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的官方典籍记载中，“地方大员”这一称谓被赋予了各省的总督、巡抚、学政、布政使以及按察使等官员。其中，总督、巡抚、布政使与按察使，皆为三品及以上的高级官员，且切实执掌着地方的军事、行政以及司法等重要权力，将他们界定为“地方大员”，自是无可非议。然而，学政这一官职，通常其品级并不高，却同样被纳入“地方大员”之列，且在排位上还置于布政使司与按察使司官员之前，此现象背后的缘由，值得深入探究。

【学政是清代特有的官职】

明中期以降，教育管理体制发生变革，形成了由特定职官专门负责教育系统管理的制度。自正统元年起，各省陆续设置 “提学官”，其职责明确为专注于学校事务督导，并不涉及刑名事务。与此同时，朝廷从制度层面加以规范，明令督抚及布按二司不得对提学官的职权行使予以干涉。

然而，于实际施行层面，情况并非如此。在明代，提学的选任与清代学政存在显著差异。清代学政乃由朝廷直接委派的京官担任，而明代提学则由按察使司副使、佥事等官职人员充任。

在此情境下，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提学虽在工作职责范畴内具备相对独立性，然而从人事组织架构而言，其依旧隶属于督抚布按体系，处于下属层级。鉴于这种从属关系，在直面上级领导时，提学极有可能因地位差异而表现出迎合、屈从之态，难以切实履行自身应尽职责。

清朝初期，在官制方面承继明代旧制，于各省份设置督学道。从其官称而言，因含有“道”字，故而在性质上与分守道、分巡道相类，皆直接隶属于布政使司与按察使司。并且，督学道亦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上级部门的干涉。

在清朝康熙年间，清廷针对各省学官任用制度进行了一系列变革。于直隶、江南、浙江等重要省份，提升学官地位，其学官选任途径，特规定从翰林院、詹事府诸多官员中选拔任用。而对于其余省份，学官的选用方式则为，由各部郎中、道员及知府等官员开列名单，呈请朝廷任用。

在封建官僚体系中，因任职者身份差异，相应的职责地位亦有所不同。自彼时起，直至雍正初年，于教育管理官职设置方面，呈现出明确区分：若由翰林院、詹事府、六科给事中及都察院各道监察御史等官员出任学官之职，便被授予“提督学政”这一称谓（亦简称“学院”）；而若是由中央各部属等官员充任此职，则依旧被称作“督学道”（简称为“学道”） 。

雍正四年，清廷对各省学官制度予以规范统一。彼时，各省督学官均改制为学政。对于由部属简任者，依据其科举出身甲第，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衔。自此，学政编制直接隶属于礼部，在管理体系上摆脱了地方督抚的辖制。

学政，作为掌管一省教育事务的最高行政长官，自雍正时期起，其选任多从具备进士出身的侍郎、京堂（即各寺之堂官）、翰林、科道官员以及部属官员中经选拔委任。在全国范围内，共设置二十位学政，具体分布为：顺天、奉天、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安徽、江西、福建、台湾、浙江、湖北、湖南、陕西、甘肃、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各设学政一名。

在学政体系中，顺天、奉天与台湾三省学政具有独特地位。就顺天学政而言，其初始称谓为“直隶督学御史”，后更名为顺天学政，办公地点定于保定。尽管以顺天学政为名，但其实际管辖区域涵盖顺天与直隶两地。

奉天学政体制具有独特性，其并非由朝廷另行差遣特定官员履职，而是由奉天府丞兼摄此职。及至光绪年间东三省建制确立，奉天学政遂易名为东三省学政。与之类似，台湾学政初始阶段由福建台湾道兼理，台湾建省之后，则转变为由台湾巡抚兼领，不再设置独立的学政官职。

【学政与督抚的关系】

在雍正帝执政之前，学政的任职来源呈现出两种不同途径。一方面，部分学政由朝廷直接选派；另一方面，还有部分学政隶属于布按二司，作为其属官存在。由此导致众多省份的学官，从编制体系而言，纯粹归属于地方官员范畴，直接接受督抚以及布政使、按察使的管辖。

自雍正四年起，学政之地位显著擢升。其编制不再隶属于地方官员体系，而是转而成为直接隶属于礼部的京官。基于此种制度安排，从法理层面而言，学政已不受督抚辖制。

在清代的政治架构中，将学政这一职位独立于地方官员体系之外，此举措深刻彰显了清代统治者对于教育与科举事业的高度重视。究其根源，教育与科举乃国家之根基所在，人才选拔的关键要义在于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而督抚长期于地方任职，不可避免地深陷当地复杂的人情网络，这无疑对国家公正选才造成诸多严重阻碍。

对于学政这一职位，朝廷秉持审慎态度，为防范可能出现的弊端，特制定学政三年一任的制度。每逢乡试告终，在任学政需即刻卸任，返回京师进行述职。随后，朝廷会选派新的学政履职。该举措旨在有效遏制各省学政因长期任职于同一地方，而陷入人情请托的困境，从而保障地方教育事务及科举相关工作的公正有序开展。

学政之品级，依官员原品而定，并非固定划一。其品级跨度较大，最高可达正二品，最低则为七品。就任职情况而言，虽理论上各部侍郎可出任学政，但实际案例较为罕见。通常情况下，学政多由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学官充任。

相较于督抚，学政一职，从官职层级视角观之，原属较为低微之官职。于地方行政架构中，初视之，其影响力有限，难与督抚相提并论，遑论与之平起平坐。然而，自清代学政制度正式确立并趋于完备后，学政于地方官员序列中的位序却颇为可观。具体而言，其排名仅在总督、巡抚之后，且位列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官员之前，俨然已跻身地方要员之列。

此情形之出现，原因主要在于学政性质的转变。起初，学政隶属于地方官职体系，后逐渐演变为“差”。确切而言，学政不再归属于正式职官范畴，而成为一种临时性的差遣安排，具备类似钦差大臣的属性。

既膺钦差之衔，必为皇帝亲选，此时，官员原有的品级高低便相对次要。地方督抚鉴于其特殊身份，亦会心存敬畏，若非处于极端情形，断不会与学政公然决裂。

其二，学政获授专折密奏之权力。清代的奏折制度发端于康熙时期，彼时，享有此等特权之官员，仅局限于地方督抚以及皇帝的心腹近臣，且即便在督抚群体中，亦有部分官员未能享有该待遇。

自雍正皇帝登基即位，奏折制度方得以全面推行。在这一制度框架下，各省督抚与布政使、按察使成为具奏的基本配置；于关键省份，具奏范围进一步拓展至道、府层级。密折专奏得以广泛施行，其背后蕴含的核心逻辑乃是“以小制大”之策略，旨在有效规避督抚权力过度膨胀，形成尾大不掉之不利局面。

乾隆时期，曾发生一起由学政引发的重大案件。彼时，浙江学政窦光鼐上奏，检举浙江官员存在财政亏空之弊。乾隆帝对此高度重视，旋即委派朝廷重臣赶赴浙江展开调查。经严谨彻查，最终揭露出浙江巡抚、布政使以及数十位府、州、县官员的贪腐行径。

在多数情形下，学政与督抚之间维系着融洽的协同关系，此状况契合官场秉持的和谐共生行事准则。通常而言，自督抚赴地方履职伊始，为营造顺畅的合作氛围，便不惜投入财力。而直至卸任之际，亦会以馈赠之举善始善终，以此确保与学政间关系的稳固。

学政一职，本就俸禄微薄。外放任职期间，部分学政竟将获取经济利益作为主要目的。即便在履职过程中察觉到地方存在违法违规、有悖常规之情形，亦佯装未见，不加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