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楚汉战争的本质实际上是作为秦地代表的汉王刘邦和作为楚地代表的项羽以战争的形式在争夺支配天下的霸权。结果是，汉王胜，刘邦进阶汉高帝。但刘邦的帝业却绝对和秦始皇当年建立的帝业有本质的区别，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刘邦只是完成了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霸业目标。
首先，刘邦创业的过程也是对秦取天下流程的再复制。秦先是由一个诸侯在秦惠文王手里完成了称王的阶段性目标，进而在秦昭襄王手里实现了西帝的霸业，最终在始皇手里完成了覆盖、指挥整个天下的帝业。
刘邦创业的剧本也大体如此。汉元年（前206）二月，作为楚将的刘邦在鸿门受封汉王，建立了独立建制的汉王国，在汉中，刘邦集团实现了由楚制到秦制的制度切换，正式代表秦地的利益。八月，刘邦率领汉军还定三秦，在全面恢复旧秦之地之后刘邦事实上已经是秦地的代言人，其王于关中旧秦地的法统来自于怀王之约。所以，此时的刘邦虽然佩戴着汉王的标签，本质上却是货真价实的秦王。
次年（前205），刘邦就组建了反楚联盟，以盟主的身份和项羽争夺支配天下的霸权，这一阶段完全是对秦称西帝霸业的再复制。汉五年（前202）十二月，刘邦联合众诸侯在垓下消灭了项羽正式宣告霸业的完成。二月，刘邦称帝，建立了汉帝国，宣告帝业的完成。
可见，刘邦的创业之路也是由王业到霸业再到帝业的不断升级，其迭代过程完全是对秦旧有剧本的再复制。区别只是，刘邦在为汉王之前还曾长时间游走在陈胜、楚怀王和项羽的楚政权的体系内，长期佩戴沛公的标签。
不过，刘邦虽然建立了帝业，但汉帝国和秦帝国却存在本质的区别，作为汉高帝的刘邦和秦始皇嬴政也根本不能相比。
首先就是权力的来源不同。嬴政的秦王来自血统，是按照既有血缘继承秩序继承的秦王之位，而刘邦的汉王身份和统治旧秦之地的法统却是来自怀王之约。但两人皇帝的身份都是同一来源：
嬴政“始皇帝”的标签来自军功；刘邦的皇帝也是军功叠加的结果。
既然王权的来源不同，所以两人冲刺帝业的方式自然也就不同。秦始皇以王权指挥秦帝国的职业化军队完成了对关东之地的武力兼并，在建立帝业之后，虽然大秦也产生了一个以蒙恬家族和王翦家族为代表的功臣集团，但其毕竟是依附于王权的存在，还是职业化军人和官吏的属性。
刘邦就不同了，其东出兼并天下的过程是通过联合韩信、英布、彭越等盟友以及萧何、曹参等这些原始股东完成的。
所以，在建立帝业之后，刘邦就必须对盟友和股东进行分红，于是，汉帝国就产生了异姓诸侯王和列侯这两个群体：
各王国为和汉王国并立的独立王国，其领地内实行郡县制，各项制度、官制与朝廷保持同步，独立纪年，拥有独立的军队和财政，诸王自行安排人事，享有治国、治民的权力；汉初的侯国为王国的缩小版，众列侯独立治国、治民，独立纪年，有侯国的人事权。
相比诸侯王国，侯国在数量上更多，共有一百四十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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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之所以实行郡国制一是刘邦创业的特殊性，其必须对盟友和股东进行分红，更重要的是，刘邦是继承了楚怀王的法统，其就必须恢复怀王时代的七国并存的贵族王政。当然，为了避免秦亡的覆辙，刘邦也必须对秦的全面郡县制进行调整，实行郡县制和分封制并存的政治模式。
对于汉和秦在政体上的不同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王权本来就是独立的，秦王在兼并关东之地后，其进阶后的始皇的身份也必然是独立的；而刘邦在创业阶段其王权本来就有限，所以在称帝之后皇权也必然非常有限。
不管是诸王还是列侯对汉帝国都有所有权意识，独立性极强。
另外，我们并不能笼统地称汉初的制度为郡国制，因为，郡国制本质上属于行政制度，不管是郡还是国都属于行政区。只有到了景帝手里，经过削藩之后，各王国在领土层面才缩小为一个郡的大小，且诸王都失去了治国的权力，这个时候的汉朝才可以称之为郡国制。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这样理解汉初的天下：在帝国的系统之下，存在王朝、王国和侯国这样几种行政体制，不管是王国还是侯国都是独立的存在。
在这个体制之中，汉王国享有对汉王朝的支配权，汉王刘邦享受皇帝这一称号，诸王和列侯必须承认汉王国对朝廷在权力层面的支配，以汉为宗主国，也必须承认刘邦皇帝的身份，有明确的上下之分。
当然，诸王之所以为刘邦上“皇帝”的尊号也是为了在称呼层面区分他们之间的身份。
按照历史学者李开元的说法，汉帝国包含了汉朝、复数的诸侯王国、复数的侯国三个部分，为一在汉朝的政治主导下的国家联合体。
属于一个联合帝国。
不过，整个帝国实行的却是同一套律法和制度，朝廷享有对诸侯的立法权、外交权和政治主导权。
所以，所谓的汉朝只是享有对汉王国领地的支配权，和对诸侯王国的政治主导权，其并不是一个直接指挥天下系统的政治机器。
这样看的话，汉朝就存在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汉朝其实就是之前的汉王国；广义的汉朝虽然覆盖面极广，但只是个宗主国。
根本不能和秦朝的全面郡县制同日而语。
而且，就是在汉朝的核心地带京师长安，刘邦的皇权也是非常有限，因为，汉朝的一切政务都是围绕相国所在的相府而展开，以萧何为代表的功臣垄断了汉朝各级政务系统的人事，控制了朝廷政治，皇权唯有垂拱而治。
刘邦在世时还可以凭借军功指挥帝国，刘邦驾崩之后，皇权就只能完全内缩到宫廷，惠帝之后的垂拱而治就是具体表现。
据统计，功臣对于朝廷、王国相和郡太守这些重要职位的渗透在高帝、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时代分别占比为：96％、81％、50％、30％。
这里强调一点，功臣对于诸侯王国的权力渗透发生在刘邦将异姓诸侯王国调整为同姓之后，因为，刘邦的儿子们都太小，不能独立行使王权，只能依靠功臣来打理，典型的就是曹参作为刘邦庶长子齐王刘肥的宰相打理齐国的一切事务。
当然，这也是朝廷通过对诸王国重要人事的任命间接控制诸王。
虽然刘邦实现了以同姓诸侯王作为皇权外援拱卫朝廷的目的，但各诸侯王国的政治本质上还是由功臣所控制。
汉初的政治完全是被功臣所支配。
可见，汉帝国和秦帝国在制度层面就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系统。既然系统存在巨大差异，那么始皇的皇权和刘邦的皇权就必然存在差异：
始皇在全面郡县体制之下可以直接指挥整个帝国，调动所有的资源为其政治目的服务；而刘邦所能调动的却仅仅只有汉王国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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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之所以实行无为而治，一是生产的需要，二是有限的皇权根本不可能调动帝国所有的资源为皇帝的某一个政治目标而服务。
为什么汉朝对匈奴亮剑的军事行动只能在汉武手里落地，一个是财富层面在长期的积累之后已经达到一个量级，更重要的是，汉朝在汉武时期完成了中央集权，朝廷能够调配、指挥所有资源为对匈之战服务。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汉五年（前202）二月，刘邦称帝只是宣告霸业的完成，建立汉朝之后刘邦才开始了向帝业的冲刺，这注定是一场持久战，高帝、惠帝、吕后、文帝、景帝都是接力者，直到汉武帝时才打赢了这场政治战，建立了真正的帝业。
由此也可见，从战国列国并存的政治模式向标准的中央集权转化是需要一定周期的，始皇快进式的方式违背了政治规律。
此时汉帝国的系统才做到了和始皇当年所建立的大秦帝国的高度匹配，由皇帝来直接指挥整个帝国系统。汉武之后的汉朝虽然还在实行分封，但诸侯根本就没有行政权力，其领地不过是帝国的一个行政区，这个时候的汉朝才能严格地称之为郡国制。
还有，刘邦所建立的汉朝其实不过是对项羽所建立的霸业政治的继承：汉王国为盟主，分封诸王，盟主只享有对诸王的政治主导权。区别只是，刘邦此时是皇帝的称号而已。
虽然汉帝国在一力否定项羽，但不可否认，汉朝的政治体系其实是对西楚政治的复制。严格来说，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秦和汉之间楚国的过渡。
另外，汉朝的行政体制之所以复杂还有一个原因，当时是贵族王政和帝国两种体制并行，秦楚汉之间只是在以战争的形式摸索对这两种制度的糅合，最终，由刘邦所建立的汉朝实现了对这两种制度的综合。
也就是说，当时的天下还不能快进式一步跨越至全面郡县制，必须经过缓慢的过渡期才能建立真正的帝业。从秦二世元年（前209）到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就是这个过渡期。
历史学者李开元将这个时间区间称之为后战国时代。
深以为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