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盛夏，徐向前随部队回到山西五台，阔别已久的故土。
刚踏入永安村外的小路，他远远望见一个熟悉身影，步伐蹒跚，背着沉重的口袋，正缓慢前行。
他立刻认出，那是父亲。
他快步上前，压低声音：“大大，我是象谦。”
老人抬头，盯着眼前这位军人，眉头微皱，上下打量，最终淡淡问：“老总，你找谁？”
多年离散，亲子重逢，可父亲也不再一眼认出自己的儿子。
那一刻，徐向前沉默了。
近乡情更怯对徐向前来说，家乡不是单纯的情感归属，更像是压在心头的使命原点。
他回乡的次数并不多，却从未将那片土地从心底剔除。
1901年11月8日，他出生于山西五台县东冶镇永安村。
村名因古时冶炼铜铁得来，村民多姓徐。
他是楼院徐家的第六个孩子，第二个男孩，属“谦”字辈，原名徐象谦。
这个孩子刚出生不久，家中顶梁柱便因经商失败撒手人寰。
家道中落，土地只剩十几亩。缺人耕作，靠佃户搭伙经营，收成惨淡，温饱难保。
母亲虔信佛理，勤劳本分，常接济孤寡。
父亲考中秀才，在乡村教书，严而不苛。即使穷到揭不开锅，仍咬牙供子女读书。
徐向前十岁入私塾，十二岁考入东冶沱阳高小，成为第一批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
少年徐向前没有读完私塾就步入社会。
他做过学徒，磨过面粉，晚上靠着煤油灯苦读。
1919年，他顺利考入山西省立国民师范。这所学校由阎锡山投资创办，实行免费教育与半军事化管理，目标明确：为军政系统培养“听话的人才”。
但学生不全如此。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年仅18岁的徐向前受其深刻影响，从此转向革命思想。
1920年，他和东冶镇的香蝉姑娘成婚，第二年得女松枝。但命运无情，妻子因病早逝。丧妻之痛未消，他仍坚守讲坛，先后任教于两所小学。
可受新思想熏陶的他，早已与学校的封建管理格格不入，屡次被解聘。
沉默只是一时，沉潜是为了奔突。
1924年，他报考黄埔军校并成功入选，成为第一期第一队学员，同时也是孙中山卫队的一员。
在这里，他接触了共产党员，加入青年军人学会，革命理想迅速成型。
1927年3月，国民党叛变在即，他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
革命是漂泊者的信仰。
自此十余年，他奔走各地，创建红四方面军，转战苏区，枪林弹雨中几无归乡的机会。
他第一次返乡，是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
在老乡帮助下，短暂停留了十余天，随即转道北京寻找组织。
不久后，党组织安排他前往鄂豫皖，继续开辟战场。
真正的回乡，要等到1937年。他以八路军129师副师长的身份，重踏故土。
1937年，是中国命运陡转的一年。
那年8月，洛川会议召开，徐向前出席并当选为军委委员。
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整编为八路军，徐向前被任命为第一二九师副师长。
抗战序幕已开，山河待守，将帅各归其位。
随后，中央决定推进与地方实力派的统一战线。
毛主席亲自安排，派周恩来、彭德怀出使山西，与阎锡山谈判，徐向前随行。
主席说：“你是山西人，和阎是同乡，好开口。”
命令之下，徐向前即刻启程。
从陕西入晋，在大同、岭口等地协助开展统战工作。
他离自己的家乡——五台县永安村，只剩不到半天路程。同行的彭雪枫几次劝他回去看看。
十二年未归，谁不动心？
但他没有回。他确实想过，想得甚至清楚得有些残酷。
他知道自己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挑水种地的穷家孩子，而今成了国民党眼里的“匪首”，成了共产党阵营的将领。
这十二年里，中国变了，山西变了，他自己也变了。
家中亲人安在与否，他完全无从得知。但再多牵挂，也比不过手上的工作要紧。
他没有回家，继续投入谈判。
阎锡山倒是记得这个昔日学生。
他对周恩来说得幽默：“让徐向前参与谈判是好事，但别让他来刨我墙角。”
会谈取得进展。
阎锡山最终同意成立“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并授权周恩来起草作战计划。
周与徐向前连夜制定，一夜脱稿。阎阅后不禁感叹：“共产党真有人才。”
谈判结束，代表团返回太原。
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再次劝徐向前回家看看。
周恩来开导他：“回家也是政治工作，五台是战略重地，你的回乡能为我们打开局面嘛。”
彭德怀更直接：“十几年没回家，连亲人一面都不见，这事让老百姓听见了，不好看。”
甚至特批六十块大洋，专门给他带回去孝敬老人。
这一次，徐向前终于决定放下工作回去看看。
“老总，你找谁？”1937年9月16日，距离中秋还有三天。
清晨六点，他从太原出发，中午抵达东冶镇。
先去朱门老丈人家拜访，然后再徒步前往永安村。
山路弯弯，他边走边和警卫员闲聊起童年旧事，从东冶的白菜讲到台山的蘑菇，从建安的大米谈到母亲做的饭菜，话里话外，都是故乡的味道。
正在途中，前方出现一位年迈的老人，背着口袋，步履艰难。
那背影，一眼就认出。徐向前停住了脚步，轻声叫了一句：“大大。”
老人回过头，盯着眼前这位穿军装的中年人，迟疑地问：“老总，你找谁？”
徐向前低下头，缓缓回答：“我是象谦。”
“象谦？”老人仿佛被电了一下，眼神猛然颤抖，泪水瞬间涌出。
警卫员赶忙上前，接过老人的口袋。徐向前握住父亲的手，急切问道：“娘还好吗？”
老人用袖子擦了擦眼角，低声说：“她头年就去了。”
话音一落，徐向前脸上的喜色顿时全无。
他呆住了，手微微发抖，脚步也沉了下去。
他自幼与母亲感情最深，父亲长期在外教书，日常多由母亲照料。
他还曾想，这次回乡，母亲见到他，肯定会烧香磕头，感谢菩萨保佑儿子无恙。
可惜，这场母子重逢，已永远失约。
他沉默了很久，心里翻涌起那句熟悉的老话——“军人，尽忠，难尽孝。”
这话，今日才懂得真正含义。
徐向前回到了家。门一推开，屋里屋外，一片惊愕。
姐姐、嫂嫂、妹妹、女儿，全都怔住了，像是从梦里惊醒，眼泪还没落下，笑已先至。
悲喜交加，一时间说不清是喜极而泣，还是哽咽成词。
消息很快传遍了村庄，乡亲们一传十，十传百，三步并作两步赶来。
亲戚、朋友、邻居、老同学，连外村的两位姑姑也没落下，顾不上鞋上带泥，顾不上路远山高，纷纷赶到徐家探望。
院子里人来人往，吵吵嚷嚷，上房、东屋、西厢全都挤满了人，炕上坐不下，门口站一圈，窗台也成了临时的“看台”。
徐向前一一寒暄问候，问谁是谁家的，答谁是谁的侄子、外甥、姑表亲。
熟人不少，陌生面孔更多，但一句“银存回来了”，就够了。
一位年迈的老太太在人群中硬是挤到了最前头，抬头一看，眼圈就红了。
她半真半假地问道：“银存，让我好好瞧瞧你。人家说你当了‘匪’，长了红头发、蓝眼睛、猪嘴巴，这是真的？”
一句话，引来哄堂大笑。徐向前也不恼，笑着说：“那你还敢来看我？不怕我把你吃了？”
满屋子的人，笑声更大了。有人开始喊他“将军”，也有人还叫他“银存”。他的身份变了，但乡音没变，乡情也没变。
坐在一边的松枝，是徐向前从未见过的女儿，怯生生地望着他，眼神既好奇又害羞。
他伸出手，她却立刻躲到妹妹身后，但又偷偷探出头来，生怕错过什么。
两位姑姑早就红了眼圈。一位拉着徐向前的手，上上下下打量半天，皱眉说：“你这穿得也太单了吧。秋都过了，你这身衣裳，能撑得住几场风？”
她顿了顿，眼圈又红了：“银存，娘不在了，姑姑得替她想。你别嫌我多事，我给你做条棉裤。”
徐向前看着她，心里一热。他轻轻一笑，说：“姑姑，怕你做不起呀。”
“哎哟，”姑姑眼一瞪，“我再穷，给你做条棉裤还是拿得出来的。”
徐向前摇头：“我现在是八路军。我们部队里，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都穿得和我一样。几万人，一个个都冻着呢。我不能光自己暖和。”
这番话，让院子里短暂安静。
众人这才意识到，共产党的将领，竟也是这样穿衣吃饭的，和国民党的“大官”不一样。
这事在村里传开了。
彭雪枫后来不止一次在会上提起，说：“大家要听听徐向前那几句话，想想共产党干部和老百姓之间，是不是一条心。”
夜渐深，人群慢慢散去。
家人围坐，终于安静下来。
聊的自然还是抗战——天下事，无人能置身其外。有人问：“日本人那么强，我们怎么办？”
徐向前斩钉截铁：“中国不会亡！老百姓不能怕，要团结起来。谁也救不了咱们，只有咱们自己。”
两个外甥也坐不住了。一个是大姐的儿子郭富安，一个是二姐的儿子赵希圣。
两人站出来，异口同声：“舅舅，带我们去当兵，打日本鬼子！”
徐向前笑了。
他没立刻答应，而是回头望了望姐姐们。
姐妹俩根本没等他多问，直接表态：“向前，你别犹豫，我们都商量过了。孩子跟你去，是正经事。你是当舅舅的，该管！”
听完这话，他点了头。
深夜了，人散了，屋内的灯还亮着。
他走进上房西屋，女儿举着灯，站在一旁。
屋里供着母亲的遗像，香火未灭。他站定，久久无言。
母亲临终前，念着他的名字，念到气息断尽。他却在千里之外，枪口未收。
这一晚，他一句话都没说。但所有人都知道，他已将心中的愧意，深深埋进了那片沉默中。
战争远未结束，时间不容久留。
三天后，徐向前再次启程，离开家乡，返回太原，投入日益紧张的抗战部署。
魂归故土，落叶归根1937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一项重要战略决策：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主力部队向正太路以南的太行山区展开，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抗战。
八路军进入战略展开阶段，主力部队将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打持久战。
徐向前作为第一二九师副师长，率七六九团南下，转战途中于10月27日再次抵达五台县永安村一带。
这天中午，他顺道回了一趟家。
他邀请了几位团级干部同行——陈锡联、汪乃贵、范朝利、丁先国，都是一二九师的骨干。
这些战友多是南方人，行军打仗中难得吃上一顿“正经饭”。
徐家虽为山村人家，实在拿不出什么丰盛菜肴，但招待客人的规矩不能少。
嫂嫂端出了家里最“上档次”的饭菜：莜面窝窝配羊肉山药。
这顿饭，从食材上看远不算“奢侈”，但对一群饿惯了的八路军干部来说，已是难得的盛宴。
几个南方人吃得十分痛快，却忽略了一个“地域性提示”：莜面虽香，却不宜多食，极易胀肚。
徐向前出言提醒：“别贪嘴，这东西吃多了不好受。”可惜提醒得太晚，大家全当是玩笑。
果然，一出村没多久，汪乃贵就开始捂着肚子叫苦。
徐向前忍不住打趣：“这和打仗一个理儿，看见敌人别光顾着眼馋。”
饭后刚告辞，父亲就坚持送他们出村。
一步三停，沉默不语。这次一别，不知下次何时才能再见。
徐向前劝他：“大大，回去吧，以后我还会回来看您。”
谁能料到，这句话，成为父亲此生听到儿子说的最后一句话。
战火很快席卷至此。日军占领五台，徐向前之父立即成为通缉重点。
乡亲们在紧急情况下将他妻子的灵柩草草下葬，又将年迈体弱的老人转移至山中一座偏僻庙宇，由族人徐献荣暗中照料。
嫂嫂与几个侄儿时常冒险送去米面，但毕竟条件艰苦。
不久，老人病重无医，寂然离世于那座无名古庙。
多年之后，这段往事被沉淀在历史深处，未有大张旗鼓的记述，但乡亲们记得，后人记得。
1990年9月21日凌晨，徐向前在北京病逝。
弥留之际，他留下三句话：
一， 不搞遗体告别；
二，不开追悼会；
三，把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和太行山。
这些地方，是他战斗过的地方，是流过他汗与血的土地。
尽管如此，徐向前的骨灰盒和遗像最终还是被安放在五台县烈士陵园。
他的一生，从这里开始，最终也落回这里。
“叶落归根”四字，在他的选择中得到了最朴素的回应。
他回到了他熟悉的那片山坡、那段黄土、那条走了无数次的回乡小路上。
这是一个真正的人民将领，最后的归宿。
参考资料：徐向前的山西情 孟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