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元勋＂邓稼先：辐射致直肠癌，全身流血，疼痛难忍死于妻怀
1985年的一个夏日，北京医院的病房里，徐鹿希紧紧抱着丈夫邓稼先，泪水无声地流淌。这位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此时已痛苦得无法言语。他的身体因长期接触核辐射而千疮百孔，全身溶血，直肠癌带来的剧痛让他难以入眠。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在呓语着关于核武器研究的事情。谁能想到，这位出身于书香门第的知识分子，会以如此悲壮的方式谢幕？他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人生？又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着他在戈壁滩上坚守二十余载？
一、世家传承显赫门第
邓稼先的家族渊源可追溯至清朝乾隆年间。1743年，在安徽怀宁县的一个叫做宿松的小镇上，邓稼先的六世祖邓石如出生。这位后来被誉为＂六朝之后第一人＂的书法大家，自幼便展现出惊人的艺术天赋。
邓石如17岁时便以＂石如＂为号，开始游历大江南北。他突破传统篆书的局限，创造了独特的＂邓派篆书＂，其作品遒劲有力，气势磅礴。在当时的书法界，＂北有铁桥，南有石如＂之说广为流传。邓石如留下了大量的书法、篆刻作品，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大道行思＂、＂逸韵生知＂等篆书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在清代享有盛名，至今仍被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等重要文物收藏机构。
到了民国时期，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延续了家族的文化基因。作为著名的美术史论家，邓以蛰在1920年代开始系统整理中国绘画史。他编撰的《中国绘画史》成为了研究中国美术史的重要著作，该书首次将中国绘画发展脉络梳理得清晰明确。
邓以蛰不仅是一位理论家，更是一位杰出的画家。他擅长山水画，尤其以画竹著称。在当时战火纷飞的年代，邓以蛰坚持在北平画院任教，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美术人才。他还开设私塾，将中国传统绘画技法传授给年轻一代。
1924年，邓稼先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之中。家族的文化积淀为他的成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在邓家的书房里，除了堆满了古籍典籍，还陈列着邓石如的书法作品和邓以蛰的绘画作品。年幼的邓稼先经常在父亲的指导下临摹字帖，练习书法，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为他日后形成严谨的治学态度奠定了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邓家不仅重视艺术传承，更注重品格修养。从邓石如开始，邓家就传承着＂宁静致远＂的家训。邓石如一生淡泊名利，即便在书法艺术达到巅峰时期，仍保持着平和的心态。这种精神也影响了后世子孙，邓以蛰在战乱时期依然坚持教学研究，不为外界纷扰所动。这种家风对邓稼先的影响极为深远，使他在日后的科研工作中始终保持着专注和坚韧的品格。
在邓家几代人的努力下，家族积累了丰厚的文化资本。邓稼先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充满艺术气息和学术氛围的环境中，这为他日后投身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尽管他最终选择了一条与家族传统迥异的道路，但邓家代代相传的治学精神和家国情怀，始终在他的血脉中流淌。
二、赴美求学痛斥麦卡锡
1946年春天，大洋彼岸的普渡大学迎来了一位特殊的中国留学生。这位名叫邓稼先的年轻人，凭借优异的学业成绩和过人的科研天赋，获得了中国政府公费留学的机会。当时的美国正处于核物理研究的黄金时期，曼哈顿计划的成功让美国在核科技领域独占鳌头。
在普渡大学的物理实验室里，邓稼先展现出惊人的实验才能。他的导师劳伦斯·拉克曾评价说：＂在我指导过的所有学生中，邓是最具创造力的一个。＂邓稼先专注于原子核物理学研究，他提出的一些创新性实验方案，让美国物理学界为之侧目。
1948年，邓稼先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硕士学位后，转入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继续深造。在这里，他有幸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塞格雷教授。塞格雷后来因发现反质子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对这位中国学生的才能赞赏有加。
然而，1950年代初期的美国政治氛围急剧恶化。麦卡锡主义在全美蔓延，反共浪潮席卷校园。许多华裔科学家受到无端指控，有的被开除，有的被迫离开实验室。1950年6月，邓稼先的一位华裔同学因＂间谍嫌疑＂被FBI带走审讯。这件事对邓稼先造成了极大的震动。
在伯克利期间，邓稼先曾多次遭遇歧视。有一次，他在实验室工作到深夜，回宿舍的路上被校警拦下盘查。尽管出示了学生证，校警仍用怀疑的眼光上下打量他。更令人愤慨的是，一些原本友好的同学开始疏远他，实验室里的研究资料也不再对他开放。
1950年秋天，一场意外的遭遇让邓稼先下定决心提前回国。那天，他正在图书馆查阅资料，突然被两名FBI探员带走问话。他们声称收到举报，怀疑邓稼先与＂共产党组织＂有联系。整整一天的审讯中，邓稼先据理力争，最终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但这次经历让他深感震怒和屈辱。
就在同年，中国科学院向海外华人发出号召，邀请优秀科研人才回国建设。邓稼先毅然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选择了回国效力。临行前，他在给塞格雷教授的信中写道：＂一个科学家的价值，不在于他获得多少荣誉，而在于他能为祖国和人民做些什么。＂
1950年12月，邓稼先搭乘＂戈登总统号＂轮船，离开了生活了四年多的美国。船上还有其他选择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在甲板上热烈讨论着祖国的未来。当轮船驶过金门大桥时，邓稼先站在船头，远望着逐渐消失的美国海岸线。此时的他还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一段艰辛而光荣的科研征程。
这段留学经历，不仅让邓稼先掌握了先进的核物理知识，也让他亲身经历了西方社会的复杂现实。麦卡锡主义的疯狂和对华人的歧视，坚定了他为祖国核事业奋斗的决心。他的选择，改变了中国的核物理发展史，也改变了他自己的命运轨迹。
三、戈壁滩上铸国防
1951年春，邓稼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第四研究室主任。这个看似普通的任命，实际上是新中国核武器研究的起点。当时的研究所条件极其简陋，一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实验室里，只有几台老旧的仪器和一块黑板。
1956年1月，中央决定开展＂两弹一星＂工程。邓稼先接到了一项绝密任务：前往西北戈壁，建立核武器研究基地。这一年的3月15日，他带领着第一批科研人员抵达青海的荒漠地带。
初到戈壁滩时，这里一无所有。科研人员住在帐篷里，实验设备就搭建在简陋的木板房内。戈壁滩上昼夜温差巨大，白天酷热难耐，夜晚寒风刺骨。没有电，科研人员就用煤油灯照明；没有自来水，就用卡车从几十公里外运水；没有实验台，就用木板钉成简易工作台。
1957年夏天，一场特大沙尘暴袭击了实验基地。狂风夹杂着黄沙，将多个实验帐篷掀翻。邓稼先带领科研人员顶着风沙抢救实验数据和仪器设备。等风暴过后，他的头发和眉毛都布满了细沙，嘴唇被风沙割裂出道道血痕。
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核武器研究仍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960年，第一个实验装置完成组装。这是一个关键性的突破，但测试过程中充满危险。在一次实验中，邓稼先不得不冒着高强度辐射进行近距离观测。当时的防护条件极为有限，他只穿了一件简单的防护服。
1964年春，一个重要的理论难题困扰着研究团队。邓稼先连续工作了72小时，终于找到了解决方案。但这时他已经发现自己的手掌开始出现不正常的红斑，这是长期接触辐射的早期症状。尽管如此，他仍坚持工作在第一线。
同年夏天，在一次关键实验中，测量仪器突然发生故障。时间紧迫，邓稼先亲自爬上几米高的脚手架，在高温和辐射环境下进行调试。这次暴露让他的皮肤出现了严重的灼伤，但他仍坚持完成了实验。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当蘑菇云冉冉升起时，邓稼先站在观测站前，默默注视着这历史性的一刻。这一天，他已经在戈壁滩上工作了整整八年零七个月。
核武器研究并未就此停止。此后的十多年里，邓稼先继续带领团队进行氢弹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他多次直接接触高辐射物质。1967年春天，他的身体已经出现明显的辐射损伤症状，但仍然坚持工作。每次实验后，他都要详细记录数据，经常工作到深夜。
戈壁滩的岁月，是邓稼先生命中最艰苦但也最辉煌的时期。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他付出了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换来了国家核防御能力的巨大飞跃。他的办公室里一直挂着一张泛黄的照片，那是1964年原子弹爆炸时的场景，也是他毕生奋斗的见证。
四、两弹功勋铸丰碑
1964年10月的成功只是一个开始。1965年初，邓稼先接到了一项更具挑战性的任务：研制氢弹。与原子弹相比，氢弹的理论更为复杂，技术难度更大。但是，国际形势不容中国在核武器研发上有丝毫停滞。
1966年春，在一次重要的实验准备会议上，邓稼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技术方案。这个方案打破了传统思路，采用了全新的理论计算模型。当时，有些专家对这个方案表示怀疑，认为风险太大。但事实证明，这个方案为后来氢弹的研制成功奠定了关键基础。
1967年3月，在一次关键实验中发生了意外。深夜，实验装置突然出现异常数据。邓稼先立即组织专家组分析原因。连续工作17个小时后，他们发现是某个重要零件出现了微小的结构变形。这个发现避免了一次可能的重大实验失败。
1967年冬天，研究基地遭遇了50年不遇的寒流。实验室的取暖设备接连出现故障，但实验进度不能耽误。邓稼先带领团队在零下20多度的环境中继续工作。他们的防护服都结了一层薄冰，但没有一个人提出暂停实验。
1968年夏天，一个重要的技术难关亟待突破。邓稼先提出要亲自进行高危险性的实验观测。尽管同事们极力劝阻，他仍坚持完成了这次观测。这次近距离接触高强度辐射，导致他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但获得的数据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持。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这比美国研制氢弹用了七年多的时间大大提前。邓稼先和他的团队创造了世界核武器发展史上的奇迹。但这个成就背后，是科研人员付出的巨大代价。仅仅1968年一年，邓稼先就因过度辐射而住院治疗三次。
1970年代初，邓稼先开始带领团队进行核武器的小型化研究。这项工作要求更精密的计算和更危险的实验。1972年春，在一次实验中，他不得不在高辐射环境下停留超过规定时间，以确保获得准确数据。这次暴露导致他的白细胞数量急剧下降，但他仍然坚持工作。
1974年，邓稼先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这时的他，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健康问题。医生多次建议他暂停工作休养，但他总是说：＂现在不是休息的时候。＂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他突然晕倒在会场，送医后被诊断出多处器官受到辐射损害。
1978年，中央军委授予邓稼先＂两弹功勋奖章＂。这枚奖章凝聚着他27年来在核武器研究领域的艰苦付出。当时的他已经无法亲自去北京领奖，只能在医院观看了授奖仪式的录像。
1979年春，邓稼先再次住院。病床上的他仍在关心着核武器的发展工作。他让人把最新的实验数据送到病房，详细询问每一个技术细节。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期，他仍然在为国家的核防御事业操劳。
在他的办公桌上，始终放着一本厚厚的工作笔记。这本笔记记录了他在核武器研究过程中的每一个重要发现，每一次关键突破。这些泛黄的纸页上，写满了复杂的公式和详细的实验记录，是他毕生心血的见证。
五、生命最后岁月的坚守
1979年深秋，邓稼先的病情持续恶化。这位为国家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此时已经很少能离开病床。但他仍坚持在病房里批阅文件，审查实验数据。医护人员经常看到，他在深夜仍然开着床头灯，戴着老花镜研究文件。
1980年1月，一个重要的核试验项目需要他的指导意见。邓稼先坚持要求医生为他输液时在床上安装一个简易的工作台，这样他就能一边接受治疗，一边审阅文件。当时的他已经无法写字，只能用微弱的声音口述，由秘书记录。
同年3月，他收到了一份来自研究所的重要报告。这份报告涉及新一代核武器的关键技术突破。尽管医生再三叮嘱他要休息，他仍坚持召集几位核心研究人员到病房开会，详细讨论技术方案。这次会议持续了四个小时，结束时他已经虚脱，但仍然坚持把每个技术细节都落实清楚。
1980年夏天，邓稼先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他的视力急剧下降，已经很难看清文字。但他要求工作人员把重要文件的字体放大，继续关注着核武器研究的进展。在一次检查中，医生发现他的肝功能指标异常，建议立即停止工作。但他说：＂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为国家的核事业工作到底。＂
1981年初，邓稼先已经无法独立坐起。但他仍然关心着年轻科研人员的培养工作。他让人把最新入职的青年科技人员的资料送到病房，询问他们的研究方向和进展。有时，他会让年轻的研究员来病房汇报工作，给他们指导和建议。
1981年5月，一个重大核试验项目即将进行。邓稼先已经说不出完整的话，但仍然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询问实验准备情况。当得知实验取得成功时，他用微弱的手势表示欣慰。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参与核武器研究工作。
1981年7月，邓稼先的病情突然加重。但他仍然惦记着实验室的工作。他要求把病床搬到靠窗的位置，这样可以看到研究所的方向。有时，他会指着那个方向，示意想了解最新的研究进展。
1981年7月28日凌晨，邓稼先在病房中永远闭上了眼睛。在他的床头柜上，还放着一份未看完的技术报告。临终前，他用微弱的声音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核工程...一定要...继续...＂
在邓稼先去世后，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的病历本里夹着几张草纸，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一些技术难题的解决方案。这些是他在病重期间仍在思考的问题。他的笔记本最后一页，记录的是一个复杂的理论计算，日期显示是他去世前三天。
他的办公室被保持原样。办公桌上的台历停在了7月28日，一支用到很短的铅笔，还有一本写满公式的笔记本。这间简陋的办公室，见证了一位科学家对国家核事业的毕生奉献。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在为祖国的核防御事业操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