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武侠大宗师张彻与六代弟子的恩怨情仇：第一回

香港武侠大宗师张彻与六代弟子的恩怨情仇：第二回香港武侠大宗师张彻与六代弟子的恩怨情仇：第三回张彻导演的长弓公司面对媒体，每年拍片八至十二部的胡话迎头砸下。张家班两位副导演联合赶制，连姜大卫、狄龙也要各自执导一片出来。两位爷并不觉得这很胡闹，精力充沛地双双赴澳，电影自顾有暇之余，毫不犹豫地互为对方影片的主演。

狄龙感慨他亲爱的新导演那样「瘦、干瘦」，为姜大卫执导的[吸毒者]勤勤恳恳减肥十五磅，化丑装在台阶上滚来滚去犯毒瘾，而自己拍了自传体的[后生]，想讲出少年晦暗与友谊之光。姜大卫的年幼丧父人尽皆知，狄龙儿时的悲苦却只是一再缄默，拍电影像一个哑巴歪歪扭扭地写下几行诉苦话，不好看，别人也看不懂。年轻人总天真地想让别人听自己说说话，但观众只忠诚地迷恋两位导演的外形，大块大块鲜活色彩在眼前晃，银幕上绿衣少年照亮了白衣少年的心。

或老练或生疏，张家班全体苦干实干：当两位爷在澳门拍最后的街景，张彻的《方世玉与洪熙官》、《少林弟子》也完成大半，傅声的俏皮可人继《哪吒》后再掀热潮，张家班话事人向目标前进得有条不紊。

票房上一塌糊涂的，是两位爷的《吸毒者》与《后生》，电影本身固然难看得紧，情节手法匪夷所思，然而院线不支持同样功不可没——张彻特地交代，长弓公司与邵氏不能自己打自己人，《吸毒者》档期让路《五虎将》合情合理。

除了避开自己人，长弓公司偶尔也喜遇故人，与王羽公司的新片狭路相逢，媒体风凉话喜获大丰收。王羽一直很忙，当年砸邵氏餐厅的风采依旧，与长弓对峙期间，在泰国揍人毁车惊动国际刑警，与邵氏的官司纠缠上诉被禁离港，顽皮得始终不太像样。张彻的新弟子吴栋材在港时便收来，堂堂长江公司的选秀大赛冠军，身材魁梧，相貌忠诚。张导演用月薪两千挖到长弓，亲取艺名时的原话是「不妨霸气一点」：「戚冠军」这三个字就很有纪念意义，也足以让费心费力造就这冠军的对手晕厥。

对住个闷闷的戚冠军，让傅声也闷闷。从电影里走出来的哪吒，只好寄情于现实中的风火轮，狂飙他父亲屡禁不止的电单车与跑车。张家班的编剧倪匡，从王羽一代起便预言：「张家班的男主角，有不开快车的吗？」——他的嘴太灵了，可能开过光：从影前有过两次受伤纪录的傅声，入行后变本加厉，开快车到驾驶执照都被吊销。

傅声的父亲已经无法管束儿子，台湾之行把自家轻狂小子交给姜戴维照顾。两位爷对这少年的管教颇有默契，一严一慈，相映成趣。姜大卫找到成长的快乐，就是可以把更年轻的人约束得紧，然而叛逆期的傅声只信服那慈爱的：把自己的车改成三个响号：高、中、柔，唯漂亮姑娘或狄龙的车在前面拖拖拉拉，响号的声音才特别柔和。狄龙的车和他的脾气一样，驶得很慢，傅声耐着性子，乖乖地跟在后面。

过着大人瘾的姜大卫，自己也很手忙脚乱：匆匆穿着戏服将某段波折恋情带入婚姻殿堂；五个月后迎来甜蜜果实，令他爱也爱不够的第一个女儿。拨长途请张彻取名，对方正陷在年拍一打片的雄心壮志里无暇表态，轻敲耳鼓的却是一贯沉默的狄龙：「反正宝宝是在伊兰台风袭港时出生的，干脆就叫伊兰，多少也有点纪念意义。」那一年，伊兰台风给香港带来及时雨，造福港民。「伊兰伊兰」，用英文念起来也好听，姜戴维很喜欢。又经一位新闻界朋友的指点「伊」不如「依」，终而决定用「依兰」。

少年气盛时的姜大卫曾说：「我要好的朋友常换，常一会跟这个好，一会跟那个好。好像我的朋友之中，跟我好得最久的，除了狄龙，就没什么了。」可这硕果仅存的一个，也不能保全。1974年《八道楼子》拍摄途中，张彻手持《倾国倾城》的剧本找到两位爷，魂牵梦绕的香港近在眼前，大家点个头就能回去。

「记得张彻远在台湾拍片之际，邵氏有消息请我和狄龙同来拍李翰祥执导的《倾国倾城》，我有机会与李翰祥合作，也是第一次演文戏，开心不已；而张彻又乐于放我们回港。拍完《倾国倾城》后，张彻又重返邵氏，我替他主演《少林五祖》等片。张家班的演员又重组，傅声和一些新人孙建、李艺民等人成为新一代的主力，我和狄龙分道扬镳，不再是张家班旗下的演员了。」1986年六月，姜大卫连载于《东方日报》的自传，用「分道扬镳」四个字将那段闪亮的日子平静作结。人到中年，学会在回忆里粉饰太平，热血青年修炼成失血滚刀肉，胡乱写写，骗骗无知粉丝，还有自己。

借演员对张彻而言是件大事儿，私人对象不能说借就借，除非这对象自个儿长腿跑了——叛出师门；或者他不要了，更新换代弃置一边，别人才可随便领走。跟这样的导演借演员、抢桥段，和从狗嘴里抢骨头没有什么区别。古今中外，在这事儿上成功的，只有1972年的程刚和1975年的李翰祥。在他俩之前，有数位折了戟的先驱。

1972年邵氏共拍了四部与水浒有关的电影：《水浒传》、《荡寇志》、《快活林》和《林冲夜奔》，张彻不辞辛劳地独揽前三部。台湾导演张曾泽策划拍摄的《大名府》、《一丈青》两段水浒故事，被张彻一句「水浒所有桥段谁都不能动」搁浅途中，邵老板的早前认可形同虚设。

张彻执导的三部水浒戏的演员中，岳华和陈观泰，都是从别家导演正在进行时的电影里挖来，使唤得很自如。吴思远携《荡寇滩》来要人，人微言轻不敢说要回，客客气气借陈观泰一天，全部拍特写，电影其它部分用替身——「不要说是一天，一个小时都不会给你。」至于人家的戏怎么办？张导演提出很有建设性的做法：「烧了它。」

《林冲夜奔》的导演是程刚（程小东之父），一个非常执着的人，曾经大半夜跑到制片家里大骂大闹，踹烂人家的门。而张导演的体质是虚弱的，和吴思远论战时以为自己要挨揍，逃到书房里躲起来。程刚如何抢到桥段的情节不得而知，臆想中，很可能是个英雄人物惩恶扬善的故事。他的另一战果为1974年的《嬉笑怒骂》，姜大卫狄龙陈观泰王锺，张家班四骑士齐齐客串片中，盛况无两。

1974年筹拍《倾国倾城》，李翰祥捂着心中暗流的乡愁，硬生生在邵氏片场搭起一座故宫来。为了在太和殿前置放几个铜香炉的小事，他跑遍了香港和九龙的古旧书市，最后从一本线装的《宫廷内幕》中找到依据，才有了汉白玉丹墀下，十八只青铜炉中的香火在殿前缭绕。李翰祥要求一切尽善尽美，先驱们的遭遇浮现眼前，因此托付邵老板向张彻转达借双生的意愿。然而出乎意料地，张彻把两位爷送走得很爽快。一切不言自明——傅声与戚冠军已经可以独挑大梁。

李翰祥在后来的酒会上主动向张彻敬酒，大家相逢一笑泯恩仇。2007年的《打开天窗甘国亮》中，当年作为筹码的困境，在一问一答中隐忍浮现。姜大卫：拍了这个戏（《倾国倾城》）之后，就比较少再同张彻导演合作，不是没有，有，但是少了。那个时候，已经转成有第二个人出来，就是傅声出来了。甘国亮：现在的回忆就是电影史，就是当时的电影工业是这样的，当时的人的感觉是这样的，当时的人做事的作风是这样的。但是我和你心知肚明，就是，过了这么多年再看，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姜大卫：整个世界是这样的，电影世界是这样的。

离开张家班后，姜大卫在台湾两年，遭人杯葛（boycott的音译，集体抵制之意，台湾及港澳地区常用）、很吃了些苦；狄龙比他多红火了几年，84年接到邵氏的辞退信，在事业的低谷徘徊苦闷。1986年之前，他们互相看不到、也帮不到对方。狄龙愈发谨慎沉默，尽管偶尔也会放任一下，比如遇到知己朋友，他会喝醉，会疯疯癫癫玩玩闹闹。他说：「你不觉得我一直很约束自己吗？有时我也应该放松一下的，要不然，我会进精神病院。」「过去，阿龙和我，可以喝一瓶而不醉，现在只要多喝一点，胃就会疼」，1974年的姜大卫尚知冷热。他与狄龙，于拍摄《倾国倾城》之时决裂，此后整整十年形同陌路。

有人哭，有人笑，有人输，有人老。1975年二月，张彻决定暂时结束在台拍片业务。同年五月，张彻呼吁「目前国片面临危机之际，有关当局不如放宽拍片尺度，让电影界以多彩多姿的方式，作拍摄各种不同类型影片的尝试，也许能摸索出一条可行的途径，自求生机。」张导演的话里半真半假，碰到难关的不是国片，只是张家班：弟子更新换代，武指各奔前程。刘家良与张彻的不合日趋明朗，围绕张家班开展了些异常成功的挖角活动。1975年的《神打》（导演：刘家良，主演：汪禹、林珍奇、陈观泰、狄龙），刘家班大旗竖起来了，很直。

风向转了，张导演的委屈也半真半假：「家良的心切导演，越来越不可遏制。我对导演工作，向来『自信心爆棚』，故决无忌才压制别人出头的企图。既然支持吴宇森（在邹文怀面前）和午马，甚至姜大卫、狄龙各试导一部片，又怎会压制家良？我『放』他回香港，并向邵氏推荐，足以证明我的善意。事实上，他第一部导演的[神打]，是我为他约了倪匡一同谈剧本，他原本是肯定神打的，后来拍成否定神打的喜剧，也是我出的主意。」「所以，我想我并未压制他做导演，家良心里是完全明白的！但他也同李翰祥一样，是有权谋的人，他明白若不与我为敌，很难摆脱『张家班』的阴影而独树一帜，不免和午马、鲍学礼的情况（吴宇森在嘉禾，当然不同）。于是，他一回香港，便处处摆出和我对抗的架势，并交结一些听信一面之辞的人如林冰，推波助澜．刘家辉当时在台湾地区拍片，他要调回香港用，我特地为他赶拍赶戏，却说成我扣住家辉不放，家辉本人也明知而故意反过来说，都对我很不公平。」

刘家辉对当年事件的说法，四十年如一日：「我本人对张彻没有怎样，他对我也没有怎样，唯一我不喜欢的，就是我觉得老一辈的人总把他们的恩怨报到一下代。《八道楼子》我一定要接拍，而人家邵氏却不会等我一个月，结果我还是到台中去拍《八道楼子》，演的是反派，我也没所谓，只是本来在《陆阿采与黄飞鸿》里陈观泰是演我的徒弟，结果在《八道楼子》里我却要被陈观泰打死。我不确定张大导演是否籍以来压着我。他一定知道内幕消息，邵氏己搞定电影《陆阿采与黄飞鸿》里，陈观泰演陆阿采，我演黄飞鸿，所以他才安排我在《八道楼子》跟陈观泰对打。要知道我一演过了反派，那能回香港再演黄飞鸿？我很尊重张彻的，但他的这些举措，我倒怀疑是否是因为他跟刘家良的恩怨？」

两个人的一面之词，未必能让真相负负得正，听众注定了做一头雾水的墙头草。能肯定的只有一件事：上一代的恩怨纠纠缠缠地留给下一代，前有李翰祥，后有刘家良。当年的媒体人也没干什么光荣的事儿：林冰故意刁难年轻的傅声，要他在作为契爷的张彻与作为师傅的刘家良之间二选一。傅声还是孩子呢，图样图森破啊……「帮老窦」仨字脱口而出。尽管得到弟子很窝心的答复，张彻对这位著名记者的评价仍是「只听一面之词的人」——其实不一定是听觉的事儿，没准儿耳朵里一字不漏，不就是长了张太监嘴么？

1975年夏，张家班阵容空前地为《八道楼子》做宣传，几位爱徒最后一次在影片中碰碰头。陈观泰三十岁，狄龙快二十九了，姜大卫二十七，戚冠军二十六，傅声二十一。同在台北、被编制在外的大师兄王羽正经历婚变，他三十一岁了。张家班的第一个十年悄然过去，下一个十年里，师兄弟们参演同一部影片的机会不是没有，只是各怀心结，直到1989年之前，大家再不肯出现在同一个画框中。

亦舒对于这次宣传的采访稿中，记录了一个荣枯鉴（编注：曾国藩曾云，一部《荣枯鉴》，道尽小人之秘技，人生之荣枯）般的情节：「忽然之间姜大卫就问导演：『阿泰说，几时他可以回去？』「众人一怔，阿泰几时委阿尊为发言人的？狄龙笑曰：『过一阵子，狄龙就问：导演，阿尊几时可以回香港？那么阿泰就问：阿龙几时可以回香港？阿尊就问：阿泰几时可以回……』他停一停，『结果大家都回去了。』这一番话是用国语说的，说得非常之漂亮流畅。「『在香港还有事可做……』姜大卫说。」​1976年七月，郭南宏主持的宏华电影公司在北市泉州街一号成立台北制片厂，该处曾为长弓公司的旧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