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刚解放，一位看似普通的女护士悄然潜入这座繁华都市。她有着精湛的医术，为人热情，工作勤恳。在动荡的年代里，她辗转于各个诊所和工厂，默默无闻地工作着。随着时间推移，她的表现越发出色，甚至成为了工厂里的劳动模范。谁能想到，这位即将入党的模范工人，竟然是一位潜伏九年的军统特务？她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
建国初期的暗杀形势1949年，随着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迅速瓦解。蒋介石在撤退台湾前，召开了一场秘密会议，制定了针对解放区主要城市领导人的暗杀计划。这个计划由国防部保密局具体执行，其中上海市长陈毅、南京市长刘伯承和广州市长叶剑英被列为首要暗杀目标。
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为执行这项任务，在1949年6月至9月期间，先后派遣了三批特工前往上海。第一批由军统特务朱山猿带队，伪装成商人进入上海。他们通过在菜市场设摊和开设小店等方式，打探陈毅的活动规律。但这支小队刚建立联络据点就被上海公安机关侦破，全部落网。
第二批特工由封企带领，采取了更为隐蔽的方式。他们以工人身份混入上海市政府附近的工厂，意图寻找暗杀机会。然而，由于上海公安局加强了对重点区域的布控，这支小队还未展开行动就被当地群众举报，最终也难逃法网。
两次暗杀行动的失败让蒋介石震怒，他在台北亲自召见毛人凤，要求必须在三个月内完成暗杀任务。1950年初春，毛人凤派出了他认为最有把握的一张王牌——军统王牌杀手刘全德。刘全德此前在上海执行过多次暗杀任务，包括炸毁汪伪政府上海中储券银行和暗杀汪伪76号电台台长余阶等行动。
刘全德抵达上海后，立即联系了此前潜伏在上海的特务网络。但他不知道的是，其中一名重要联络人已经向上海公安局投诚。上海公安局借此机会设下了一个精心布置的圈套。当刘全德按照约定前往联络点接头时，便落入了公安机关的法网。
这三次暗杀行动的失败，迫使蒋介石改变策略。他下令保密局在上海建立长期潜伏网络，通过在各行各业安插特务，静待时机再行动。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就是由军统资深特工劳有花负责的情报网络。保密局为她精心设计了一套隐蔽的身份，以及严密的联络方式，这为后续的暗杀行动埋下了伏笔。
劳有花的特工生涯
1943年，军统局在重庆鸡鸣巷设立了一所特殊的训练机构。这所机构表面上是一家女子职业学校，实则是军统局为培养女特工而特别设立的训练基地。在这里，劳有花接受了为期两年的特工训练。
训练内容包括医护知识、密码学、军事技能和反侦察技术。其中，医护课程由当时著名的同德医院院长亲自指导。这也为劳有花日后在上海以护士身份潜伏打下了基础。军统局局长戴笠曾三次亲临该机构视察，每次都对劳有花的表现给予高度评价。
1945年春，劳有花以优异成绩结业。军统局随即安排她前往南京，在中央军校医院担任护士长，实则负责监视医院内可疑人员的活动。期间，她成功揭发了两名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并协助军统破获了一个地下党情报网。这些成绩使她得到了戴笠的特别关注。
1946年底，戴笠将劳有花调至上海，安排她进入76号特工总部。在这里，她开始接触更高级别的情报工作，主要负责管理特工档案和联络网络。通过这份工作，她掌握了军统在上海布置的大量秘密据点和联络方式。这些经验为她后来的潜伏工作提供了重要保障。
1948年下半年，随着解放军节节胜利，军统局开始在各大城市部署长期潜伏人员。劳有花凭借其出色的表现和过硬的专业技能，被选中作为上海地区的重要潜伏人员。军统为她精心设计了一套完整的假身份：一位来自苏北的战争寡妇，同时具备护士资格。
在接受潜伏任务前，劳有花还专门前往南京，接受了为期一个月的特殊训练。这次训练的重点是如何在共产党统治区生存，包括政策法规学习、言行举止规范等内容。军统还特别为她制作了一套完整的身份档案，包括户籍资料、工作证明和亲属关系证明等。
1949年4月，在上海即将解放前夕，劳有花正式开始了她的潜伏生涯。与其他特务不同的是，她没有按照保密局统一安排的方式潜伏，而是采取了更为隐蔽的独立行动方式。这个决定让她成功避开了此后上海公安局的多次大规模搜捕行动。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军统还为劳有花安排了一个特殊的身份保护网。她的表妹王月华在上海虹口区开设了一家小诊所，这家诊所不仅是她最初的落脚点，也是她与台湾方面联络的重要据点之一。
隐秘的潜伏生活1949年5月，劳有花以林月华的化名，在表妹开设的虹口区小诊所落脚。为了避免引起怀疑，她每天按时上下班，认真接诊病人，展现出一名普通护士应有的专业素养。她的医术确实高超，在诊所工作期间，成功治愈了多位疑难杂症患者，在附近居民中逐渐建立起良好的口碑。
这家诊所的位置颇具战略意义。它位于虹口区一条繁忙的街道上，距离上海市政府办公区仅有两个街区。每天清晨，劳有花都能观察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上下班规律。她将这些信息用特殊的暗语记录在病历本上，伪装成普通的医疗记录。
1950年初，为了扩大情报来源，劳有花通过表妹的关系，认识了永安纺织厂的厂长张守信。张守信的工厂经常接待政府考察团，这为劳有花提供了接近目标的机会。她以兼职厂医的身份，在永安纺织厂设立了一个医务室，专门负责工人的健康保健工作。
在纺织厂，劳有花建立了一个精密的情报网络。她利用医务室的特殊位置，将重要的情报藏在药品包装中。每周二和周五，她的表妹都会以送药为名，将这些＂药品＂带出工厂。情报随后通过一个由旧式照相馆、古董店和茶馆组成的传递网络，最终送往台湾。
为了掩护身份，劳有花在工厂表现得格外突出。她不仅认真做好本职工作，还主动参加工厂的各项劳动竞赛。在一次突发的车间火灾中，她临危不乱，组织工人疏散，并现场救治了多名烧伤工人。这次事件让她在工厂里声名鹊起，被评为劳动模范。
与此同时，劳有花还在暗中收集陈毅市长的活动信息。她发现永安纺织厂是上海市政府重点扶持的企业之一，陈毅每季度都会来厂区视察。她将这些信息通过一套特殊的暗号系统传递出去。这套系统使用了普通针线活计中常见的图案作为密码，将情报隐藏在看似普通的手工艺品中。
1951年春，上海市总工会开展了一次全市性的工人入党动员。作为劳动模范，劳有花被厂工会推荐为入党对象。这个意外的发展让她不得不更加谨慎。她开始减少与表妹的直接接触，改用一种更为隐蔽的联络方式：通过在《解放日报》上刊登特定内容的寻人启事来传递信息。
这种小心谨慎的生活方式让劳有花在上海成功潜伏了近两年。她建立的情报网络不仅为台湾方面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还成功掩护了多名军统特工的撤离行动。然而，随着入党审查的深入，她精心构建的身份面临着被揭穿的危险。
暴露与落网1952年3月，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一份匿名举报信，指出永安纺织厂的一位医务人员有重大嫌疑。这封信详细描述了该人员的一些反常行为，包括经常深夜独自外出，以及在工厂医务室收集政府文件等。公安局立即展开了秘密调查。
调查人员首先对劳有花的背景展开核实。他们发现她声称的苏北老家竟然查无此人，而她提供的战争寡妇证明文件也存在多处疑点。更为可疑的是，她在1949年以前的经历完全无法考证。公安局随即对她展开了全面监视。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公安人员发现劳有花每周都会去虹口区一家照相馆。这家照相馆表面上经营正常，但顾客却异常稀少。通过蹲点观察，警方发现照相馆的地下室经常有可疑人员进出。经过技术侦查，确认这里是一个军统特务的联络点。
4月15日，一场特大暴雨袭击上海。这天晚上，劳有花冒雨前往照相馆。就在她准备离开时，公安人员实施了抓捕行动。在搜查过程中，警方在照相馆地下室发现了一部电台和大量密码本。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找到了一份详细记录陈毅市长活动规律的档案。
劳有花被捕后，上海市公安局立即展开了全面收网行动。根据她的交代，警方相继破获了多个军统特务窝点，抓获特务27名，缴获手枪15支，子弹数百发，以及大量用于暗杀的特制工具。
在审讯过程中，办案人员发现劳有花的真实身份竟然是军统局上海站的重要特工。她不仅精通医术，还接受过专门的特工训练。更令人吃惊的是，她在被捕时已经完成了对陈毅市长的暗杀计划制定，只待时机成熟就要实施。
案件的突破口来自一个意外发现。在搜查劳有花住所时，警方在一个看似普通的枕头中发现了一本特殊的笔记本。这本笔记本使用了军统特有的密写技术，记录了她在上海的全部情报活动。通过破译这些密码，公安机关摸清了军统在上海的整个特务网络。
随后的调查显示，劳有花不仅在上海建立了情报网络，还与南京、杭州等地的特务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她利用护士和厂医的身份作为掩护，在各地之间自由往来，为军统输送情报。这个发现直接导致了多个城市的特务网络被连根拔起。
6月初，专案组在劳有花的表妹王月华家中搜查时，又有重大发现。在一个暗格里，找到了军统局给劳有花的任务书原件和一批未使用的暗杀工具。这些证据最终形成了一份完整的案卷，揭示了一个精心策划多年的暗杀阴谋。
审判与结局1952年7月，上海市军事法庭对劳有花案进行了为期五天的审理。庭审在上海市第一审判大厅进行，出席旁听的有各界代表300余人。检方出示了大量物证，包括密码本、电台设备、暗杀工具等实物证据，以及劳有花亲笔所写的工作日记和情报记录。
检察官通过详实的证据，揭示了劳有花自1949年以来的特务活动。证据显示，她不仅建立了一个横跨长三角地区的情报网络，还策划了多起未遂的暗杀行动。仅在上海一地，她就为台湾方面输送了超过200份重要情报，其中包括多份涉及国家机密的文件。
在法庭上，多位证人出庭作证。永安纺织厂的工人代表讲述了劳有花如何利用医务室收集情报，古董店老板交代了她如何利用古董交易掩护情报传递活动。最关键的证人是照相馆的店主，他详细描述了军统特务组织的联络方式和密码系统。
8月15日，法庭对劳有花作出判决。判决书指出，被告劳有花身为军统特务，潜伏上海，从事间谍活动，收集军事政治情报，策划暗杀行动，罪行极其严重。根据《惩治反革命条例》的相关规定，法庭判处劳有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判决后，劳有花提出上诉。上诉书中，她声称自己是被迫参加军统组织，并表示愿意戴罪立功。然而，二审法庭经过审理，认定原判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量刑适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952年9月1日清晨，劳有花被押往上海市郊execution场。行刑前，司法人员按照规定向她宣读了判决书。现场有关部门代表、群众代表共200余人到场监督。上海市公安局派出专门人员，对整个执行过程进行了全程监督和记录。
案件结束后，上海市公安局对此案进行了全面总结。专案组根据劳有花案的线索，又相继破获了多起特务案件，抓获特务嫌疑人89名，缴获各类武器装备和情报设备一大批。这些成果有力打击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在华东地区的情报网络。
这起案件在当时引起了极大轰动。《解放日报》等多家报纸对案件进行了详细报道，并连续刊登了系列评论文章。上海市公安局还根据此案编写了专门的教材，用于培训反特务工作人员。案件的侦破过程被收入公安部工作范例，成为新中国反特务斗争的典型案例之一。
1953年初，上海市政府在总结肃特工作时，将劳有花案列为重大案件。这个案例不仅揭示了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渗透手段，也展示了新中国公安机关的侦查能力。案件的全部档案材料被永久保存在上海市档案馆，成为研究新中国早期反特务斗争历史的重要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