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开创者之一，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加护病房内闭上了自己的双眼，享年83岁。

这一天，华夏大地陷入到了沉沉的哀痛之中，但就在这天地同悲的时刻，一群潜伏在革命队伍中的宵小之徒，正做着攫取最高权力的春秋大梦。

在此危亡的关键时刻，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和老帅叶剑英决定先发制人，吹响针对反革命集团的冲锋号。

在筹备反攻的过程中，华国锋看叶帅年事已高，便希望他能够先行前往广州，一方面能保证老帅的人身安全，一方面又能当一个定海神针，稳定南方局势。

对此提议，叶帅表示赞同，但就在他准备启程前往广州的时候，彼时正在负责军委工作的陈锡联将军给他打了一通电话。

在电话中，陈锡联要求叶帅不能前往广州，此言直接点燃了叶帅的怒火，他在电话中回复道：“你陈锡联怕我去广州捣鬼吗？我如果想捣鬼，在哪里不能捣？”

那么陈锡联为什么不让叶帅前往广州，在这场攸关新中国未来的抓捕运动中，陈锡联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1976年1月8日，为新中国奋斗一生的周总理因癌症病逝。

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位伟大之人，却在离世后遭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被反革命集团成员所控制的治丧委员会却自作主张，限制人民自发的悼念活动。

这种倒行逆施的卑劣行径，自然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在1月15日的追悼会结束后，群众自发在天安门广场上组织悼念活动。

此时毛主席已经重病缠身，老战友的去世又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心理打击，而坏分子越来越嚣张的行径令他感到不安。

政治嗅觉敏锐的主席意识到，不能再让他们胡作非为下去，于是在总理追悼会结束后，毛泽东经反复慎重考虑，提议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

华国锋的上位，无疑是对“王张姚”反革命集团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做梦都想爬上总理宝座的张春桥又怒又狠，却又无可奈何。

1月28日，张春桥以受中央的委托之名找李先念谈话，传达毛泽东关于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的提议和政治局讨论的意见。

除此之外，张春桥还带来了另一条消息，由于叶帅病情不稳定，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将交由陈锡联将军主持。

在交待完相关工作后，张春桥又对李先念“敲打”了一番，表示中央决定要在全国范围内发发动新一轮的政治运动。

随后，张春桥又提到，这次政治运动的中心放在了邓公身上，要谨防所谓的“右倾翻案风。”

听完张春桥的话后，李先念心中不由一紧，这来之不易的稳定局势难道就要被这群小人给破坏了吗？

鉴于这种局面，李先念决定继续请假，养病休息。两天后，他写报告给主席和党中央，说明邓小平所采取的一切措施，他都是积极支持坚决贯彻执行的，如果邓小平错了，自己也错了。

从此李先念选择再度靠边站，不参加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包括各种各样的“打招呼会”。不久，他在国务院分管的工作由李素文接管。

就在李先念“隐退”后不久，华国锋前往李先念家里探望，两人在寒暄了一阵子后，华国锋建议李先念留在北京。

之所以请将军留在北京，是因为当下的斗争极其尖锐和复杂，而华国锋又是地方转到中央的领导人。

对北京情况不太清楚，对中央的许多事情心中无底，他亟需老同志给予他相关建议，事情也能好办一些。

为静观局势的发展，等待时机，避免反革命集团节外生枝，借机发难。李先念经过缜密考虑，给叶帅打电话，商定约法三章。

两人要在行动上保持一致，必须同时待在北京。第二，减少日常生活中不必要的来往，避免反革命进团钻了空子。第三，如果没有特殊事件，干脆连电话都不要打。

在和叶帅通过气后，老将军长舒了一口气，过起了深居简出的生活，他将目标对准了如今负责军委工作的陈锡联，心中充满了疑惑。

李先念想不通的是，为什么毛主席要将三军的指挥权交给陈锡联而不是叶帅？他担心这么多年过去，陈锡联会不会像谢富治那样，在权力的覆盖中迷失自己，成为王洪文等人的帮凶。

幸运的是，李先念的担心是多余的，毛主席之所以选择陈锡联负责军委工作，是因为当时既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军委常委的只剩下陈锡联、王洪文、张春桥三人。

而这后两位又是明目张胆的野心家，主席不可能将兵权交到这两个人手里，于是陈锡联脱颖而出，成为中央军委的实际负责人。

然而，陈锡联的工作刚刚安排妥当，7月28日凌晨3点42分，河北唐山上空电光闪闪，惊雷震荡。在强烈的震荡中，这座有着百万人口的北方工业城市在顷刻间被夷为平地。

地震发生后，陈锡联在第一时间就投入到抗震救灾的工作之中，这场带走24万人生命的恐怖灾害，是那个特殊年代最惨烈的一出插曲。

对于毛主席而言，接二连三的打击令他的身体状况愈加恶化，从周总理和朱老总的离世，再到这场惨绝人寰的自然灾害，令这位八十三岁的老人难堪重负。

就在唐山大地震发生的一个多月后，毛主席因病离世，令爱戴他的人民群众陷入了无尽的悲痛之中！

主席离世后，以张春桥、王洪文等人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蠢蠢欲动，试图将运动继续进行下去，进而攫取人民政权的果实。

当时，反革命集团为了夺取军队的指挥权，授意喉舌们散播谣言，说他通过各种手段“夺取”了叶剑英元帅的兵权。

此举明显是反革命集团想通过离间的方式，破坏老革命家之间的情谊。华国锋在见到越来越恶劣的舆论环境后，和叶帅交流，希望叶帅先行离开北京。

但就在叶帅准备南下广州的时候，陈锡联打来了电话，建议叶帅不要南下，于是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挂断电话后，觉得自己被误解的陈锡联对夫人王璇梅说：“我留叶帅在北京，是想在政治局里多有一票，王洪文他们才不敢肆意妄为。”

但陈锡联不知道的是，叶剑英并没有误解他，老帅所表现出来的怒火，实际上是自导自演的一出好戏，目的正是为了麻痹敌人。

就在两人通话结束后不久，叶帅启动了和李先念之间的秘密联络方式，邀请将军来家里一叙。

9月14日，李先念借口自己心情不好，要去香山植物园散散心。在前往植物园的路上，李先念保持着高度警惕，在确定身后没有尾巴后。他命令司机调转方向，前往西山叶剑英那里。

到了叶剑英家门口后，由警卫人员打电话通报。

叶剑英先将李先念请到了屋内，并询问来意，李先念则打了个哈哈，说自己闲来无事，特地来看看老同志。

叶帅心领神会，于是打开了收音机，并将音量调到了最大，目的是为了防止有人窃听。由于声音太大，叶帅和李先念互相听不到对方的声音。

于是两人选择用纸笔交流，在此次交流中，李先念表达了自己要粉碎这群革命蛀虫的决心，叶帅则在纸上写下了几个名字，让李先念将这些人争取过来，其中就有陈锡联。

当时的陈锡联，不仅是代替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第一负责人，同时也是北京军区的司令员。

控制着全国三军的指挥权，他对王洪文等人的态度如何，直接关系到粉碎“四人帮”集团斗争的顺利开展。

而李先念和陈锡联是老战友，他们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当年陈锡联在参加革命后，在与反动派的战斗中迅速崭露头角，他的大名很快就出现在反动政府的通缉令上。

反动派找不到陈锡联，就只能拿他留在家乡的亲人们开刀，他的老母亲受到了反动政府的迫害，房屋被焚烧，粮食被人抢走，只好流落街头靠乞讨为生。

李先念在中原地区开辟革命根据地时，听说了陈母所遭受的苦难，亲自带着几个警卫，冒着被反动派发现的风险，将陈锡联的母亲接到根据地内照顾。

直到解放后，陈锡联才得知了这些情况，于是对李先念充满了感激之情。有了这样一层关系在，李先念认为自己肯定能将陈锡联争取到自己这一边。

于是在后面几天，李先念多次接触陈锡联，试探陈对王洪文等人的看法。果然不出李先念所料，这位戎马一生的将军早就看不惯王洪文等人的倒行逆施，果断加入到了拯救中国革命的行列之中。

陈锡联的表态，意味着兵权来到了正义这一边，在华国锋和叶剑英的统筹下，抓捕王洪文等人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

王洪文、张春桥等人虽然资历没有老革命深，但是这几年的政治运动下来，他们也积累了不少资本，手里也有一群听命于他们的投机者。

尽管陈锡联等人行事小心翼翼，但还是引起了反动集团的注意。9月24日，张春桥突然打电话过来向陈锡联“请罪”。

说自己工作太忙，对老同志的身体状况不太上心，并表示自己过会要来看望他。陈锡联早就看出来这是猫哭耗子假慈悲。

这张春桥名为看望，实际上是要试探自己的口风，于是命人将机密文件藏好，忙了好一阵子后，张春桥又突然打电话过来，说自己临时有事情不来了。

陈锡联意识到反动分子坐不住了，他赶紧联络李先念、叶帅以及华国锋，一行人决定在9月30日的座谈会后，商讨抓捕反革命分子的相关事宜。

10月1日国庆节，反革命集团骨干李云鹤来到了清华大学，发表了针对老革命家的演讲，准备动员她的“信徒”掀起一场新的风暴。

而张春桥则在写所谓的纲领，提出了所谓的“镇反”“杀人”计划，准备向反对他们的干部和群众举起屠刀。

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继续忍让下去只会出更大的乱子，必须要将抓捕反革命集团的行动提前。

于是在10月4日，华国锋、陈锡联等人在国务院小礼堂利用看电视做掩护在此开会，决定了解决反革命集团的方法，商定了主要部署和动手时机。

而为了转移这群恶徒的注意力，陈锡联主动请缨，代表中共中央前往唐山地区，慰问在唐山进行抗震救灾的解放军官兵。

果不其然，陈锡联一离京，反革命集团紧绷的精神就里面松了，毕竟陈锡联是北京军区的司令员，又是军委的实际负责人之一，陈锡联都离开了，看来自己应该是高枕无忧了

结果，华国锋以出版新一版毛选的名义，将王洪文、张春桥等人骗到了中南海怀仁堂，随着汪东兴将军的一声令下，几人束手被擒。

当天晚上，正在唐山的陈锡联收到了反革命集团被捣毁的消息，这位戎马一生的老将军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坐在椅子上，望着窗外漆黑的一片心中久久不能平静。

在挽救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中，固然华国锋、叶剑英等革命家扮演了最关键的角色，但我们也不能忘记了陈锡联将军。

有了他的坐镇，才让和华老和叶帅腾出手来，大刀阔斧第完成这一项伟大的任务，成功拯救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