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谢觉哉是中共历史上著名的"延安五老"和"长征四老"成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出任内务部部长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重要职务。因其常年蓄须，人们亲切地称他为"谢胡子"，这个绰号甚至被毛泽东主席所沿用。
何敦秀虽然已经和谢觉哉分开，但她始终惦记着他的近况。她并不想打扰他目前的生活，只是默默地在心里祝愿他一切顺利。得知谢觉哉遇到了王定国这样一位知心伴侣，她由衷地感到欣慰……
【谢觉哉两个妻子之间的互敬互重】
1951年，当何敦秀表达了前往北京的意愿后，谢觉哉便提笔给她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成为谢觉哉生前亲手写给何敦秀的最终一封。
谢觉哉在信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对方最好不要前往北京。他提到两人已经分开二十多年，自己在外面也有了新的家庭。如果对方来京，会带来不少麻烦，甚至可能引发冲突。
谢觉哉在信中劝慰何敦秀，强调新时代与过去截然不同。他提到两人都已年过七十，经受不起精神上的困扰，这样对双方都没有益处。
1933年，谢觉哉在中央苏区期间，主导并参与了多项重要法律的制定工作，其中包括《劳动法》、《土地法》和《婚姻条例》等，这些都是中国红色革命政权早期的基础法律。基于这些立法经验，谢觉哉坚定地拥护一夫一妻制度。
何敦秀作为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的中国女性，内心仍保留着某些封建观念的痕迹。在她眼中，男性拥有多位配偶并不构成任何道德或社会问题。这种观念反映了她在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旧式价值观，即便时代变迁，这些根深蒂固的思想依然影响着她的判断与态度。
1899年，谢觉哉和何敦秀在家人安排下按照传统习俗举行了婚礼。当时，何敦秀已经20岁，在那个年代算是晚婚的女性；而谢觉哉才15岁，比妻子整整年轻了5岁。
何敦秀来自中医世家，婚后与丈夫感情深厚，生活美满。他们一起度过了21年的时光，彼此相敬如宾，家庭和睦。两人共养育了7个子女，包括4个男孩和3个女孩。这段婚姻充满了温馨与幸福，家庭生活井然有序。
1905年，谢觉哉通过了清朝的秀才考试，但他并不留恋那个旧时代。他拒绝继续走科举的老路，而是执着地探索着一条能够复兴中国的新途径。
1920年，谢觉哉从湖南宁乡县沙田乡出发，前往长沙，接任《湖南通俗报》的主编一职。
在那段时间里，谢觉哉频繁地给妻子何敦秀写信，向她讲述自己在长沙的日常生活和情感变化。信件中，谢觉哉的用词和语调都显得非常亲密，令人感到温馨。
此后多年，何敦秀与丈夫一直分隔两地，未曾相见。两人仅靠书信往来维系情感，鸿雁成了他们唯一的联系纽带。
1921年，在毛泽东与何叔衡的引荐下，谢觉哉成为新民学会的一员，从此投身革命事业。
1925年，谢觉哉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入党后，他难掩激动之情，立即提笔给妻子何敦秀写了一封信，向她分享了这个重要的消息。
谢觉哉在给妻子何敦秀的信中写道：“如果咱们国家这十年内再不崛起，恐怕就要完蛋了，甚至可能连民族都保不住。我们绝不能在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下停滞不前。虽然革命的前景还说不准，但我已经决定把一生都献给党的事业了。”
何敦秀对革命的概念并不清晰，但她依然坚定地支持丈夫的选择。然而，当她看到与“生死”相关的描述时，内心不禁为丈夫的安危感到忧虑，只盼他能多加保重，平安归来。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革命的局势迅速恶化，何敦秀与丈夫谢觉哉之间的联系几乎完全中断。
1933年，谢觉哉受组织委派前往中央苏区，开始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毛泽东的秘书职务。随后，他还被任命为内务部长，肩负起更多重要职责。
1934年10月，谢觉哉随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之路。当时，他刚好50岁。
在长征的艰苦征程中，谢觉哉经历了不少磨难。他年纪较长，职位也高，与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一起，被大家称为“长征四老”。这四位老同志在长征中展现了他们的坚韧和领导力，成为队伍中的重要支柱。他们的经历不仅是对个人意志的考验，也是对整个团队精神的体现。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他们坚持前行，为红军的长征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35年6月，红军准备翻越雪山时，考虑到天气严寒，部队给每位战士分发了一些羊毛，让他们把羊毛缝进衣服里保暖。
谢觉哉对此并不擅长。他带着羊毛走到山脚，看到一位女战士正在缝补衣物，便走近她，小声说道：“同志，有件事想麻烦你一下。”
谢觉哉随即拿出自己的衣服和羊毛，说道：“麻烦你帮我把这两件单衣拼在一起，中间塞上羊毛，缝成一件夹衣。这样过雪山草地的时候穿着会更暖和，你看可以吗？”
这位女红军战士非常热心，她迅速把缝制好的衣服送到了谢觉哉手中。
当谢觉哉把衣物递过去时，他主动报上了自己的姓名，同时向这位女战士介绍了身边的徐特立、董必武和林伯渠。随后，他友好地询问：“请问你怎么称呼？”
在一次交谈中，谢觉哉结识了王定国，这位女性是少数经历过长征的红军战士之一。然而，他们的关系并未进一步发展。
中央红军结束长征抵达陕北后，谢觉哉被任命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内务部部长，并兼任秘书长一职。
1937年，谢觉哉被派往兰州的八路军办事处任职。在那里，他偶然遇到了同样来到兰州的王定国。谢觉哉立刻上前问候：“小王同志，还记得我吗？你之前帮我缝补的那件衣服，过雪山时可是帮了大忙！”
王定国一眼就认出了谢觉哉，两人随即开始交谈。这已经是他们第二次见面并展开对话了。
在组织的安排下，谢觉哉与王定国很快结为夫妻。当时，王定国只有24岁，而谢觉哉已经53岁了。
当毛泽东听说谢觉哉和王定国喜结连理的消息后，他显得格外欣喜，立即发去电报表示祝贺。在电报中，毛泽东风趣地说道：“这下好了，谢老总算有人照顾了。”
婚后，王定国把谢觉哉的日常起居安排得妥妥当当。尽管当时边区生活条件艰苦，不少人衣衫褴褛，但王定国却巧妙地为谢觉哉的衣服缝制了精致的补丁，引得周围人纷纷称赞。
1939年，谢觉哉为何敦秀庆祝六十岁生日时，专门写了一封长达四页的信。
在这封信中，谢觉哉回忆了与何敦秀成婚时的情景，语气中透露出当时的青涩与茫然。他写道：“四十一年前的秋天，我们俩结为夫妻。那天，有人在房间里唱‘送子’，我外公拉着我进去，说是‘大事’。”这段文字简洁地描述了婚礼当天的细节，展现了谢觉哉对往事的追忆。
谢觉哉随后又给何敦秀寄了8封信。何敦秀每次收到信都特别珍视，她把这些信一封封整齐地收在阁楼里，生怕它们受潮或遭虫蛀，小心翼翼地保管着。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频繁进行搜捕和抄家活动，其他人纷纷逃离躲避，唯独何敦秀坚持留守。面对他人的劝告，她始终态度坚决，拒绝离开。
何敦秀坚信，这个家是谢觉哉和她的共同港湾，她必须好好守护。对于谢觉哉在外另组家庭的事，她并不在意。她始终相信，谢觉哉终有一天会回到她身边，那时他需要一个安身之所。
在延安阶段，谢觉哉等四位历经长征的老同志，加上长征前被派往海外工作的吴玉章，被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及全体干部共同尊称为“延安五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选择在北京安家。得知这一消息，何敦秀也萌生了搬去北京的想法，这便引出了前文提到的那段故事。
1957年，谢觉哉在离开家乡整整三十年后重返故土，并前往家中探望了何敦秀。
何敦秀得知谢觉哉将长期定居北京后，重新燃起了去首都生活的念头。
1959年，年满80的何敦秀被小儿子接往北京定居。对于这次搬家，何敦秀感到十分欣喜。
何敦秀到北京后，谢觉哉和妻子王定国邀请她到家里做客。见到王定国时，何敦秀握住她的手，说道：“王定国同志，多谢你把谢胡子照顾得这么好。”
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定国与谢觉哉夫妇频繁探访何敦秀的住所，彼此间的交往十分融洽。
1967年，何敦秀以88岁高龄离世。她的去世后，王定国亲自前往何敦秀家中，协助处理了何敦秀的丧葬事宜。
两位长者彼此尊重的深厚情谊，让年轻一代深受触动。
2020年6月9日，王定国去世，终年107岁。她是少数几位历经长征的百岁女红军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