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喃风 编辑丨喃风
“范进中举”的故事，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
一个穷困潦倒的老童生，大半辈子在科举的独木桥上挣扎，最终喜极而疯的画面，早已成为讽刺封建科举制度僵化和人性扭曲的经典桥段。
然而在现代，依旧存在着不少“范进”，如果他们得到了相当于范进的官职，恐怕也会欣喜若狂。
范进，一个名字背后，是无数底层读书人的缩影。他家境贫寒，衣衫褴褛，甚至到了冬天也只能穿着满是补丁的单衣。
他并非不努力，从二十岁起便踏上了科举之路，寒窗苦读数十年，却始终名落孙山。三十多次的落榜经历，不仅消磨了他的意志，也加剧了他家庭的困境。
他老母常年卧病在床，家中常常揭不开锅，甚至需要靠妻子回娘家接济。范进，一个在生活中苦苦挣扎的小人物，科举，是他改变命运的唯一希望，也是他沉重的精神枷锁。
科举，这条通往仕途的独木桥，承载了无数读书人的梦想，但也充满了残酷的竞争。
清朝每年录取的秀才不过一千六百人左右，而当时全国人口少则一亿，多则四亿，这录取比例，堪比登天。
鲁迅先生也曾参加过科举考试，在录取八十名秀才的情况下，他考了第一百四十五名，可见竞争之激烈。
而举人考试，更是从秀才中层层选拔，三年才考一次，其难度可想而知。清朝二百六十年，一共才出了十五万名举人，平均每年五百多人。
这数字背后，是无数寒窗苦读的学子，最终黯然离场的无奈。范进，只是这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他五十多岁仍未放弃科举，这既是对梦想的执着，也是对现实的无奈。
范进在未中举前，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他寄居在杀猪的岳父家，连大声说话的底气都没有。
岳父胡屠夫，一开始还顾忌他可能考取功名，对他有所收敛。但随着范进一次次落榜，胡屠夫的耐心也逐渐耗尽，开始对他百般羞辱，甚至将他当成家中的累赘。
邻居们也对范进冷嘲热讽，视他为不务正业的废物。范进，一个被社会边缘化的小人物，在中举之前，几乎没有任何尊严可言。
他与周围人的关系，充满了紧张和压抑，这既是社会阶层差异的体现，也是科举制度对人性的扭曲。
范进中举的消息，如同一声惊雷，瞬间打破了小县城的平静。这个曾经被所有人轻视的“老童生”，一夜之间，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曾经对他恶语相向的岳父，如今对他毕恭毕敬，甚至不惜下跪磕头。那些曾经对他冷眼旁观的邻居，也纷纷换上了一副谄媚的面孔，争先恐后地前来巴结。
范进家门口，堆满了贺礼，甚至有人直接送来了田产和房产，更有人将自己的女儿送来，希望能够与范进结亲。
这突如其来的转变，让范进如坠梦中，也让他彻底体验到了人性的复杂与善变。
知县张老爷，在得知范进中举的消息后，也立刻前来拜访。他不仅送上了五十两银子的贺礼，还亲自安排范进一家搬到县城居住。
在范进搬家当天，张老爷更是大摆宴席，邀请各地的乡绅富豪前来庆祝。这看似热闹的场面，背后却隐藏着更深层的利益交换。
那些乡绅富豪，之所以如此积极地巴结范进，并非出于真心祝贺，而是看中了范进未来的仕途发展。
他们慷慨解囊，送上厚礼，是为了将来能够得到范进的庇护和提携。这，便是封建社会人情世故的真实写照。
范进的官职，是山东学道。这个职位，相当于现在的山东省教育厅厅长，副省级干部。
在当时，学道一职，不仅拥有巨大的权力，还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所有从山东考出来的学生，无论将来官居何位，都要对范进执弟子礼。
这对于一个曾经穷困潦倒的老童生来说，无疑是天翻地覆的变化。难怪范进在得知自己中举后，会喜极而疯。
这种从社会底层一跃成为地方大员的经历，在当时，绝对是凤毛麟角。这不仅改变了范进个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他整个家族的命运。
范进的命运，是明清时期科举制度的一个缩影。科举制度，作为当时社会主要的选官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世袭贵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为底层读书人提供了一条上升通道。
范进，一个出身贫寒的读书人，正是通过科举考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实现了阶层的跨越。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和社会流动性。
然而，科举制度并非完美无缺，它也存在着诸多局限性。
科举制度对社会稳定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可以避免世袭贵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减少社会动荡。
同时，科举制度也鼓励读书人学习儒家经典，维护了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然而，科举制度也加剧了社会竞争，导致了读书人之间的互相倾轧，甚至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
回望历史，科举制度虽然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当今社会，教育仍然是改变个人命运的重要途径。
高考，作为现代社会的“科举”，同样承载着无数年轻人的梦想。
然而，与科举制度一样，高考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考试内容的单一性、竞争的激烈程度以及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等。
范进的故事，穿越时空，仍然能够触动我们内心的柔软之处。它提醒我们，社会公平是一个永恒的议题，需要我们不断地努力和探索。
同时，它也告诫我们，在追求个人成功的同时，也要保持内心的清醒和独立，不要被外界的诱惑和压力所左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活出真正的自我，实现人生的价值。
