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家庙遗址的后院里，有一棵来自日本的珍稀古树，华中木兰。这是1892年李鸿章夫人赵小莲去世时，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赠送给李鸿章的。当时，伊藤博文赠送了四棵华中木兰，由李鸿章儿子、当时的驻日公使李经方带回国。

这四棵华中木兰，两棵栽种在大兴集的赵小莲坟前，但没能存活下来，剩下的两棵栽种在李氏家庙中，有一棵已经枯死，剩下的这棵被当地人称作“望春树”。

这棵“望春树”，不仅映照着百年的沧桑历史，也是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几十年交锋博弈的沉重见证。

李鸿章比伊藤博文大18岁。两人初次见面是在1885年签署中日《天津会议专条》，伊藤博文当时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字辈，李鸿章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哪里知道，仅仅十年时间，中日两国就拉开了巨大差距，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谈判桌前的地位就发生了大逆转。

甲午海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廷惨败，导致这个结果的因素很多，比如说，日本的皇后能把胭脂钱省下来买军舰，而大清的慈禧老佛爷却拿着买军舰的钱去做寿、修颐和园；中国的光绪皇帝也想励精图治，但他处处受到掣肘，而且对洋务领袖李鸿章始终将信将疑，而日本的明治天皇则对伊藤博文相当信任，君臣之间没有隔阂，更没有猜忌，只有同心同德。

正因为如此，有人评论说，在中日竞争的最关键十年，李鸿章遭遇了最坏的时代，而伊藤博文则拥抱了最好的时代。

甲午开战后，李鸿章因为战事连连失利，其实在1894年11月就被清廷革职了，但日本大获全胜后，伊藤博文却点名要李鸿章前往谈判。

这里面有英雄相惜的意味，但更多的则是羞辱。

1895年3月14日，李鸿章带着李经方、伍廷芳等人从天津出发，五天后抵达日本马关。在当年的议和地点春帆楼，至今还能看到李鸿章的谈判座椅比日本人矮半截，座椅旁边放置着一个痰盂。

日本人在许多地方阴坏异常，矮半截椅子的羞辱意味很明显，旁边放的那个痰盂也很恶心，表面上是为了照顾李鸿章，实际是上在嘲笑清廷以及清廷的全权大臣，已经老朽了。

此次到马关乞和，李鸿章和伊藤博文谈了七次，这是李鸿章一生的奇耻大辱，也是后世应该铭记的最为沉重的历史时刻。

都说落后要挨打！

这中间到底有多屈辱，许多人的历史感知其实非常的肤浅，没有切身感受，切肤之耻。

从这个角度讲，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留下的议和谈话录，我们都应该看一看，身临其境地感受一下。

刚开始和谈的时候，李鸿章一再强调中国没钱赔款，望日方至少减少五千万两，但是伊藤博文非常傲慢强势，一厘不让，李鸿章软磨硬泡无效，最后只好拿出证据说话。

李鸿章说：五千万不能让，那两千万总可以吧？我手里有份新报，上面写的很明确，这次战事贵国全部军费，只用了八千万。

伊藤博文听了，轻藐地说：这种新闻不足信，全是与国家作对，万不可听。

说完，伊藤博文很不耐烦地又训斥了李鸿章一句：议和谈判不是市井买卖，你这样讨价还价，太掉价了，简直不成体统。

清廷本来希望李鸿章以个人交情求伊藤博文能让让步，但在谈判桌前，伊藤博文非但丝毫不让步，相反还要一再羞辱李鸿章，说什么这是“战后之约”，言下之意，战败国只能乖乖任人宰割，除此之外，不可能再有任何待遇。

这就是国际政治的残酷现实，当你落后挨打时，越谈交情，越受辱！谈判桌前，失败者除了不停地割肉，没有任何筹码。

在当时，李鸿章遭受的屈辱伤痛，还不仅仅只是精神上的。

3月24日，第三轮谈判结束后，李鸿章在返回驿馆的途中，突然遭到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的枪击。坐在轿中的李鸿章左颊中弹，血染官袍，当场昏死过去。

当七十二岁的李鸿章苏醒过来后，看到血迹斑斑的官服，他长叹一声，悲壮地说了一句：“此血可以报国矣。”

日本浪人打的这一枪，子弹射在李鸿章左眼下方，入骨两寸多，难以取出。1896年李鸿章出访欧美，在德国特意照了一次X光，左眼下方的那颗子弹纤毫毕现，因为镶嵌太深，位置不好，当时连德国最有名的医生也不敢贸然为李鸿章手术。

这颗沾染着“爱国”鲜血，却无法取出，一变天就要引发疼痛的子弹，就像一个永远无法洗刷，永远无法抹去的屈辱符号，一直在提醒、压迫着李鸿章。

因为这颗子弹，从某种意义上讲，李鸿章从此再没有仰首的资格。

民间有一种说法，因为李鸿章挨了这一枪，后来省了一万万两白银的赔款。

事实并非如此。

当时日本之所以最终同意将三万万两要价降到二万万两，那是因为清廷的密电码一直死板地按照《康熙字典》的部首编制，被日本人破译了。日本人从破译的密电中得知，清廷最大限度只能拿出二万万两。

李鸿章遇刺受伤后，没有回国，最后头裹纱布完成了谈判。

4月15日最后一次谈判时，李鸿章做了最后的争取：无论如何，总请让数千万，不必如此口紧。

伊藤博文态度强硬地表示：一分都不能让。

李鸿章有些愤怒了，质问道：又是赔钱，又要割地，双管齐下，出手太狠，你叫我如何交代？

伊藤博文还是那句话：这是战后之约，没有商量。

李鸿章痛苦地说：讲和就是彼此相让。你办事太狠，才干太大！

伊藤博文还是那句话：这是战后之约。完了还要讽刺一句，论才干，我哪能与中堂比较。

李鸿章最后央求道：赔款既不肯减，割地总可以减吧？总不能一毛不拔吧？

伊藤博文回答：两件一点不能减少。这是我最后的态度，既不能少，更不能改。

李鸿章性格中有那个时代所需要坚韧。见赔款金额不能减少，他没有放弃，转而又想在割让台湾一事上，尽力争取一些可能的利益。

李鸿章说，割台一事，没必要办的那么急迫。

伊藤博文不理，坚持要求条约生效后一个月之内必须完成交割手续。

李鸿章推脱说，此事头绪纷繁，一个月太急了，最少也要两个月。

伊藤博文丝毫不松口，还是坚持一个月的期限。

李鸿章有些愤怒了，但他无力抗争，只能用一种讥讽的口吻质问伊藤博文，台湾已是你们口中之物，何必如此着急？

这时候，伊藤博文赤裸裸地说了一句特别嚣张的话，尚未咽下，饿得很！

李鸿章听了，反唇相讥，两万万两赔款，难道还吃不饱吗？

一再遭受羞辱，却无力反抗，只能承受，这大概是所有屈辱中最沉重，最难以承受的。

拜伊藤博文所赐，马关谈判后来被李鸿章视为平生第一奇耻大辱，发誓不再踏上日本领土半步。1896年，李鸿章出访欧美，回国途中需要在日本横滨换船，鉴于他全权特使的身份，当时驻日公使曾邀请他到中国驻日大使馆休息，结果这番“好意”遭到李鸿章的断然拒绝，因为不再踏上日本领土，是他的誓言。

不仅如此，在换船的时候，李鸿章坚决不坐日本船，而是用跳板完成了这一必做之事。

一个饱经风霜，步履蹒跚的老人，拄着拐杖，艰难地行走在海岸边的跳板上，这倔强的一幕曾让许多人为之动容。

纵然，在历史的天空下，李鸿章身上有污点，但要说他是彻头彻尾的卖国贼，那也是不公正的。

他有他的志气。

他有他的苦楚。

在那个时代，他承受了比任何其他人都沉痛的历史之重。

对于十年前享有盛誉的老前辈，十年后狼狈不堪的手下败将，伊藤博文看待李鸿章，尊敬是有的，但尊敬之外，亦有己胜过彼的强人心态。

李鸿章遇刺之后，两人在谈判之余，曾有一番对话，非常有意味。

伊藤博文说，凭借中堂的经验和能力，你在日本肯定会干的比我好，而我要是处在中堂的地位，则未必能怎样。不过，我很想试试。

在伊藤博文看来，李鸿章所处的环境的确充满了挑战，但要说完全没有机会，那也不客观。讲才能，李鸿章是有的，论卓越，他只能算作平庸。如果换作是他伊藤博文，至少他有试试的兴趣，不输李鸿章的信心。

对于伊藤博文的这个说法，李鸿章没有反驳，而是相对诚恳地做了一个回应。

李鸿章说，如果你真感兴趣，我回去可以跟太后和皇上汇报，在你任满之后请你到北京，做大清的客卿。

在李鸿章看来，伊藤博文的卓越不是他个人的，而是整个国家和环境的。如果将他放进大清这个深泥潭中，要不了多久，他就会成为甚至自身都难保的庸人。

李鸿章的这个心态，固然有针锋相对、不服输的意味，但他说的也没错。

两人这番谈话过去三年后，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向光绪进言，说变法之事，须请一东一西两位外国人来主持才好，东人是伊藤博文，西人是李提摩太。

伊藤博文接到邀请，果然来了，并先行到贤良寺拜会了李鸿章。

李鸿章对他说，你不知道中国的厉害，我劝你还是早点打道回府吧。

伊藤博文不听，三天后就见识了中国的厉害。

慈禧得知光绪要请伊藤博文来当总理大臣，当即勃然大怒，痛骂光绪，黄口小儿懂得什么！

伊藤博文听闻慈禧盛怒，随即意识到自己的“肤浅”，连夜逃离了京城。

因为那一棵华中木兰，有些人认为，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应当算作朋友。

这是一种典型的历史错觉。

他们之间，只是可以对话的对手，从来不是朋友。

在李鸿章、伊藤博文那个级别，真正的朋友，是可以论道的。

从这个角度讲，李鸿章和德国前宰相俾斯麦，倒像是朋友。

1896年，李鸿章到访德国，曾登门拜访俾斯麦，并虚心问政。

李鸿章问：作为大臣，我很想为朝廷尽力办事，但在我们那里，朝廷和同僚都在给我制造麻烦，处处掣肘，我该怎么办？

俾斯麦说：反对朝廷是不行的。如果皇帝完全站在你这一边，有许多事情你就可以放手去做。如果不是这样，那你就无能为力。任何臣子都很难反抗君主的意志。

李鸿章问：如果皇帝一直受到他人影响，偏信他人意见，那我该怎么办？每天都有很多麻烦，做臣子的很难有所建树。

俾斯麦说：只要至诚忧国，君王最后总能看到。当麻烦来自女人的时候，我们往往比较被动。这时候，掌握军队很重要，兵不在多，那怕只有5万人，但一定要精。

李鸿章听了，惆怅着，沉默不语。

比起俾斯麦的忠告，伊藤博文除了强盗嘴脸，充满了东方式的虚伪。

所以有人讲，李鸿章活着的时候，就应该砍掉那棵由伊藤博文赠送的日本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