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余华英进行了重审后的一次宣判，还是死刑。

其实上一次审判，她就因拐卖儿童而被判死刑了，但后来上级法院在审查材料时发现，被她拐卖的儿童，可能不止11人，起码有17个。

所以发回重审了。

结果还是死刑，按理说，但凡有点良心的人，都知道自己干了那么多缺德事，贩卖了十几个小孩，是必须被严惩，然而余华英不这么觉得。

她的罪行，即使在人贩子“行业”里，也算是顶级的。

01

1963年，余华英出生于云南，20多岁时嫁到了重庆，大约在她27岁时，丈夫王加文因盗窃罪入狱，余华英便外出打工，进而结识了一位名叫龚福良的人。

两人很快同居在了一起，然后余华英有了身孕，生下了一个孩子。这就有点麻烦了，因为正牌丈夫入狱后，余华英只是外出打工而已，两人并未离婚。

于是两人思来想去，决定把孩子卖掉算了，最后卖了接近6000元。

90年代初的6000元是什么概念，这么说吧，1995年的时候，我父母在广东非珠地区的鞋厂工作，一个月的薪水是两百，还不一定有，有时候就一百多。

放到现在，起码相当于12万。

两人从未见过那么多钱，一下子就被迷住了，觉得有这门路了，还打什么工啊，当人贩子他不香吗，两人从此走上了一条歪路。

拐卖的手法也很简单，先寻找那些落单的、父母走开了的儿童，给小孩子一些诱惑，比如说假装带小孩子玩游戏机，小孩子顶不住诱惑，就会跟余华英走。

这一走，就别想回来了。

比如1993年，余华英伙同龚显良在贵州省安顺市熙郊公园附近，发现一对小朋友身边没有家长陪同，其实是一对兄弟--谌江华和谌江海。

两人便诱惑兄弟俩，说带他们去游戏机室，小孩子一听到有游戏机，简直不要太开心，便跟着去了，结果就遭殃了，被从安顺一路带到了贵阳。

最后将弟弟谌江海（5岁）卖到了邯郸，价格是4000多。而哥哥谌江华因年龄略大（9岁），不好卖，没法出手，找了好多个买家都不要，才不得已放弃。

这也是人贩子行业的一个潜规则。

年纪在6岁以上的孩子由于智力初步形成，记忆也有了，很难在内心里再换个父母了，卖不上价钱不说，一般也没买家愿意要。

反之，6岁以下的孩子，特别是刚出生的孩子，还没有形成初步的智力，在内心里换父母容易，最受欢迎，价格也是较高的。

在短短三年时间里，被两人卖掉的孩子有十几个之多，其中甚至包括余华英表妹的孩子，路径通常是在贵州各地寻找目标，发现合适的先带到贵阳。

以贵阳为“集散地”，卖到不同的地方，以河北邯郸为主，主要是余华英第一次卖孩子就是卖给了邯郸，后续便形成了路径依赖。

2000年，余华英被公安机关抓获，本以为跑不掉了，但结果很有戏剧性。

02

公安机关没找到足够的证据，无法起诉，最后不得不放了余华英和龚福良。

这也是那年代的固有问题了，摄像头还没普及的情况下，一些案件除非有人证，否则很难坐实犯罪。

不过余华英也没能嘚瑟多久，四年后，她再次被逮捕了，这次有了确凿的证据，按理说应该判得很重，哪怕不是死刑也别想再出去了。

然而，余华英在道上行走的时间久了，对此早有准备。她很早就使用假姓名、假身份进行作案，每次作案，身份和姓名都不一样。

这种情况下，警方不知道她犯过多少案件，只知道贩卖了一个孩子，她也极力哭诉说，自己是初犯，下次保证不会了，最后就判了八年。

这也是个年代固有问题，没有系统联网、没有人脸识别的情况下，伪造身份不难，你在A地方犯的案，除非是重大案件，否则A地方之外的公安机关是不知道的。

等于只是初犯。

而初犯只要认罪态度好的，一般会判得轻点。

实际上，余华英只是蹲了四年多就出来了，因她在狱中表现好，获得了减刑。这次出来后，她倒是没有再犯事，那她是怎么再次落网的呢？

一名叫杨妞花的女子当年曾被余华英拐卖过，是姐妹一起被拐卖，她在长大后找回了姐姐，然后向警方报案，警方遂重启了案件调查。

接着在2023年抓获了余华英，一审判了死刑，余华英不服表示上诉，二审还是死刑。但这时候出了个小插曲，材料上写着是11个孩子被拐卖。

而上级法院在审查材料后，发现被拐卖的不止11个，还有更多，得再审，于是又判了一次死刑，第三次被判死刑了，余华英依旧不服，当庭表示上诉。

理由是什么呢？

其实那些明面上的理由都是假的，真正的原因是内心感到不服气，觉得自己运气差，你想想，余华英第一次被抓，因证据不足被释放了。

第二次被抓虽然进去蹲了几年，却通过假身份避免了重判，只呆了四年多、五年不到就出来了。既然有过两次走运了，那为何不能有第三次走运呢？

而且第三次被抓本来就很意外，已经过了多年，都不干这一行许久了，连余华英自己都没想到还能被抓，所以内心不服是难免的。

只不过要我说，比她内心更不服的人多的是，那些当年被她贩卖的孩子，远离了家人后，日夜在煎熬中度过，他们更有资格不服。

比如前文被贩卖的谌江华，长大后一直在寻找弟弟，却渺无音讯，直到2023年，哥哥才和弟弟相认，这其中的痛苦难以言说。

而拐卖案件屡屡发生的原因之一，便是惩罚有点太轻了。

03

轰动全国的孙海洋案，人贩子吴某龙仅仅被判了五年，让舆论愤愤不平。

关键就在于，法庭无法认定吴某龙是拐卖罪，只是坐实了他的拐骗罪。有必要说一下，拐卖罪和拐骗罪，是两个不同的罪名。

拐卖罪一般会判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情节严重的无期徒刑甚至死刑，是比较重的罪名；而拐骗罪最多判处五年的有期徒刑，情节相对轻。

两者的区别为是否以出售获利为目的。当你拐走了儿童，却没有拿到多少钱的时候，事先也没有联系买主等动作时，就无法构成拐卖罪，因为没有“卖”这个意图。

孙海洋案就是如此，两个孩子的养父母等人的证言，均证实其事先未委托吴某龙找孩子，也没有因收养孩子给过吴某龙好处。

于是就只能是拐骗罪了。

而前面说了，拐骗罪顶天了就是五年，所以吴某龙最终只被判了五年，就是这个原因。

问题在于，是否以“卖”为目的，是否获利，这种细节完全是可以隐藏的、事先买卖双方商定的，事后一口咬定即可，你又能怎样。

想要证实其主观上有“卖”的意图，难度并不小，于是很多时候只能以拐骗罪上诉，即使能坐实拐卖罪，想要重判也不太容易。

因为拐卖罪明确规定了，拐卖妇女或儿童三人以上的，才算是情节特别严重，才能重判，也就是十年以上。

问题在于，落网后，犯罪分子不管作案多少次，都会咬死自己是第一次犯案，只卖了一个，余华英第一次进去为啥只判了八年，实际呆了不到五年就出来，就是这个原因。

以上种种不合理的规定，直接导致了对人贩子的量刑不够，哪怕抓到了，往往也判不了多久。理论上，为了震慑没有人性的人贩子，应该加大刑罚的力度。

然而结果是，这些年在白左思潮的影响力，法律界部分人不断要求降低对各种犯罪的刑罚力度，包括人贩子，还要求废除对人贩子的死刑。

美其名曰尊重人权，这样一来，对人贩子的刑罚别说增加，不减少就不错了。

难道只有人贩子有人权，只有犯罪分子有人权，受害者就没有人权？

我从来都觉得，有些罪大恶极的人是一定要死的，他们每多活一天就多一个受害者，还是让他们下去比较好。

废死不是尊重人权，反而是严重的侵犯人权，侵犯了被害人的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