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世人皆知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试验场成功爆炸，震惊了全世界。却鲜有人知，在大洋彼岸，一位特殊的老人在听到这个消息后，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就是曾经的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位昔日的对手，竟然对着美国记者说出了一句令人震撼的大实话。这句话不仅道出了他对新中国的由衷敬佩，更展现了一位政治家的远见卓识。那么，这位曾与中共交战的老对手，为何会说出这样一番话？他究竟说了什么？这背后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从敌对到认同：李宗仁的政治态度转变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李宗仁就敏锐地察觉到了国内形势的变化。当时，他担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驻守广西。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李宗仁提出了＂焦土抗战＂的主张，并率先将部队改编为＂中华民族国民抗日救国军＂。
在此期间，中共派出代表同李宗仁接触，就联合抗日事宜进行商讨。李宗仁态度开明，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抗日。1937年，他派出代表参加了庐山谈判，支持国共合作。这一决定为日后双方在战场上的配合奠定了基础。
1938年初，台儿庄战役打响。李宗仁指挥第五战区部队，与新四军第四支队密切配合。这是国共两党军队首次大规模协同作战。在这场战役中，双方默契配合，共同重创日军。这次胜利不仅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让李宗仁亲身体会到了共产党军队的战斗力。
抗战胜利后，国共关系急剧恶化。1947年，在蒋介石的压力下，李宗仁被迫参与了内战。但他始终保持着独立思考，并对国民党的腐败和专制持批评态度。1949年1月，李宗仁当选为中华民国代总统。在任期间，他多次尝试与中共谈判，寻求和平解决方案。
1949年4月，国民党在长江防线全面溃败。李宗仁看清了形势，没有盲目追随蒋介石撤往台湾，而是选择了赴美＂就医＂。在美国期间，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新中国的发展情况。土地改革的成功、工业化建设的推进、人民生活的改善，这些变化都让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有了新的认识。
1950年代初期，李宗仁开始通过香港的关系网与大陆方面建立联系。他派心腹向中共传达了自己对新中国的看法，表示愿意为促进祖国统一作出贡献。这一时期，他在美国的多次公开讲话中，都表达了对台湾问题的独特见解，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到了1956年，李宗仁更是开始积极筹划回国事宜。他多次通过秘书程思远与周恩来总理沟通，表达了自己对新中国的认同和回国的愿望。这种态度的转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中国的发展成就和感召力。
二、原子弹爆炸带来的震撼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罗布泊上空爆发出一道刺目的强光。这颗当量为2万吨TNT当量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使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掌握核武器技术的国家。这一消息迅速传遍全球，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
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当天就向总统约翰逊提交了一份紧急报告。美国国务卿腊斯克随即召开新闻发布会，宣称中国的核试验＂增加了世界的危险＂。英国《泰晤士报》发表社论，称这是＂亚洲力量格局的重大改变＂。而苏联的《真理报》则一反常态，对这次核试验只字未提。
在东南亚各国，这一消息引发了不同的反应。印度总理夏斯特里立即要求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应对措施。日本政府则发表声明，对中国进行核试验表示＂遗憾＂。但在东南亚华人社区中，这一消息却激起了普遍的自豪感。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华文报纸都以显著版面报道了这一历史性突破。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许多海外华人纷纷以各种方式表达对祖国的祝贺。在旧金山唐人街，华侨自发组织了庆祝活动。纽约的中国留学生更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内举行了学术研讨会，分析这次核试验的科技意义。
当时正在美国的李宗仁，通过《纽约时报》获悉了这一消息。作为一位军事家，他深知这意味着什么。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他一改往日的谨慎态度，主动谈起了对这次核试验的看法。他指出，这次成功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突破，更展现了中国的科技实力和工业基础。
与此同时，国际学术界也对中国的核试验进行了深入分析。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专题文章，详细探讨了中国是如何在短短十五年内完成这一跨越式发展。美国物理学会的专家们则对中国科学家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取得的成就表示钦佩。
这次核试验的成功，也让更多海外华人开始重新思考与祖国的关系。在李宗仁居住的纽约，就有不少华人知识分子前来拜访，讨论中国的发展前景。一些原本持观望态度的海外华人专家，也开始考虑回国服务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核试验成功后不久，李宗仁收到了来自香港的一封信，这封信来自他的老朋友，详细描述了国内各界对这次核试验的反应。这些来自祖国的消息，进一步坚定了李宗仁对新中国发展道路的信心。
三、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
1956年初，一封经由香港转递的信件秘密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这封信的内容出人意料——李宗仁通过老友、香港知名实业家邵仁良传达了与新中国接触的意愿。这是李宗仁首次正式向中共中央表达沟通的意向。
周恩来对此高度重视，立即指示相关部门研究对策。考虑到李宗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以及对统战工作的重要意义，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亲自主持此事。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注意，双方约定通过香港渠道进行秘密联系。
然而，这一消息还是传到了美国政府耳中。1957年春，美国国务院派人找到李宗仁，含蓄地表达了他们的关切。美方认为，作为在美＂避难＂的前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不应与＂共产政权＂有任何往来。随后，美国联邦调查局还对李宗仁的活动进行了秘密监视。
面对美方压力，李宗仁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方式。他委托在香港的老友邵仁良担任联络人，继续与北京方面保持着断断续续的沟通。邵仁良为此多次往返于香港和广州之间，与中共广东省委的统战部门进行接触。
1958年夏天，一个意外的插曲打断了双方的联系。台湾当局通过在香港的情报网获悉了李宗仁与大陆方面接触的信息，立即向美国政府施压。美方随即加强了对李宗仁的监控，甚至一度限制了他的出行自由。
但李宗仁并未就此放弃。他通过在美国的华人学者网络，继续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动态。1960年，他委托信任的秘书程思远以探亲名义访问香港，实则是为了重新建立与大陆方面的联系渠道。程思远在香港期间，多次与中共派驻香港的统战工作人员会面，传达了李宗仁的想法。
1962年，一个新的转机出现了。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因病需要治疗，这为双方提供了一个自然的接触机会。通过香港的医疗渠道，郭德洁与广州的医疗专家建立了联系。这种表面上的医疗往来，实际上成为了李宗仁与大陆方面联系的新渠道。
与此同时，在香港，一个由商界、文化界人士组成的秘密联络网也在悄然形成。这个网络的核心成员包括邵仁良、作家司马长风等人，他们为李宗仁与大陆方面的沟通提供了重要支持。通过这个网络，李宗仁不仅能及时了解国内情况，还能将自己的想法准确传达给北京方面。
到1964年，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传来时，这个联络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香港方面立即将国内各界的反应和具体细节传递给了李宗仁，这些信息让他对新中国的发展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四、震撼世界的一席话
1964年10月17日，《纽约时报》记者沃尔特·威廉姆斯来到纽约上东区李宗仁的寓所，原本只是例行采访。当谈到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时，李宗仁突然说出了一段令在场所有人震惊的话：＂这证明了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掌握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不仅仅是一颗原子弹的问题，而是展现了整个民族的创造力。我为身为中国人而感到自豪。＂
这番话第二天就出现在《纽约时报》的头版，在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立即表示，这只是李宗仁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台湾当局更是通过驻美机构发表声明，称李宗仁的言论＂令人遗憾＂。
然而，李宗仁并未因此收敛。在随后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他进一步指出：＂任何试图阻挡中国发展的力量都将失败。这颗原子弹的意义不在于它的破坏力，而在于它证明了中国已经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科研能力。＂
这些言论很快传到了香港，引起了当地华人社会的广泛讨论。《华侨日报》整版转载了李宗仁的讲话，并配发评论文章。一时间，李宗仁成为海外华人圈子里热议的焦点。
美国政府对李宗仁的表现极为不满。国务院亚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写道：＂李宗仁的言论对我们的亚洲政策造成了负面影响，必须采取措施限制其发声。＂随后，美国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对李宗仁施压。
但李宗仁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在1964年11月的一次华人社团聚会上，他再次强调：＂中国的进步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这次核试验成功，说明中国已经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这些言论通过各种渠道传回中国大陆。周恩来在看到相关报道后，立即指示有关部门密切关注李宗仁的动向。同时，通过香港的统战渠道，向李宗仁传达了积极的信号。
1964年底，李宗仁在纽约举行了一次小型记者会。面对美国记者的质疑，他说出了更加大胆的话：＂新中国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不承认这一点，就是在自欺欺人。作为一个经历过旧中国的人，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今天的中国已经完全不同了。＂
这次记者会的内容虽然没有在美国主流媒体上刊登，但通过华文报纸传遍了海外华人社会。一时间，支持李宗仁观点的声音在海外华人中不断增加。许多原本持观望态度的华人知识分子，也开始重新思考对新中国的认识。
五、归国之路的曲折与坚定
1965年初，一封来自北京的信件通过香港转递到了李宗仁手中。这封信详细说明了中央对他回国后的安排，包括居住地点、生活待遇等具体事项。然而，美国政府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阻挠李宗仁回国。
美国国务院首先派出高级官员，以＂关心＂的名义劝说李宗仁留在美国。随后，联邦调查局加强了对李宗仁住所的监视。他的电话被监听，信件被检查，甚至连日常外出都受到限制。美方还通过各种渠道向李宗仁暗示，如果他选择回国，将面临＂不利后果＂。
面对这种局面，李宗仁采取了迂回策略。他对外宣称要去欧洲进行医疗考察，实际上是为回国做准备。1965年3月，李宗仁先后拜访了瑞士、法国的几家医院，同时秘密与中国驻外使馆建立了联系。
在巴黎期间，李宗仁通过中国驻法大使馆，详细了解了回国的具体路线。考虑到美方可能的干扰，决定采取分段行程的方式。首先从巴黎飞往日内瓦，然后转道瑞士苏黎世，最后经由香港返回大陆。
1965年夏天，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以治病为由，先期从美国赴港。她在香港期间，与大陆方面的联络人多次会面，协调回国的最后细节。同时，香港的进步人士也在暗中提供各种协助，为李宗仁回国做准备。
9月初，一个意外的插曲差点打乱了原定计划。台湾当局通过其在香港的情报网，获悉了李宗仁准备回国的消息，立即向美国施压。美国驻港总领事馆随即对李宗仁可能使用的各个出入境渠道进行了严密监控。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中方临时调整了接应方案。原计划由香港方面直接安排李宗仁入境，改为让他先飞往澳门，再由澳门转道广州。这一变动虽然增加了行程的复杂性，但大大降低了被干扰的风险。
1965年12月，李宗仁终于从欧洲抵达澳门。当地的中资机构立即启动了早已准备好的接待预案。经过周密安排，李宗仁顺利抵达广州，受到广东省领导的热情接待。几天后，他乘专列北上，在北京站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迎接。
在这场持续近一年的归国行动中，香港和澳门的华人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多位知名人士，包括邵仁良、霍英东等，都在不同环节提供了关键帮助。他们或是提供情报，或是安排住所，或是协调交通，共同促成了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实现。
而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李宗仁的一些老朋友纷纷为他的选择叫好。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将祝福传递给这位在美国生活了十五年的老人。一些美国进步人士也公开支持李宗仁的决定，认为这反映了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