的不是市场风云的变幻和剧烈的竞争，而是企业活动始终没有在社会体制上得到应有保障，和来自政府方面的有力支持。
1903年，张謇在日本进行访问和考察期间，目睹了日本的实业和教育在政府大力奖励扶持下迅速发展的现实。张謇感慨万千，他终于清醒地认识到，日本的强盛并不仅仅在实业和教育，还在于其对旧制的改革。清政府如果不“去其病根”，仿效日本变革政体，则实业救国也终无回天之力。
但是在如何变革政体的问题上，张謇仍然反对以革命方式推翻清王朝，幻想清政府有所觉悟，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张謇成为了清末立宪运动的支持者和推行者。早在1901年，清政府宣布“新政”之时，张謇就曾与何嗣馄、汤寿潜等人，共同拟定了《变法平议》，试图说服清政府实行设议政院、变科举、办学堂这样一些改革。尽管他们再三强调“议政院”只是一个咨询机构，但也没有被清政府真正采纳。
武昌起义爆发后，张謇还想最后一次挽救清政府，试图促请江宁将军铁良、两江总督张人骏等“合力援鄂，奏速定宪法”。革命代价太大，作为企业家最需要的就是市场和社会的稳定。此后的张謇将恢复统一与秩序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张謇与袁世凯有着40余年的交往，尤其是辛亥前后的十余年间，两人亲密无间。待袁世凯北京政府成立后，张謇为其助力，担任了两年的农商总长。然而秀才与枭雄终非同类。张謇目睹了袁世凯统治下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商业尽废的现况，再加上当时袁世凯急不可待准备称帝，使他渐感失望。张謇曾经劝阻袁世凯，告诉他要当中国的华盛顿，不要去做中国的路易十六。袁世凯却不听劝阻。到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谈判，签订“二十一条”，张謇怒不可遏，愤然辞职。
心灰意冷的张謇，只好退守南通，来实现自己的救国之梦。他认为，既然改变不了一个国家，那么就从改变家乡南通做起。他凭借一己之力努力探索着中国近代化的道路，而南通也在他的经营下迅速崛起，成为民国时期的模范县。
在思想理念和行为准则上颇为接近的张謇与涩泽，在由传统社会力量向近代实业转化的过程中，为何南辕北辙？日本士商较为顺畅地实现了现代企业的塑造成型，而张謇这样的中国士商，在自身转化过程中步履蹒跚，始终与官场有着夹杂不清的联系。张謇曾自嘲说：“中国近日官皆商也，商可官也。弊在不当通而通。”到了民国，官商之间互为利用、权钱交换始终没有中断，纯粹的企业家阶层陷于难产。张謇并没有像涩泽那样彻底辞官为商，以全副精力投入企业经营活动，而是不断出入于官场与商场之间，终日穷于应付。
盛衰有凭
自上而下发动工业化是近代中日的共同特征。作为被政府强力塑造出来的近代化历程，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与企业的兴衰成败无疑密切相关。而从张謇和涩泽所依靠的两个不同“靠山”来看，中日两国对待企业家的态度有天壤之别。
在清末这样一个近代企业发展在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方面都得不到保证的时代，张謇在事业上的成功，固然有赖于自身经营才能和企业家精神，但张之洞的支持提携显得尤为重要。那么，曾经公开声言“南不拜张，北不投李”的张謇，究竟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张之洞的帮助呢？以实业救国为共同目标，张之洞向清廷保举张謇，帮助张謇实现了创办大生纱厂的愿望，而且凭手中的权力，给张謇以尽可能多的特权和帮助。大生纱厂的创办过程中，张謇与张之洞的往来频繁。张謇一直把张之洞看成是“能知言可与言”的知己，他们克服了来自统治集团内部保守势力的各种阻挠，干出了一番事业。
但是如果拿支持涩泽的“伯乐”井上馨作一对比，张之洞作为封建官僚的政治格局就高下立判了。张之洞虽然主张发展工商实业救国，提出“官倡民办”等新思路，但却始终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治国之本。作为处事圆滑的官场老手，他更是难以脱离见风使舵的手段。在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筹资最困难的时刻，多次向张之洞求援，张之洞却瞻前顾后，并未雪中送炭。再如张謇提出裁减厘金一事，尽管于国于民都十分有利，而且此事就在张之洞的管辖之内，他也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向官府内部保守势力妥协。
而在日本，在以涩泽为首的日本绵丝纺织同业联合会的要求下，政府废止了绵丝的出口税和棉花的进口税，一举使日本迅速成为世界纺织大国。井上馨是在推翻封建幕府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政治家，参与了明治维新的整个过程，本身就是国家政策的决策者之一，从未因为政策分歧而放弃自己的原则。对于日本资产阶级和新兴社会势力而言，明治政权是一个靠得住的政府，它全力发展资本主义、扶植资产阶级的做法，使政府与民间形成推动现代化的强大合力。市场机制的发育成熟，为涩泽这样的日本士商向近代工商资本家转化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
张謇大生集团的失败和涩泽荣一事业的成功至少表明，相同的思想理念也会导出不同的经营效果，关键似乎还在于理念之外的经济社会因素。张謇于1895年代张之洞所拟的《条陈立国自强疏》中，就曾明确地指出当时日本的成功在于“商本亏累，则官助之，不以赔折而阻”，日本的商贸因而兴盛繁荣。而当时的中国，清廷在推行现代化改革时，往往墨守成规，对新兴资产阶级又处处存以戒心，结果白白浪费了历史提供的宝贵机缘和时间，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工商业衰落的命运。
（作者系文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