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的音乐人好像都喜欢往舞厅跑，尤其是香港仙乐斯舞厅的台子上总能看到从上海逃难来的老乐手，他们一边喝着威士忌一边用手风琴混搭着粤语小调，搞出来的歌曲总让人觉得特别新鲜。

我记得那个时候陈歌辛老先生总是坐在舞厅角落里面，他一边听着古巴曼波乐队演出一边在餐巾纸上写谱子，后来那首《春风吻上我的脸》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完成，当时舞厅里的菲律宾乐手还给他提了不少建议。

他们那群从上海跑出来的音乐人其实挺有意思，白天在邵氏片场给电影配乐晚上就跑去夜总会演出，葛兰有次录音的时候还穿着旗袍坐在钢琴上面，那个意大利作曲家维托马穆利看她这样可把眼睛都看直了。

说起来香港那会的音乐圈子还真是乱糟糟的一片，潘迪华唱歌的时候总喜欢把欧洲歌曲跟粤语小调混在一起唱，有时候一首歌里面能蹦出来三四种语言，但是听起来反而特别带劲。

在台北的深夜电台里经常能听到周蓝萍弹着吉他唱歌，他把恒春那边的民谣《思想起》改编成了波萨诺瓦的节奏，后来这首《绿岛小夜曲》成了很多人的心头好。

文夏那会儿特别喜欢背着吉他到处走，从台北一直走到高雄，路上碰到什么人就跟人家聊天唱歌，他把日本演歌的那种颤音学得特别像，唱《黄昏的故乡》的时候总是让人特别想哭。

其实那个年代台湾的音乐人都活得挺艰难，很多歌都被当局说成是靡靡之音给禁掉了，但是地下电台和盗版唱片店反而越开越多，搞得警察都抓不过来。

有时候半夜三更的时候还能听到电台里在放一些从香港带过来的唱片，那些歌虽然听不太懂歌词但是节奏特别带劲，后来才知道那些都是从欧美那边传过来的摇滚乐。

郭兰英是从歌剧《白毛女》里面走出来的，她唱歌的时候总喜欢加入一些晋剧的腔调，《我的祖国》那首歌就是这么来的，结果这种唱法反而成了一种新的民族声乐美学。

王洛宾当年在青海湖边上收集民歌的时候，遇到一个维吾尔族姑娘唱了一首《达坂城的姑娘》，他把这首歌记下来之后又加了一些自己的想法，搞出来的效果特别有意思。

那时候大陆这边的音乐圈子也挺有趣，虽然表面上都是革命歌曲，但是音乐人私底下还是会偷偷地在编曲里面加入一些传统的东西，就像是在做什么地下工作似的。

李厚襄从上海跑到香港之后，总是会在配乐的时候偷偷用一些三十年代的老旋律，他说这样可以让音乐听起来更有层次感，但是其实更像是在怀念过去的日子。

周蓝萍去香港参与《梁山伯与祝英台》配乐的时候，悄悄地把一些歌仔戏的调子放进去，搞得黄梅调电影的音乐听起来特别新鲜，但是又说不出来哪里不一样。

在这些音乐背后其实还藏着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比如说有些录音师会偷偷地把一些被禁掉的歌曲复制下来，然后通过各种渠道传到其他地方去，这些歌后来成了很多人珍藏的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