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具有广阔的国际战略视野，是新中国对外战略的奠基者。他一生始终关注着世界风云的变幻，并且及时根据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制定和调整党和国家的对外政策。毛泽东关于国际战略的理论与实践，体现了一个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务实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为新中国奠定大国地位作出了卓越贡献。
一、“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和建立国际统一战线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十分注重对于国际形势和国际问题的观察与分析，并逐步在对外战略方面形成了一些重要的观点。
在新民学会期间，毛泽东就把“改造中国”与“改造世界”联系在一起加以思考。在他的影响下，新民学会在1921年新年大会上，正式确定学会的宗旨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在此基础上，他极力主张“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
中国共产党创建伊始，就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并把联合苏俄、反对帝国主义作为自己的国际战略。“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并对当时的世界情况进行科学判断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
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影响下，毛泽东于1925年写下《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存在着“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的斗争。“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根据毛泽东的分析，在这种局面下，被压迫的阶级和民族除了站在以共产国际为首的革命阵营一边、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之外，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选择，走中间道路是行不通的。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提出的上述论点，为后来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且成为他从总体上把握国际局势的逻辑起点。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对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不同利益和矛盾的分析指出，中国的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帝国主义所支持的不同派别的“新旧军阀”所进行的持续不断的争夺与战争，“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这个结论不仅对开辟一条独创性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也有重要的影响，因为它涉及到了国际统一战线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利益的冲突的问题。
1935年12月，在民族危机空前严峻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思想调整了对外战略。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单独吞并中国的行动，使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达到空前紧张的程度。”因此，我们对待日本帝国主义以外的其他帝国主义的策略，是使它们“暂处于不积极反对反日战线的地位”;对于那些同情帮助中国抗日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国家，应“建立亲密的友谊关系”。
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此时提出调整对外战略固然有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样一个大的背景的影响，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要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有其自身所依据的思想基础，这主要见诸于毛泽东对帝国主义在华矛盾的独特分析。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著名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第一次明确指出，差不多一百年以来，“中国还保存了一种半独立的地位”，不仅是“由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而且还“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的斗争”，而“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这就必然加剧日本与其他列强之间的矛盾，从而有可能建立一个包括英美在内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不仅如此，英美与日本的矛盾还有可能使中国那些亲英美的政治集团在英美政策的影响下走向抗日，“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因此，中共可以利用英美来争取和影响国民党中亲英美的派别实行抗日的政策，并抑制其反共、内战的政策。
毛泽东的上述分析，不仅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争取英美加入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依据，而且为在抗日的前提下与国民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创立了理论依据。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1937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他指出:“中国不但应当和中国人民的始终一贯的良友苏联相联合，而且应当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
后来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预测是有远见的。虽然英美曾在中国抗战初期一度实行“不干涉”中日战争的消极政策，而且在1941年还一度企图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同日本妥协，毛泽东曾指示对此要予以揭穿和反对，但日本的胃口是英美满足不了的。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英美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终于使中、美、英在抗日的基础上走到了一起。1944年7月，美国政府派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受到中共方面的极大重视，中共中央称这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1944年7月，毛泽东、朱德和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在延安
二、“中间地带”的战略观点与“一边倒”的战略决策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新的形势，毛泽东在1946年8月6日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著名的“中间地带”的观点。他针对当时美国散布的反苏战争的流言，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针对这种国际战略态势，毛泽东认为要抓住主要矛盾:“美国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国侵略威胁的国家的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反动派及其在各国的走狗的进攻。”
依据“中间地带”的观点来制定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要对付当时对中国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威胁最大的美帝国主义，就必须要依靠和联合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要积极争取和联合处于中间地带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以最大限度地达到利用矛盾以反对主要之敌的目的。
建国前夕，为了从根本上与旧中国半殖民地的屈辱外交划清界限，并且争取国际社会正义、民主、和平力量的支持，使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面前真正站起来，毛泽东于1949年春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决策，由此构成了新中国在一段比较长时间内的对外战略。
1950年2月14日，中苏领导人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在当时两极格局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在决定同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作针锋相对的斗争的同时，把寻求友谊的眼光投向了苏联和国际和平民主阵营一边，这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同苏联关系符合逻辑的发展，也是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敌视中国革命的必然结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发言中，毛泽东指出，“我们不能设想，没有苏联，没有欧洲的及美国的工人，吸引了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在西方，我们中国也能胜利。”因此，毛泽东认为，“我们与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此点。”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公开提出了“一边倒”的方针，宣布新中国将倒向“社会主义一边”。毛泽东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八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毛泽东提出“一边倒”的方针首先是从全球总体格局出发的一种战略思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上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以及美国和苏联对待中国革命的不同态度所形成的客观局势，决定了新中国必须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惟有如此，才能“使我们的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不致处于孤立地位”，并且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其次，“一边倒”的方针是为了解决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紧迫任务———巩固新生的政权。对此，邓小平当时有一段精辟的论述。1949年7月19日，他在写给华东局诸同志的信中指出:“帝国主义的各种花样直到封锁，其目的在于迫我就范，我们的斗争也在于迫使帝国主义就范。我们绝不会就帝国主义之范，而一个多月的经验看出，帝国主义就我之范亦非易事。这一时期双方斗争实际上都是试探的性质，直到英美摊出封锁的牌。封锁，在目前说来，虽增加我们不少困难，但对我仍属有利，即使不封锁，我们许多困难也是不能解决的。但封锁太久了，对我则是极不利的。打破封锁之道，毛主席强调从军事上迅速占领两广云贵川康青宁诸省，尽量求得早日占领沿海各岛及台湾。同时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一面倒，愈早表现于行动则对我愈有利(毛主席说，这样是主动的倒，免得将来被动的倒)，内部政策强调认真的从自力更生打算，不但叫，而且认真着手做(毛主席说，更主要的从长远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着眼来提出这个问题)，毛主席说这两条很好，与中央精神一致。我们这样做，即占领全国、一面倒和自力更生，不但可以立于坚固的基础之上，而且才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
邓小平的上述论断说明，“一边倒”的方针是帝国主义敌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和新中国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新中国用以打破帝国主义封锁的一个锐利武器。
三、争取“第二中间地带”的战略思考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了所谓“遏制”政策，企图划一条线把社会主义国家“箍起来”，其余的国家都划为它们的势力范围。但西方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随着西欧、日本等国逐渐恢复了元气，帝国主义内部关系也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因此，毛泽东在1956年曾经指出世界上存在着“两类矛盾”、“三种力量”。进入60年代，随着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的进一步分化和改组，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的观察与分析也日渐深入。另一方面，毛泽东也在寻找打破美国对华孤立、封锁的突破口。这时，英、法、西德、日本等国的情况引起了他的注意。
1962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与日本客人安井郁的谈话中指出:“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也各不相同。”在这里，毛泽东把“中间地带”具体划分为四种类型的国家:(1)有殖民地的国家;(2)虽被剥夺了殖民地但仍有强大垄断资本的国家;(3)真正取得独立的国家;(4)名义上独立，但实际上仍是附属国的国家。
从1963年起，毛泽东又进一步把这四类国家概括成“两个中间地带”。其中一个是指亚、非、拉，另一个是指欧洲。后来，他又进一步明确指出，第二个“中间地带”是指欧洲、加拿大、澳洲、新西兰和日本。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用意，是要团结和利用更多的可以争取的力量。
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有助于人们认清不断分化和改组的国际战略格局，为中国进一步加强同亚、非、拉等“第一中间地带”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尤其是改善和发展处在“第二中间地带”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不仅对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发展作出了细致的分析与判断，并且提出了英、法等西方国家可以作为人民的“间接同盟者”的重要思想。1963年1月3日，毛泽东在同安井郁的谈话中指出:“英国和法国是帝国主义，但它们是大帝国主义美国想吃掉的中等帝国主义国家，同美国有矛盾，它们也很难混，可以作为人民的间接同盟者。日本的松村谦三、石桥湛三、高崎达之助等人，他们不大喜欢美国，同池田等有区别，可以作为人民的间接同盟者。”
根据毛泽东的上述观点，中国不仅对发展与亚、非、拉国家的关系继续采取积极的态度，同时对建立和改善同西方国家的关系给予了某种程度的重视。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建立外交关系
1964年1月，中法两国排除障碍，正式宣布建立外交关系，这是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这对打破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这之后，中国又先后同意大利和奥地利达成了互设贸易机构的协议。
总的说来，中国运用“第二中间地带”的论点，在同法国等个别西方国家的关系中取得了一些突破，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国际环境。事实证明，在西方国家中，像法国那样敢于对美国说不的国家实在是太少了。在这样的世界局势下，中国要想组成一个反美的统一战线并非易事。
面对当时国际、国内的困难形势，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些同志感到担忧。为了摆脱当时的外交困境，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和部分同志在1962年经过多次讨论，有针对性地写了一份作为《党内通讯》的信件，送交中央几位负责同志。信中谈到了国际斗争中的策略问题，特别是处理美、苏关系时应注意的问题。他建议，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要避免爆发朝鲜式的战争，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都集中到中国来。在对苏斗争问题上，要警惕赫鲁晓夫与美妥协，不惜与我决裂。因此，一定要抓住团结和反分裂的旗帜，防止双方斗争直线地尖锐下去;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要考虑从政治、外交、舆论等方面采取新的措施，打开僵局。作为对以上建议的总结，王稼祥还提出，在国际斗争中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做到有进、有退、有攻、有守、有争、有让、有拖、有解，而不是毫不松动一斗到底。同年6月，王稼祥又向中央提交了由他主持起草的《关于我国人民团体在国际会议上对某些国际问题的公开提法》的请示报告，向中共中央陈述关于中国国际战略和对美方针策略方面的论点。
实际上，王稼祥的上述主张与毛泽东在50年代要争取缓和国际局势的对外战略思想是一致的。但在60年代，情况已有所不同。由于毛泽东逐步滋长起来的“左”倾错误思想影响到了他的外交思想，因此，毛泽东认为王稼祥等人犯了“右”的错误，不仅拒绝了他关于缓和对外关系的建议，还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且提出“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坚持以不妥协的态度反对“帝、修、反”。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在对美方针上，坚持“一揽子”解决方案，即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一概不谈;在对苏论战方面，则没有留下回旋余地，从而使中国失去了改善自身处境的某些机会。
四、“一条线”的战略构想与新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
斗转星移，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已面临内忧外患的国内外形势。事实证明，在中国的实力相对较弱的情况下，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对抗，不仅极大地限制了中国拓展外交空间，并且使中国的安全环境日趋恶化。再加上“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中国同许多国家出现外交纠纷，就使得中国所面临的危险更加严重。这时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已是势在必行。
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使毛泽东开始意识到，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对抗既不明智，也难以为继，因此必须调整政策。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利用美苏矛盾，摆脱困境，就成为中国最高决策层开始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
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毛泽东越来越重视对国际形势的观察与研究。他注意到，世界上各种力量经过“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逐渐形成了新的战略格局。美国由于陷入越战泥潭，实力受损，在与苏联争霸的斗争中开始处于守势，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并考虑改善对华关系。而苏联则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奉行霸权主义的政策，并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对中国也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此外，由于日本、西欧、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上升，世界开始呈现出多极化的苗头。
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这种国际关系的巨大变革，为中国着手调整国际战略提供了历史契机，于是他开始重新审视中美关系，并且利用美国的急切需要，推动中美关系走向缓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于1971年导演了乒乓外交，终于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两国正式发表第一份举世瞩目的联合公报。这是中美双方共同努力取得的巨大成果。中美双方都不只是为了解决双边问题才签署这个公报的，公报的另一层意义在于中美之间由此产生的一种默契，即联手对付苏联。从此，在国际战略的新格局中，中国和美国都获得了新的活动余地。这对于中美两国的国家利益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经过将近一年的观察，中国最高决策层看到中美《上海公报》的实施一直在令人满意地进行，美国对越南战争的介入也终于停止，因此对尼克松政府的信任逐步增加。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根据国际局势的演变，形成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构想，从战略上为进一步加强中国同美国的关系确定了方向。
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时，指出了苏联因素在中美关系中所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你们的总统坐在这里讲的(手指基辛格的座位)，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把两只手握在一起)HAND—IN—HAND(手携手)”。他还向基辛格讲了他深思熟虑的一个想法:“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联美抗苏的宏大构想。
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新的世界地理政治图的轮廓开始形成了。中国作为一支独树一帜的重要力量确立了大国地位，并在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形成了影响全局的美苏中大三角关系，使中国外交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这就为新中国全面参与国际事务开辟了道路。
回首新中国刚刚建立之时，只有屈指可数的十几个国家予以承认并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而经过不懈的努力和奋斗，当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世界上已有110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全面的外交关系，并且开展了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往来，新中国已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中牢牢站稳了脚跟，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战略力量。这些成就为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向前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