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到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可惜三个人分在三起……志兰，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

这是左权给妻子刘志兰写下的最后一封家书，他们终究没能再相聚。

三天后，日军突袭八路军前敌指挥部，负责断后的左权不幸被炮弹击中，以身殉国，年仅37岁。

左权牺牲的消息传到延安后，刘志兰悲痛万分，他们才结婚3年，女儿太北也就2岁大，便这么一个失去了爱人，另一个失去了父亲，怎能不让人心碎？

直到6年后，刘志兰才从这段伤情中逐渐走了出来，并和左权生前的秘书陈守忠缔结了新的婚姻。

但在刘志兰的心中，左权始终是她曾经念念不忘的革命伴侣，即使斯人已逝，她对他的感情还是数十年如一日的亲厚，晚年仍在为他恢复名誉而东奔西走。

那么刘志兰是如何与左权走到一起的呢？她在改嫁之后，又和女儿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情定太行山

刘志兰出生于1917年的北京，家里有7个姐妹，孩子一多，家庭资源的分配也就有了倾斜，何况在她小时候，父亲就溘然长逝，离她远去了。

所幸刘家家底不薄，不说大富大贵，至少不用担心温饱问题，刘志兰更是从小就被送到学校读书，不仅接触到了新思想，还养成了一派知书达理、才思敏捷的性子。

长大后的刘志兰，考进了北平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和浦安修既是同学，又是至交好友。两人惺惺相惜，志趣相投，就连结婚都找的的革命领袖，属实是一辈子的姐妹了。

1935年，日军不断在华北制造事端，企图扩大侵略脚步，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竟然对此视若无睹，甚至还授意何应钦跟日本签订了“何梅协定”与“秦土协定”，把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日本。

消息传来后，举国哗然，无数爱国人士、进步分子大声斥责蒋介石卖国求荣，毫无廉耻之心。

更令人没想到的是，不久后日军蹬鼻子上脸，又策划出了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企图全面掌控华北区域。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日军的魔爪越伸越远，已然激起了北平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慨，12月9日，广大爱国学生燃起了一阵抗日热潮，数所高校更是高举标语，进行抗日宣传。

其中正在北师大女附中读书的刘志兰，也是一二·九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因为表现出色，她还被选为了“民先”队长，一时间声名鹊起，就连朱德都称赞她是“女同志中的佼佼者”，

一二·九运动之后，我党认为刘志兰是一个可以培养、发展的对象，于是主动向她扔出了橄榄枝，派人和她接触，传递一些革命思想和红色理论。

1937年，刘志兰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正值全面抗战爆发时期，经过思想洗礼的刘志兰，当即和浦安修等心怀革命的进步青年，一起奔赴了革命圣地——延安。

在去延安之前，革命在她的心中还只是一句口号，但等她真正到达延安后，却被那里的艰苦条件、乐观精神所打动。

延安这里，只有上下一心、为抗日和革命拼搏奋斗的同志们，刘志兰被这种苦中作乐的精神触动到了，也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尽管生活过得有点苦，但刘志兰还是很快就适应了下来，她在干部培训学校完成学业后，就被分配到了北方局妇委工作，并担任陕北公学校教导员。

彼时的刘志兰，因为生得漂亮，又写得一手好字，还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妥妥就是一个学历高、知识广的高材生，立马就在一众女同志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大家公认的“延安四美”之一。

1939年，刘志兰来到太行山做宣传，上台演讲的她意气风发、侃侃而谈，不管是口才还是气质，都显得极其潇洒利落，给人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就连朱德与康克清都注意起了这位年轻姑娘。

或许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基因，总爱给年轻人说媒，看到如此英姿飒爽的刘志兰，朱德立马想起了自己的好战友——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左权。

1923年，18岁的左权投笔从戎，告别家乡父老，头也不回的奔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随后考进了黄埔军校，2年后，他在陈庚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可谓资历深厚。

在这之后，左权就开始步入军事生涯，并先后去了莫斯科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是当时八路军里学历最高的将领。

这么多年来，左权南征北战，一心都扑在了革命上，立下战功的同时，也耽误了自己的终身大事，年过30都没有一个对象，朱德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中。

故而在看到刘志兰时，他才眼睛一亮，生出了撮合这俩人的心思。

说干就干的朱老总，转头就安排了这两人见面，本以为还要费一番功夫才能让他们彼此看对眼，谁知左权竟对刘志兰一见钟情。

彼时刘志兰才22岁，年轻漂亮，又是从北京来的，见多识广，知识渊博，和左权很是投契，两个人聊天总能说到一起，全然不会出现无话可说的场面。

爱情这种事，只要有了好感，双方之间又兴趣相投，自然能水到渠成的谈下去，刘志兰和左权便是如此。

在刘志兰看来，左权既有能力又有文化，是一个十足的文武全才，并且胸有大志，很有责任感，还和自己有着共同的理想追求，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伴侣人选。

于是她很快确定了自己的心意，和左权顺势走到了一起。

1939年4月16日，左权与刘志兰在山西省五台县潞城北村结婚，一年后两人的爱情结晶出生了，他为其取名为“太北”，意为纪念女儿出生在太行山以北的抗日前线上。

然而三口之家的幸福生活并未持续太久，百团大战就先打响了号角。

短暂相守，遗憾分离

左权34岁时才结婚，对于这段婚姻他极为珍惜，而对刘志兰来说，自小就缺少父爱的她，和左权结婚后，他已不再是单纯的爱人身份，更是她的精神导师、稳重战友。

但她没想到的是，婚后生活还没甜蜜多长时间，最先迎来的就是无穷无尽的分别。

作为八路军中的高级将领，左权经常忙于工作，和刘志兰聚少离多，加上她本人有时候也需要做一些宣传，这就导致两人平常连见一面都是奢望。

好在两人感情融洽，左权虽然忙碌，但只要一有时间，他总是要回来看望妻子和女儿的。

百团大战前夕，因为要配合彭德怀处理战前的部署工作，所以左权几乎很少有空回家，但他还是不放心刘志兰母女俩，硬是挤出了时间去看望妻女。

当时刘志兰一边要照顾出生不久的孩子，一边又牵挂着久不归家的丈夫，心情的烦躁可想而知，于是当她看到左权时，不免抱怨了两句，整个人那叫一个委屈。

左权自知理亏，也遗憾不能陪在爱人身边，但先有国才有家，为了更多的小家能平稳生活，他注定要牺牲自己的小家。

看见妻子委屈，左权只好温声细语地进行安慰，还立马给女儿换起了尿布，随后又给孩子喂米汤，做完这些还不忘把剩下的家务都包揽了，主打一个眼里有活。

刘志兰也不是个作精，她明白丈夫的责任，也看出了丈夫的憔悴，那些委屈和不满自然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百团大战胜利后，日军进行疯狂反扑，太行山的局势反而陷入了危机。

出于安全考虑，他把妻女都送到了延安，分别前他们一家人拍了一张全家福，殊不知这竟是他们最后的合照。

此后在百忙之中，他也时常给刘志兰写信，还把每个月仅有的5月津贴，全攒下来托人带给了妻子。

除此之外，左权还托人给女儿买花布、做衣服、织毛衣，对自己未能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职责，疏于陪伴一事，他总是常怀歉疚的。

那些无法见面的日子里，左权都是靠着一封封家书传递思念，正所谓纸短情长，悠悠一封信，又如何能承担得住他深切的想念和忧心呢？

“可惜三个人分在三起……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可惜的是，在这封充满思念的家书之后，等待刘志兰的不是重逢，而是死别。

1942年5月25日，为了掩护战友撤退，左权被日军炮弹击中，壮烈牺牲，成为了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牺牲级别最高的将领。

刘志兰闻此噩耗有多悲痛自不必说，但在长久的伤痛中，她还是顽强的走了出来，并写了一篇常常的悼文。

不仅怀念丈夫，更是继承了左权的遗志，坚定了革命信念。

对于革命，我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也贡献了我的丈夫。你所留给我最深切的是你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崇高的牺牲精神，和你全部的不可泯灭的深爱……我将努力将二者紧密的结合起来，学习你，继续你的遗志奋斗。

愤恨填膺，血泪合流，我不仅为你流尽伤心的泪，也将为你流尽复仇的血，你永远活在我的心里，在今后悠长的岁月中，想到你将是我最大的安慰。

斯人已逝，活着的人总还要继续生活，彼时才25岁的刘志兰，带着浓重的哀伤，选择和女儿远离丈夫生前的工作地点，避免触景伤情。

直到6年后，她才终于彻底走出了这段生离死别，重新开始了下一段婚姻，在组织的鼓励下，和左权生前的秘书陈守忠走到了一起。

即使有了新的爱人，但刘志兰仍然坚持赡养左权的父母，陈守忠对此也十分支持，夫妻两人一起将左权的父母当成自己的亲人照顾，陈守忠更是把左太北视作亲生孩子，呵护备至。

新中国成立后，刘志兰和陈守忠在包头工作多年，1960年，陈守忠被调到山西，刘志兰也一起到了太原，担任山西农工部副部长，夫妻俩也算并肩同行了。

不过在刘志兰的心中，始终牵挂着一桩往事，并为此念念不忘。

1932年，左权被挂上了“托派”的帽子，由此受到了留党察看处分，直到牺牲前，这顶帽子都没能摘下来，伴随着他的一生，这让刘志兰心绪难平，哪怕是她再嫁了，也依然无法释怀的存在。

1979年，党中央开始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行动，刘志兰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便写信给中央组织部进行申诉，希望能给左权一个清白。

随后组织给她的答复是：

当年左权牺牲时，中央以及所有领导人都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已经是平反了。

刘志兰对这种模棱两可的回复并不认同，于是到了1982年，她又写了一封信，表示希望取消掉左权留党察看的处分，予以平反。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一次刘志兰终于如愿以偿，党中央不仅出具了相关文件，撤销处分，还对左权一事予以平反。

时隔50年，左权真正得到了所有的清白，再无一丝疑虑，刘志兰对他，也算得上深情厚谊，终生不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