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早年接受过伪满洲国教育的人后来回忆道：

伪满洲国时期，殖民者特别设立了两个罪名。

一个是经济罪，即中国人吃大米就犯经济罪，大米只能留给日本那些“高等民族”的人吃;

另一项就是思想犯，顾名思义，倘若你反日或流露不满，那么你就是犯罪。

而且伪满洲国通过各种惯习性、纪念性和身体性的仪式操练，系统地驯化国民的行为方式。

这些仪式和实践不仅规范了学生的日常行为，还在心理上强化了他们对日本和伪满洲国的忠诚和认同。

这种驯化过程通过高频度的重复和严格的规范，形成了深刻的惯习记忆，使学生在行为和心理上都逐渐适应并接受伪满洲国的统治和价值观。

洗脑教育

伪满洲国的统治期间，日本侵略者通过一系列手段对个体记忆进行操控，以实现对国民的洗脑教育。

这样的教育不仅是为了当前的驯化，更是为了长远的控制，确保其侵略的合理性和永久性。

为了打击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并美化日本的侵略，伪满洲国政府通过各种手段来削弱原本的社会记忆框架。

抹除民众记忆中包含的中华文化和历史，以及自身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和对亡国奴生活的悲惨记忆。

伪满洲国通过权力渗透，抹杀超出官方记忆框架的个体记忆，包括直接的武力威慑和限制个体记忆表达，防止这些记忆的传递。

所以在伪满洲国时期，经济罪和思想罪成为常见的指控。

经济罪指的是中国人吃大米就犯了罪，因为大米是留给日本“高等民族”的；

思想罪则是任何表达反日情绪的言论都会被冠上罪名。

这导致许多人因为口吐不满言语被捕，投入监狱或宪兵队，甚至丧命。

对日本侵略者的批评，阅读传递激进书籍如《论持久战》，都会被抓捕，受到拷打，甚至被杀害。

教育工作者和学生消失的事情屡见不鲜，很多人在狱中过世或终身残疾。

这些人因为坚持个体记忆而遭到迫害，导致社会人人自危，小心谨慎。

在教育体系中，政府则从教学内容和教师控制两个方面入手，严格筛选教育内容，限制其他知识和思想的传播。

学校的课程安排通常包括国语、国民道德、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英语、音乐、图画、体育和军训等。

在这些课程中，日语和满语被列为国语，成为最受重视的课程。

教材内容中充斥着日本历代天皇、将相武士以及法西斯军人的传记，灌输英雄造时势和做统治阶级驯服工具的思想。

例如，小学语文书的内容多次提到“满洲国”的建立、与日本的友好关系等，而历史课则主要讲“满洲史”和日本史，刻意忽略和扭曲中国历史，宣扬日本的优秀和“满洲国”在日本保护下的合理性。

地理课则详细讲解“满洲国”和日本的地理，强调日本的强大。

教师作为个体记忆的表达者和知识的传递者，对学生影响巨大。

因此，伪满洲国对教师队伍的控制非常严格，包括思想上的考核和日常生活的监视。

日本侵略者通过考核教师的思想，强迫他们提交感想文，从中掌握其思想状况。

监视则更加直接，有特务在学校进行监视，也有日本教师和学生监视中国教师的教学活动，确保教师只能传授符合官方记忆框架的内容。

学校的实际掌权者往往是日本人，他们通过控制学校的权力，掌握教育方针。

教师们在强力的监视下，话语权受到严格限制，无论其是否接受官方的记忆框架，都只能按照官方的要求进行教学。

伪满洲国通过对教师的严密监视和思想控制，确保了教育内容的统一性和权威性，使得学生在教育过程中被灌输亲日倾向和对侵略合理性的认同。

这种对教育的严密控制，不仅影响了当时一代人的记忆和行为，也为侵略者的统治奠定了长期基础。

感官驯化

在伪满洲国的统治下，国民的行为方式受到了极为严格的驯化，这种驯化不仅仅停留在表面，而是通过教育、感官体验和仪式操练等多种方式深入到个体的内心，逐步内化为国民的行为规范与价值观。

教师授课是伪满洲国政府传递政治意图和建构官方记忆的重要手段。

在学校教育中，教师的讲授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政治教育的直接途径。

由于学生特别是小学生尚未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他们很容易模仿和接受教师传授的内容。

因此，伪满洲国政府通过教师授课，将其官方记忆框架直接展示给学生。

历史课上教师不但教授历史知识，更通过讲述美国青年男女的负面故事来毒害学生思想，以此制造对美国的负面印象。

在国语课和满语课上，通过宣扬日本历代天皇和法西斯军人的“丰功伟绩”，培养学生对日本的“英雄主义”崇拜。

此外，地理课上也通过夸大日本的地理优势，培养学生对日本的向往与认同。

“国民道德课”更是明显的政治教育课程，其内容包括美化日本侵略、宣扬日满亲善和一德一心等。

这种课程的存在，旨在使学生从思想上认同伪满洲国，忘却日本的侵略行为，培养亲日情感。

讲授终究是被动的接受，而直接的感官体验更为生动和具体。

在奴化教育中，伪满洲国政府十分注重学生的感官体验，并通过积极和消极两种方式来驯化学生。

游学参观是让学生直接体验日本强盛的主要方式。

许多高年级学生都有过游学参观的经历，目的在于让学生亲眼见识日本的先进和强盛，以此培养他们对日本的崇拜感。

通过参观和在日本的生活，学生们能够深刻感受到日本的“美好”生活，从而增强他们对日本的向往和认同。

训练学生服从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恐怖体验。

许多学生亲眼目睹了日本兵铡人的恐怖场面，这种血腥的体验在学生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们对日本兵的恐惧深植于心。

通过这种直接的恐怖体验，学生们变得更加顺从，服从日本统治的意识逐渐内化。

为了纪念日本在战争中的牺牲者，伪满洲国举办各种纪念性仪式。

这些仪式明确指涉历史人物或事件，通过庄严的仪式活动，强化学生对日本的崇敬和感恩之情。

每年的“建国日”庆祝活动，通过盛大的仪式和庆祝活动，让学生深刻体会到伪满洲国“伟大”的历史意义，殖民者希望从而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

所以与时事和战事相关的庆祝仪式，也是伪满洲国驯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仪式通过欢庆的形式，培养学生对伪满洲国和日本的热爱和忠诚。

通过热闹的游行和庆典，让学生在欢乐中感受到日本军队的“强大”和“正义”，从而更加坚定他们对日本的信仰。

仪式教育：从日常到习惯的教育

早会是伪满洲国学校中最具代表性的惯习性仪式。

每天早晨，学生都会集合在操场，进行一系列固定的仪式。

这种高频率的重复使得早会成为学生记忆中的深刻印象，并在其日常行为中形成惯性。

早会通常包括队列集合和最敬礼（九十度鞠躬），这些仪式形式不仅增强了活动的庄重感和神圣性，旨在培养了学生的顺从行为。

通过鞠躬礼，学生在行为上表现出顺从，而这种行为上的一致性在多次的仪式操练中，逐渐转化为心理上的认同和尊崇。

此外，早会中还包括升旗和唱国歌，这些环节象征着国家的权威，培养了学生对伪满洲国的认同感。

早会的内容根据殖民者的意图也要反映了伪满洲国的“完美性”和日满关系的“亲密性”。

通过国歌的歌词，描绘出一个“无苦无忧”的理想国度，试图在学生心中树立伪满洲国的美好形象。

1942年后，随着伪满洲国皇帝访问日本，早会的内容发生了变化，更加强调日本及其信仰的崇高地位，强化了学生对日本的依赖和认同。

除了早会外，各学校还有其他丰富的仪式。

就餐前的默祷和诵经，餐后的感恩仪式，以及晚间的反省活动，这些仪式都旨在通过固定的行为操练，培养学生对日本的崇敬和忠诚。

在日本军队攻占城市后，学校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庆祝，通过这种强制性参与的方式，分享胜利的喜悦，强化亲日思想。

这种庆祝活动通过大规模的群体参与，产生了一种从众心理，使学生们认为大部分人已经接受并认可了日本和伪满洲国的统治，从而减少反抗心理。

学生在参与这些仪式时，一些人逐渐成为日本战争胜利的代言人，增强了其对伪满洲国和日本的归属感。

同时礼仪规范和勤劳奉仕也成为伪满洲国学校教育中对身体实践的主要要求。

礼仪规范强调上下级之间的严格等级制，通过敬礼等行为，培养学生对上级的绝对尊敬。

任何不尊敬的行为都会受到惩罚，这种惩罚强化了学生对礼仪规范的遵守，从而形成习惯记忆。

勤劳奉仕是伪满洲国当局推行的一项强制劳役运动。

学生必须参加各种劳动活动，这些劳动不仅培养了学生的劳动技能，更重要的是通过身体实践增强了学生的参与感和归属感。

学生在劳动中体验到自己与“大东亚圣战”的联系，逐渐认同伪满洲国所灌输的国家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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