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发布了《“此人我绝望了”，七千人大会，毛主席憋了一肚子气，对周恩来说》一文，文中讲到了在1967年举行的七千人大会。

在我党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它对我国的历史走向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是任何研究中国现代历史的人都无法绕过去的。

那么，意义如此重大的一个大会，是在什么背景下召开的呢？

事实上，在一开始，大家都没有想到要开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会议。

1958年，各地大放卫星，虚产量、高指标节节攀升，毛主席很快觉察，不得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进行纠“左”。

另外，毛主席在1959年的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原本也是继续纠“左”的。彭德怀突然跳出来横插了一杠子，因为一些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以及赫鲁晓夫的背景，“左”的错误不但没有纠正，反而加快泛滥，致使1959年下半年至1960年上半年成为了中国经济灾难深重的一年。

1960年，信阳地区的严重缺粮现象引爆的“信阳事件”，震惊到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

粮食征购计划也因此成为了1960年和1961年的最大问题。

到了1961年11月中旬，全国粮食征购完成当年计划的20%，京、津、沪三大城市面临着会随时会断粮的危险。

为解决这个大难题，中央提请六个中央局第一书记召开会议，商讨对策。

但是，中央局的第一书记身处高位，对地方的实情也摸不准。

中南局书记陶铸建议，索性把全国的地委书记集中到北京开一次会，从思想上解决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从而保证粮食征购计划的完成。

邓小平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就跑去向毛主席汇报和请示。

毛主席认可了陶铸的提议，甚至更进一层，说，要开就开个大的，干脆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把县委书记都找来，一次性把思想打通。

如此一来，就有了一个有七千多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党内第二号人物，代表中央在会上作了报告。

老覃在昨天的文章中提到，戚本禹在他的回忆录里面是这样评论刘少奇的报告内容的：

“在七千人大会上，我听了刘少奇在会上的讲话，心里是很有看法的。他讲到大跃进以来的错误时，就说这由中央来负责，而不说他自己该负什么责任。其实，在刮‘共产风’、提‘高指标’的时候，他是最起劲的一个。毛主席在会上说了，中央的责任首先应该由他来负，因为他是党的主席。而刘少奇在讲话中顺竿而下，明显把错误责任上推毛主席，下推各省市。”

戚本禹所说，是否属实呢？

话说，刘少奇在“大跃进”期间回湖南老家考察，遇到了儿时的伙伴李桂生，谈论起造成困难的原因，李桂生心直口快，说了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对这个说法深以为然，就在会上说了。

另外，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对工作错误和成就的说法，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关系”，刘少奇却在会上说这不对，应该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错误和成就三七开，缺点和错误三分，成绩七分。

刘少奇的讲话赢得了满堂喝彩声。

那么，毛主席对刘少奇在会上讲的这两个观点持什么态度呢？

毛主席表现得相当磊落、相当有担当。

他率先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

“我是党内的第一负责人，凡是中央的错误皆归属我身上。”

也就说，让毛主席和刘少奇造成隔阂的地方，并不在此。

主要在于刘少奇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看法。

刘少奇在口头报告中，采用了“现在不取消”的说法。

这句话给人的感觉就是：“现在不取消，以后再取消”。

刘少奇在21人起草小组的会议上也说：

“三面红旗比较难说……”

在毛主席的眼中，“三面红旗”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是建成社会主义的“三大法宝”，是绝对不能让步的。

他曾经这样说过：“为捍卫了‘三面红旗’，我不惜与全世界作战。”

即刘少奇对“三面红旗”的肯定得不够，才是毛主席对其产生失望的原因。

可惜的是，刘少奇对此还没有清楚的认识。

1962年2月7日，“七千人大会”闭幕。

毛主席在2月8日就离开了北京到外地去视察。

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照例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和彭真等人主持。

2月21日至23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中除毛主席和林彪之外，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成员和中央经济部门负责人共16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史称“西楼会议”。他会议上自喻是“非常时期大总统”，说：

“国民经济到了这种状况，在国外总统就要宣布废除宪法所赋予的权利”“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表示要追究个人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