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午，影视电影频道播放经典老电影《甲午风云》，以纪念130年前今日（9月17日）爆发的甲午战争黄海大海战。
1886年（光绪十二年）8月，清政府派丁汝昌率新购才一年的两大主力舰“定远”、“镇远”访问日本。这两艘铁甲舰是北洋水师的“镇海之宝”，满载排水量均为7335吨，号称东亚第一巨舰；全舰钢面铁甲，最厚处为炮台与炮塔达356毫米，舷侧为305毫米，装甲共重1461吨，相当于日军的一艘巡洋舰的重量；水密隔舱多达两百多个；装备4门305毫米主炮，2门150毫米副炮，3具鱼雷发射管（携带21条鱼雷）。
北洋水师“镇远”号战列舰
当时的北洋舰队访问日本以后，给日本军界和国民极大的震撼，日方叹其为“东洋巨擘”。日本天皇接见了来访北洋舰队主要的军官，同时“定远”、“镇远”向日本民众开放，允许登舰参观。此后，日本一直以此二舰为最大威胁，“视为虎豹”。在当时日本的民间，包括儿童有一种游戏就叫做打“定远”和“镇远”两条舰，他们把拔掉这两颗眼中钉作为其海军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动力。不过，据说当时有一人却不以为然，这就是“定远”舰管带刘步蟾的英国海校同学、日本东京吴镇守府参谋长东乡平八郎大佐（后来的日本海军元帅），他上“定远”舰仔细观察一番后后，暗自窃喜，很有把握地对旁人说此舰队不堪一击，因为清朝水兵竟在堂堂主炮上晾晒衣裤，炮管里一摸一把灰。
有人会说啦，炮管又不是纸糊的，别说晾晒衣裤，就是晒被子也不至于压弯呀！可是，人家就是通过这样一两件不重视武器保养的“小事”看出你管理不严，纪律不严，因而缺乏战斗力的破绽。
炮管晾衣这一说法取自日本小说《圣将东乡全传》，被田汉当做历史书翻译到了国内，并没有经过考证。
有学者认为，当时北洋海军的舰船，主炮距离甲板高3米，炮管粗半米，根本就没有晒衣服的可能。
但清军的军纪不整，却是被当时的日本人观察在眼中的。
北洋舰队第一次访问日本时，“甲板上放着关羽的像，乱七八糟的供香，其味难闻之极。甲板上散乱着吃剩的食物，水兵语言不整，不绝于耳。”第二次访日时，尽管军纪大为改观，但是军官还是穿着绸缎马褂，裤子看不到裤缝，裤裆露出缝线，看上去没什么精神。
出访的北洋水师官兵
同治年间赴欧考察海军的某官员，曾这样描述西方海军的日常管理：“……每船数百人，终日寂然无声。所派在船分段巡查者，持枪往来，足无停趾。不但无故无一登岸者，即在船亦无酣嬉高卧之人。枪炮、器械、绳索什物，不惜厚费，必新必坚，终日淬励，如待敌至。即炮子之光滑，亦如球如镜；大小合膛，皆以规算测量，故其炮能命中致远，无坚不摧。虽王子贵人，一经入伍，与齐民等，凡劳苦蠢笨事，皆习为之。桅高数丈，缘索以登，必行走如飞。尽各兵之所能，方为水师提督。行伍之中，从无一官一兵，可以幸进”。这就是从严治军，这就是战斗力。
北洋水师初期，曾仿照英、德海军制度，制定了内容详尽、规定严格的《北洋海军章程》，包括船制、官制、升擢、事故、考校、俸饷、恤赏、仪制、军规等十四章，共三万余字。在北洋水师担任总教习的洋员琅威理，是一名优秀的英国海军军官，对官兵要求极为严格，以至于在北洋水师中流传着“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的说法。琅威理上任初期，丁汝昌、林泰曾、刘步蟾等水师首领尚能够服从琅氏的管理，但旧军队陋习根深蒂固的一干将领逐渐就不习惯这种严格的约束，也不能容忍洋人在他们面前指手画脚，与琅威里产生了各种矛盾，最终由于赴香港的“撤旗事件”，导致琅威理被迫离任。
自洋教头辞职后，北洋水师管理松懈，纪律废弛，令不行，禁不止，规章制度形同虚设。
例如，《北洋海军章程第二（官制·附船上差缺）》早有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但“琅威理去，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水师提督丁汝昌则在海军衙门所在地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中上级军官居住，以致“晚间住岸者，一船有半”。对这种严重违规行为，按《北洋海军章程第十一（军规）》规定：“凡管带官违犯军令，由提督秉公酌拟呈报北洋大臣核办。轻则记过，重则分别降级、革职、撤任。”“凡该船管带之属宫，游击以下守备以上人员，如违犯军令，由管带官随时秉公酌办。轻则记过、停资，重则禀请提督究办，分别降、革、撤任。”
但北洋大臣李鸿章却以“武夫难拘绳墨”为由，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放任态度。直到对日宣战前一日，他才急电丁汝昌，令“各船留火，官弁夜晚住船，不准回家”。
章程同样规定“倘有酗酒、聚赌不法等事，由管带官一面先行监禁，一面禀办。”但“定远”舰水兵在管带室（舰长办公室）门口聚众赌博，却无人过问；甚至提督也侧身其间：“琅君既去，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见海军提督正与巡兵团同坐斗竹牌也”。
《大清北洋海军章程》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袁昶曾上书朝廷：“闻从前英将琅威理在船教习，约束兵丁水手，管教严厉，技艺颇有可观。自琅去，而兵士、水手无所忌惮，船上一切器械锈糟，日甚一日。”
邓世昌和他的“义犬”的故事人人皆知：当“致远”舰被日舰“吉野”击中后，邓世昌落入海中，他的爱犬亦跳入海中搭救主人，被邓几次推开，最后双双沉入海中。故事虽然感人，但事却蹊跷——狗是怎么到军舰上来的？何况还是在炮火纷飞的战场。当然，遍查北洋海军章程，尚未发现有不准带狗登舰的规定。但是，如果堂堂的中军副将、致远快船管带（巡洋舰舰长）邓大人经常在舰上遛狗，而且上上下下都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其管理和纪律可想而知。
北洋海军“致远”舰
满清兵部所定《处分则例》规定，“官员宿娼者革职”，但一些水师官员视章程为儿戏。一次北洋舰队应邀到日本长崎访问，官兵上岸在妓馆闹事，引起事端。事后李鸿章不但不处理，还说“武人好淫，自古而然。只要彼等追求功名，自可就我绳尺。”如此，“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
《钦定兵部处分则例》
平时尚且如此，战时就更不用说了。在北洋舰队最为艰难的威海围困战后期，这支“精锐”部队几乎是军纪全面崩溃。“来远”、“威远”两舰被日军鱼雷艇夜袭击沉，“是夜来远管带邱宝仁、威远管带林颖启登岸逐声妓未归，擅弃职守，苟且偷生”；“靖远”舰在港内中炮沉没时，“管带叶祖圭已先离船在陆”；“北洋海军医务人员，以文官不属于提督，临战先逃”，“洋员院长，反而服务至最后，相形之下殊为可耻”。1895年2月7日，日舰总攻刘公岛。交战之中，北洋海军十艘鱼雷艇及两只小汽船在管带王平、蔡廷干率领下结伙逃循。结果“逃艇同时受我方各舰岸上之火炮，及日军舰炮之轰击，一艇跨触横档而碎，余沿汀西窜，日舰追之。或弃艇登岸，或随艇搁浅，为日军所掳”。一支完整无损的鱼雷艇支队，在战争中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就这样丢脸地毁灭了。
刘公岛旗顶山炮台旧址。该炮台原配置24厘米炮4门，由总兵张文宣指挥护军驻守。
更为严重的是，最后竟发展到集体投降甚至哗变的地步。“刘公岛兵士水手聚党噪出，鸣枪过市，声言向提督觅生路”；“水手弃舰上岸，陆兵则挤至岸边，或登舰船，求载之离岛”；“哨兵已不在岗位，弁卒多离营垒”；刘公岛炮台守将张文宣被兵士们拥来请降；“各管带踵至，相对泣”；众洋员皆请降。面对这样一个全军崩溃的局面，万般无奈的丁汝昌“乃令诸将候令，同时沉船，诸将不应，汝昌复议命诸舰突围出，亦不奉命。军士露刃挟汝昌，汝昌入舱仰药死”。只敢露刃向己、不敢露刃向敌，北洋水师的军风、军纪到这个地步，真是自毁长城，这样的军队不灭亡是没有道理的！
在黄海海战开战后，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给本国政府汇报时说：“中国军队虽然在数量上较日本有相当的优势，但训练方面尤其是管理方面远不及日本。无远见和缺乏军事知识的中国当局，将面临着海军舰队被彻底摧毁的危险。”事实证明这个英国人确有见地。亲历战斗全过程的洋员泰莱对这支舰队评论如下：“如大树然，虫蛀入根，观其外特一小孔耳，岂知腹已半腐”，可谓切中要害之语。
北洋水师的教训告诉我们，一支管理不严、纪律不整、作风不硬的军队，装备再好，也是打不了胜仗的。只有靠严密的组织、严格的训练、严谨的作风培养出来的军队，在关键时刻才能拿出顽强的整体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