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0年的时候，毛主席接到了一封老家湖南寄过来的信。写信的人是以前帮过毛主席大忙，让他躲过一劫的那位警察厅厅长。
他在信里头说，想让毛主席帮他找个活儿干。打从新中国成立那会儿起，毛主席收到的信那可多了去了，里头有不少是亲戚朋友想来北京找个工作的请求。
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是个特别讲原则的大领导，他一直都很公正，从不滥用权力为自己谋私利，更不会让私人感情影响到国家的利益。
那么，到底是谁帮毛主席摆脱了危险呢？后来，毛主席又是怎么安顿这个人的呢？
【因两篇文章，毛主席遭遇通缉】
刘武，人们都叫他策成，他可不只是湖南省警察厅的一把手，还有另一个挺重要的身份，那就是毛主席的老师。
刘策成打小家里就穷，他心里明白，想要翻身，只能靠读书。这小子脑子灵光，记性也好，从小就迷上了文学，特别是对庄子的书，那是爱不释手。
毕业后，刘策成选择留在学校当老师，传授知识。当袁世凯抢走革命胜利果实，他决定不再沉默，和老师、学生们一起行动，大声宣扬革命思想，死活都不让袁世凯当上皇帝。
他那股子什么都不怕的劲儿，害得他被关了好一阵子。还好有蔡锷帮忙，他才逃过一劫，重获自由。出来后，他二话不说，又回到了学校，接着干他的教书活儿。
刘策成上课特别带劲，总能讲得让人津津有味。他从来不死抠课本，毕竟那些知识他早就烂熟于心了。
他擅长把知识和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经常引用历史典故，让学生在开心放松的环境里真正理解学问的本质。所以，学生们都亲热地叫他“活历史”。
刘策成教过的学生里，有两个特别厉害，一个是周世钊，另一个就是咱们的毛主席。在刘策成看来，毛主席那可是个百年不遇的“天才”。
1920年那会儿，刘策成打定主意不再搞教育了，他跑去浏阳县和衡山县当起了县长。刚一到任，他就给自己定了个规矩，要当一个干干净净、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办事的好县长。
他真的做到了，当官那会儿，他清清白白，从来不贪污受贿，老百姓都特别尊敬他，喜欢他。
大家都亲切地喊他“刘青天”，他走的时候，老百姓特意送了他一把“万民伞”，以此来感谢和尊敬他。
同时，毛主席毕业后就一直悄悄地参与革命活动，他办了个文化书店，就是想让大家的思想觉悟能够提高起来。
没过多长时间，毛主席就碰到了一个难题，那就是手里头钱不够用了，书社眼看就要开不下去了。没办法，毛主席只能到处想办法找钱，来维持书社的运转。
虽然大家想尽办法四处凑钱，但到头来也只筹到了几百块钱。要靠这点钱把书社维持下去，那简直是远远不够的啊。
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心里想起了他的老师刘策成。他立刻动手给刘策成老师写了一封信，盼望着老师能伸出援手帮他一把。
刘策成接到信以后，心里头别提多高兴和骄傲了。他二话不说，立马就把好不容易凑齐的300块钱，亲手交到了毛主席那里。有了他这份热心帮忙，文化书社总算是挺过了那个难关。
事后，毛主席还特意前往看望了他的老师刘策成，两人促膝长谈，一直聊到了深夜。
1923年的时候，毛主席连着写了两篇文章，矛头直接对准湖南省的省长赵恒惕。这两篇文章把赵恒惕这个军阀的真面目给撕了下来，让大家看到他其实是个虚伪的家伙，还狠心镇压农民运动。
赵恒惕在得知某些情况后，心中燃起了熊熊怒火。这并非是他与毛主席的初次对立。回溯过往，早在赵恒惕与谭延闿的纷争中，毛主席就公开站到了谭延闿的一边。
如今，毛主席的文章再次引起轩然大波，让某些人的颜面扫地，这其中就包括赵恒惕。面对这样的局面，赵恒惕显然不会轻易罢休。因此，他做出了一个决定——通缉毛主席，这意味着一场新的风暴即将席卷而来。
【帮助毛主席长沙脱险】
其实，刘策成和赵恒惕之间有那么点关系，刘策成的儿媳正好是赵恒惕的侄女儿，所以两家是亲戚。
赵恒惕为了把自己的权力基础打得更牢，琢磨了好久，最后决定把刘策成调到湖南省警察厅去当厅长。他就是想通过这个办法，在关键位置放个“自己人”。
那时候，刘策成一门心思扑在天心阁这类历史遗迹的维护和翻新工作上。但说来也巧，正因为他在这个岗位上，才有机会悄悄观察到赵恒惕权力背后的那些不为人知的暗斗。
遇到错综复杂的政治场面，一边是有着紧密亲属关系的姻亲家族，另一边则是自己非常看重的学生，刘策成立马下了决心，果断地站在了学生这一边。
了解清楚情况后，刘策成找到了抓捕毛主席任务的主要负责人王建屏。他们俩关系特别好，王建屏也是刘策成最放心的人。
能跟刘策成想到一块去的人，那品行肯定差不了，王建屏这家伙，确实是个正直无私的硬汉。
刘策成跟王建屏说了实话，他说毛主席以前是他的学生，还求王建屏一定要把这事儿告诉毛主席，让他赶紧离开危险的地方。
王建屏一听这话，使劲点了点头，接着就忙活起来。他当天晚上就奔到了毛主席住的地方，但找了好一阵儿，也没见到人影。
接着，我们赶紧奔向工团联合会，最后见到了毛主席，顺利地把紧急需要撤离的消息告诉了他。
听说毛主席已经安全躲到了秘密地方，王建屏第二天就带着大家，在城市里头明目张胆地开始搜捕。
这次行动规模挺大，虽然主要是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但无意间也让赵恒惕打消了顾虑。他以为大家已经拼尽全力，只是毛主席太聪明，一直没被抓到。
过了好些年，赵恒惕又一次被问起那件事情，脸上还是一副摸不着头脑的样子。记者一个劲儿地追问，他只能苦笑着摇头说：“我真的不知道为啥，可能是他本事太大了吧。”
坐上警察厅厅长的交椅后，刘策成慢慢发现，这里军阀主义的风气已经深入骨髓，那些官员们只顾着自己玩乐，对正经事儿完全不放在心上。
在“那混乱的地方”摸爬滚打一段时间后，刘策成决定退出，跑到湖南省自治处，干起了秘书的活儿。
从湖南分别以后，刘策成虽然再也没和毛主席见过面，但他运气不错，碰到了周总理和徐特立。他心里有个愿望，想让这两位帮忙给毛主席捎个话。
我支持共产党对抗日子的立场！
【进京谋职，周总理亲笔签发特聘书】
1950年，毛主席手里多了一封老家湖南寄过来的信，写信的人是他以前的老师刘策成，这位老师当年可是帮过毛主席大忙的。信里头，刘老师说了个心愿，想让毛主席帮忙给找个活儿干。
毛主席是个特别看重感情的人，但他对那些“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做法相当不满。
新中国一建立，毛主席那收到的信啊，多得数不过来。有的是来给毛主席问好的，有的是找毛主席帮忙的，当然啦，也有人想借着毛主席的名头，到北京找个好工作。
毛主席心里挺纠结，想着这些曾经帮过自己的人，要是现在对他们的来信不管不顾，那岂不是显得自己有点过河拆桥，不讲情义了？
可要是选了帮忙那条路，那就彻底背离了中国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原则，这不就跟国民党没啥两样了吗？
这种不顾群众利益，只想着自己感情，把个人利益看得比国家利益还重的做法，早晚得完蛋。所以，毛主席经过好好琢磨，提出了“四个不”的要求：
对于这类事情，我的处理方式就是：不提介绍，不给推荐，保持沉默，不写任何信件。这就是我应对这类事务的基本原则。
当毛主席的妻兄提出想到北京找工作的念头时，他只是淡淡地说：
别抱啥不切实际的念头，别来北京，凡事都照着老规矩来办就行。
从那以后，家里除非碰上特别重要的事情，不然这种去北京找工作的信就少了许多。毛主席一直都有自己的底线，他从来不用自己的权力给自己或别人开后门。
不过，当刘策成这位恩师向毛主席请求帮忙时，毛主席的看法有了变化。
他一口气回了三封信，等刘策成到了北京，还特地张罗着让周总理签了个特聘书，直接把他安排进了政务院文史研究馆上班。
这个行为，确实违背了毛主席一直以来坚守的规矩。那么，毛主席为啥会采取这样的做法呢？
刘策成从小就对庄子写的书特别着迷，后来他一直钻研庄子的学问。
尽管后来年纪大了，但对庄子的研究热情一直没变，我全心投入，写下了《庄子集解内篇补正》这本书。
刘策成这人，肚子里有真货，说是专家那是一点不夸张。他在1953年出了本叫《庄子集解内篇补正》的书。
这本书一出版，立马就火了。刘策成的这部作品，不光给古代哲学、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气息，还被国家图书馆当成了宝贝收着，它的学术分量，那是一目了然。
所以，毛主席的这个决定，不是说他放弃了原则，而是因为他特别看重人才，还深入思考了咱们国家的文化建设。
他用实际行动向大家展示，真正的运用权力为了“公众”，就是确保国家能留住那些有真本事、能为国家进步出力的专家和学者。
【结语】
毛主席，他是中国共产党里头的杰出头儿，一举一动都透着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铁打信念。特别是他碰到个人感情和国家大事得选一边的时候，那立场，杠杠的坚定。
作为党的带头人，毛主席深知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可能被大家跟着学，所以他时刻保持头脑清楚，严守党的规矩和纪律。
毛主席遭遇追捕那会儿，刘策成铁了心站在他那边。他借着工作上的便利，豁出去给毛主席通风报信，最终让毛主席顺利躲过了这一劫。
当刘策成提出想到北京找工作时，毛主席给了他特别的帮助，这可不是因为有啥私交，主要是毛主席真心认可刘策成的学问和为人。
毛主席心里清楚，像刘策成这种既有真本事又有大学问的人，对国家搞文化建设、做学术研究来说，那可是非常珍贵、缺了不行的资源。
所以，他在守住底线的情况下，能给刘策成的帮助都给了，这既是为了看重和扶持人才，也是给国家的文化工作出一份力。
在毛主席心里，虽然个人的感情挺重要，但它绝对不能超过国家利益。
他真的是用自个儿的实际行动，给我们大伙儿做了个特别好的榜样。就是说，不管碰到啥样的状况，他都能做到一直坚守党的规矩，始终把国家和老百姓的利益看得最重。
毛主席和刘策成之间的交往，真的是既深刻又动人，它超越了普通的师生关系，更像是一场共产党人怎样既讲原则又不失灵活的真实展现。他们之间的情谊，不仅仅是感情上的深厚，更是行动上的默契与配合。
它教给我们，在面对个人感情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平衡时，咱们得守住底线，但也得会随机应变；个人的感受当然重要，不过国家的利益更是得放在首位，得保护好。
要做到这些，才能真正算是个有品性、有底线、有责任心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