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这对于广大中国人民来说无疑是痛苦而纠结的一年，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是以毛主席、周总理在内党的初代领导班子相继陨落，国家一时间“群龙无首”，缺乏核心人物的指挥统筹，另一方面，从十年风暴中刚刚走出，国人对国家的未来无比彷徨。
在这样的局面下，争议自然接踵而至，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一部分领导干部赞成重点发展经济，先行搁置争议，凡事要以恢复国力为主，而就在此时，一个不同的声音却突然出现，在他看来，撇去政治谈经济谈何容易，若想快速从风暴的废墟中完成涅槃，唯有先解决政治问题才行！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此人到底是谁，他对政治经济的深刻看法从何而来，最终又是否帮助国家一扫阴霾呢？
经济问题
先说答案，这位敢于和华国锋主席“唱反调”的男人不是旁的，正是新中国头号经济专家——陈云同志，至于他口中的“政治问题”也不难理解，很简单只一点，那就是邓公的平反与职务恢复问题。
彼时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1976年初，随着周总理的病逝，作为总理力荐的接班人，邓公自然受到了广大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的一致拥护，然而此举却也激怒了“那些人”，他们将邓公视作威胁，同时也很快采取了相应手段，具体内容这里不方便细说，但大家只需要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借此，邓公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三次起落，失去了领导职务不说，个人的安全更是遭受了严重威胁。
见此情形，有很多人都想替他说话，只可惜迫于压力这才只能缄默其口，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将近九个月，还是直到坏人被消灭，华国锋与叶帅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之后才总算有了改变。
一时间，想要为邓公平反之人数不胜数，例如陈云就是其中的典型，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凡事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华国锋虽然也想让邓公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并继续为社会主义的建设添砖加瓦，奈何阻力太大，一来是“百足之虫虽死不僵”，那些人的势力依旧存在，二来是邓公的问题在中央早已定性，没办法，在国家局势尚未稳定的情况下，他也只能暂时搁置，希望日后再去解决。
而这就衍生出了开头时“政治经济争论”，华国锋同志想要暂时搁置争议，暂时不去解决或慢慢解决十年风暴中产生的一系列人员、一系列矛盾，优先稳定局面，优先发展经济，等到国家重新走上正轨后再来处理这些“政治问题”。
可陈云同志的看法却并不相同，在他看来，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单纯的经济问题，一切国家问题都是源自政治，正所谓师出有名便是如此，名不正则言不顺，支持大搞经济建设的邓公尚且不在，尚且背负着污名，就这样埋头发展岂不是如同无头苍蝇一般吗？
闻听此言，华国锋瞬间陷入了犹豫，而就在他不知如何是好的局面下，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亦是直接将问题公开，在会上当即提出了邓公的问题，希望相关部门能够重新调查、评估，进而还邓公一个清白。
在陈云发言之后，王震等人也相继提出了相同的意见，眼见该议题得到了这么多人的支持，此时此刻华国锋的心里也有数了，故而，在次日的会议上，他亦是没再纠结，直接做出了让邓小平同志回来工作的决定，并拿出证据证明了邓小平同志的清白。
自此，新中国面临的难题总算解决，随着邓公等人的相继平反，谁是谁非已有定论，正义就是正义，有了法理支撑，有人主持大局，接下来国家才可以名正言顺的大搞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政策亦是很快出炉，一阵春风拂过，中国的经济这才得以快速腾飞！
由此可见，陈云同志的坚持无疑是正确的，正是他的力荐说服了华国锋，正是他的大胆发言征服了众人，这才让邓公得以重新出山主持大局，那么问题来了，他为何对经济发展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了解地如此透彻，他这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红色掌柜”
在国家面临争议与选择之际，陈云同志敢为人先，第一个站出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后续按照他的想法执行后，效果亦是出奇的好，在他与邓公的齐心协力之下，改革开放政策应运而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无比迅猛，这才得以出现如今的太平盛世！不过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其实最初参加革命的陈云并非经济层面的专家，他真正负责的其实是特情工作！
时间回到1931年4月，此时的陈云刚刚接到了一项重任，即，出任中央特科的负责人，统筹规划上海地区中央机构的安全与情报工作，至于为何让他临危受命，原因也不难理解，一方面是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发动的“白色恐怖”依然存在，从1927年至今已经足有四年之久，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下，党组织已然是弹尽粮绝，恰好陈云有过算账、站柜的经验，组织上这才想要让他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开源节流盘活局面。
而另一方面，其实此举也是无可奈何，要知道就在当月，上一任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已经叛变，整个特科不但群龙无首，在叛徒的出卖下，整个党组织都大有覆灭的风险，在如此紧要关头，上级已经没有时间精挑细选了，这才只能“矮子里拔大个”，把陈云这个没什么特情经验的干部提了上来。
由此可见，组织上这也算是死马当活马医了，不过幸运的是，陈云并没有辜负这份期许，恰恰相反，他还极佳地完成了这个艰难的任务。
上任后，眼见中央特科的条件着实艰苦，他很快就想到了解决办法，很简单只一点，那就是“做生意”！当然，并不是他不务正业，而是此举的好处多多，既可以改善地下工作者的待遇与生活条件，也可以用作掩护，毕竟在国民党特务眼中，这群共产党员都是苦出身，怎么可能改头换面成为小老板呢？
说干就干，有了思路陈云当即筹集了一笔资金，在上海街头买下了二十多个小商铺，随即将一部分信得过的地下工作者安排成了掌柜，而他自己则是统筹一切的“幕后老板”，在如今的影视剧中时常会看到地下党员在商铺中接头，这一切便都是源自于此。
就这样，在陈云的经营下，上海地区的地下工作很快迎来了全新的局面，借助日常的经营交易，组织上累积一笔不俗的资金，同时地下党员们的交流、联系也愈发便利，更有甚者，多余的钱还能支援中央苏区，这才得以让我党顺利渡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时期。
这就是陈云接触经济的开始，有了这份“履历”，在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开始全面封锁边区经贸合作，进而导致革命根据地物价飞涨之后，党中央和毛主席便想到了这个人才，为此他们当即将陈云调来了西北，希望他能够出马解决组织上的贸易、财经问题。
同样的，这亦是死马当活马医，不过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陈云居然再次不负众望帮助我党解决了严峻的经济负担。
在长达数周的市场调研后，陈云出动了，只见他先是调整不同商品的收购价格，做到国民党高价收购时边区低价抛售，逼得对方只能降低价格抢夺市场，随即，待生活必需品价格下降之际，他又着手疯狂囤货，一举便破灭了国统区垄断商品的阴谋诡计。
类似这样的手段数不胜数，而陈云亦是借此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稳定了边区财政，如此能力着实令人敬佩，当然了，也正是从这时起，组织上才发现了他在经济领域上的出色天赋。
时间来到抗日战争结束后，这时的国内局势十分复杂，国共两党虽然没有爆发明面上的冲突，但背地里的交锋却片刻不停，尤其是工业基础雄厚的东北三省，更是成为了双方的必争之地，为此，党中央再度将陈云派了出去，希望他能够尽快将东北的财政抓在手中。
而后续，陈云也是不负众望，先是用一手“余粮必卖，对策是流”的阳谋帮助组织上解决
了粮食问题，随即，他又力排众议，提出了“工厂不是机关，工厂不是军队” 的理念，简而言之就是说，工厂在经营的过程中必须考虑成本与利润问题，否则的话不利于经济的长久发展，只能是竭泽而渔。
在陈云的改革下，东北地区的红色工厂果然一改颓势，为后续的辽沈战役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再加上新中国成立之初连续打赢的经济保卫战，而这也正是陈云“红色掌柜”美誉的来源所在！
只能陈云能搞好经济
在中央特科工作期间另辟蹊径，通过经商的方式扭转了颓势，在抗日战争时期，与国民党当面锣对面鼓的打经济战并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在解放战争期间他又坐镇东北，为辽沈战役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陈云“红色掌柜”的名号实至名归，不过除了搞经济建设之外，他在政治上的前瞻性也是常人难以比拟的。
时间来到建国后，国家初立百废待兴，再加上抗美援朝战争的沉重负担，新中国的经济环境可谓是恶劣到了一定程度，见此情形，陈云无比焦急，在他看来，国家必须要快速拿出方案来，快速将局面扭转，否则的话即便打得一拳开，我们也终将倒在帝国主义的孤立与制裁之下。
为此，陈云夜以继日，很快就在1953年时参与、制定了国家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不仅如此，在此基础上，他还力排众议，在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策略中，加了一些“私心”，即，坚持同时发展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等轻工业，保障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村群体最基本的生活所需。
陈云的建议当即得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支持，不过就在一切欣欣向荣，国家正在向好发展之际，他却突然觉察到了一丝不对劲，原因很简单，一方面是集体农业的局限性，大锅饭、合作社使得不少农民失去了生产积极性，进而导致粮食出现了减产，另一方面，在某一特定时期，浮夸、吹牛风气盛行，基层干部只知道粉饰太平，只知道向上邀功，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见此情形，不少人都想出言提醒，但出于种种原因最终还是闭上了嘴，唯有陈云敢为人先，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他冒天下之大不韪先是提出了“分田单干、包产到户”这一理念，然后更是据理力争，将一些不切实际的生产指标缩减，为人民减轻了巨大的负担。
1960年，由于天灾人祸国家财政岌岌可危，陈云又再度出马，一方面从国外进口粮食，另一方面又动员上山下乡，利用农村集体经营的优势缓解了通货膨胀的巨大危机，如此这般，绝对够得上一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而这也就是毛主席提出，只有陈云能搞好经济的原因所在。
再到后来，邓公平反之后，陈云亦是坚定的站在他的身后，利用自身在经济建设上的丰富经验，贯彻落实了改革开放政策，可以说，中国人民能够过上如今的好日子，他功不可没！并且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这样一位半生与经济、与国库打交道的高级干部，在1995年去世之后，他的遗产居然才仅有不到两万元自己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稿费，如此身居高位却依旧两袖清风，让我们向陈云同志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